○一般来说，在遇到困难挫折的情况下容易想到解放思想，也容易去解放思想，在取得成绩高歌猛进的情况下不容易想到解放思想，也不容易去解放思想。

○不能让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越来越模糊，广大群众在社会改革、发展中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社会改革发展目标的设定、方案的设计、措施的出台越来越经院化、越来越精英化、越来越小圈子化。

■尊重国情、强调从国情出发，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来之不易

主持人：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之所以备受瞩目，在于对国情做了客观、务实的判断和科学的把握。这引起了人们对如何认识国情问题的关注。其实，如何正确认识和判断国情，如何在科学把握国情的基础上确立社会革新发展战略，一直是近代以来一个热议的话题。能否从历史的角度谈谈对此的认识？

程美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程美东：尊重国情、强调从国情出发在今天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中国“变”与“不变”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在近代中国史上，强调国情的特殊性本是一些保守派人士拒绝改革的一个重要依据。从鸦片战争一直到甲午战争，无论是林则徐，还是李鸿章、张之洞，虽然强调中国要变，要学习西方，仅限于器物层次，在政治、文化层次上则认为中国不必学习西方，其内在的理论依据就是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说穿了就是特殊国情，中体西用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尤为集中在张之洞的《劝学篇》一文当中。甚至，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一些人也以不合国情为由而拒斥之、谩骂之。

正因为如此，国情一词在“五四”前后为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所共同反感，视其为守旧分子固步自封的遮羞布。所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都反对以国情为借口而拒绝改革进步。陈独秀的言论尤为激烈：“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可以说，从晚清到民国，国情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但各自使用的立场、动机却是不一样的。传统派以之为抵御西方文化的理论和现实依据，改革派则以其为守旧者充当工具而视之为民族痼疾、现代文明的障碍之一而对其加以猛烈的批判，这与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批判教条主义而从正面的意义上来使用国情这个词语的价值取向有着彻底的差异。

■全面客观地认识国情，应当要把“历史之国情”和“近今之国情”结合起来，对历史方位做到准确地把握

主持人：对于国情的认识，由于各自的立场、动机以及时代环境的不同，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怎样才能够比较客观、全面地认识国情呢？

程美东：每个生活在特定国家、社会的人都可以对这个国家、社会的情况有所了解、感受，甚至在某些个别的方面了解很深。但是，作为一个执政党、政府来说，不能把枝枝节节的国情简单地叠加，而必须在充分把握具体事实的基础上抽象出根本国情，否则其所推行的政策就不可能取得实效。李大钊在1915年《国情》一文中批评古德诺、有贺长雄等人的“共和不合中国国情”的论调时，就强调要全面认识国情，应当把“历史之国情”和“近今之国情”结合起来，尤其不能靠外国人的评断来判断中国的国情，其目的就是反对肢解国情，反对以偏概全。

近代以来为何出现那么多的思想流派、开出了那么多的药方？这与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国情关系密切。保守派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教化民众、有利于治国安邦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其空洞疏阔、重人文轻科技的一面；晏阳初把“愚弱穷私”视为中国的基本国情，所以就乡村教育视为救国之途；任鸿隽看到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所以致力于科学救国；胡适认为中国问题根源于“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从中国旧有的制度文化无法解决，故而主张充分世界化、充分西化；孙中山认为清政府自私腐败，内压汉族，外媚洋人，中国之途必得先推翻清政府，故主张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次第而行。

应该承认，上述各种思想、主张都是从不同角度审视了中国国情的结果(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有路径依赖的惯性、文化自恋、思维视野、利益保护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但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些都没有抓住本质，没有掌握中国的最根本的国情，这就是中国的社会性质——内有封建势力压迫、外有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基于这样的国情判断而开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使得中国获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