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以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为开端的，它阻断了中国历史正常发展的进程，使之失去了独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机缘，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正因为这样，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两大历史要求，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自己独创性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把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争取社会主义前途联结起来，为中国的独立、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开辟了一条现实道路和光明前景。毛泽东为此作出的无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使他的名字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紧密地联接在一起，为后世所景仰、所传承。

　　一

　　把中国的民主革命引向社会主义的前途，并在基本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使之成为现实的社会制度，这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大历史性贡献。

　　首先，毛泽东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连结点问题，也就是说，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决不可能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1]672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由之路。在毛泽东看来，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第一，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包括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内的进步因素的生长点；第二，具有了相对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特别是在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内部，有正在成长的各种社会主义因素，为将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了条件；第三，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正因为这样，把中国的民主革命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就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唯一正确的选择。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既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它既存在资本主义的因素，又存在不断生长中的社会主义的因素，这将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1]650毛泽东领导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就反映了上述特点。拿经济纲领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制度，其经济形态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2]1433毛泽东指出，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所以必须实行“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的方针。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还要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成分，以利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同时，对资本主义经济要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这主要是：第一，不能动摇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第二，要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和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使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方面得到限制，否则，任其自由泛滥势必危害整个国民经济。毛泽东尤其强调新民主主义国家必须优先发展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经济，使这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导向的、决定性的作用，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强大的物质基础。这种立足于现实又为未来发展准备条件的策略思想，在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纲领中也都得到生动的体现。

　　毛泽东指出：“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1]651正是在这一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下，毛泽东带领全党在长期的、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中，既致力于领导当前的民主革命，又自觉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为将来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准备条件，从而胜利地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前途相联结这一历史课题。

　　其次，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毛泽东领导下，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伟大变革，从此确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应当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亿万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所作出的决定性选择”。[3]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归根到底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是加速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同样是这样一种历史的要求和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仅仅经过三年的时间，国民经济就迅速得到恢复，这就把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提上日程。这就是要通过国家的工业化来实现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国家富强的理想。近代中国历史已证明，以资本主义为取向的国家工业化道路是走不通的，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不仅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向，是中国人民的主体性选择，而且这时也具备了实现它的基本条件。第一，有了较强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这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先天不足，发展维艰，难以成为国民经济起飞的基础。中国民族资本的主体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民族工业资本在整个民族资本中只占1/5，且主要分布在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在这样弱小的基础上，通过一个时期的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把中国建成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由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下，成本高，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小或甚至没有，因而导致工业产品短缺，使国家计划的完成受到严重影响。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这一很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合理的充分的发展以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全部实现。以上两方面的情况，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需要进一步改组，而且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4]350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又一个基本因素。第三，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样是生产力发展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客观要求。土地改革使农业生产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使之在一个时期内获得迅速发展。但是，土改后的农业经济仍然没有改变其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性质，生产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个体农户经营规模极度狭小，生产工具严重不足，资金十分短缺。农民要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平整土地和改良土壤、使用改良农具以及机器来进行耕作、播种和收获，实行分工制来发展多种经营等，都难以做到。许多农户不仅无力扩大再生产，有的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由于力量单薄，遇到自然灾害，更是没有抗御能力。如果不引导个体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不仅不能进一步发展农村生产力和改善农民的生活，而且农村也不可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和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等条件，从而严重制约工业的发展。拿工业发展急需解决粮食问题为例，陈云曾说当时解决的途径有三：开荒，修水利，合作化。前两项国家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要有配套工程，周期长，见效慢。他说：“这些办法都要采用，但见效最快的，在目前，还是合作化。”“搞合作化，根据以往的经验，平均产量可以提高百分之十五到三十。”“并且只有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各种增产措施才更容易见效。”[5]238, 239个体农业的这种状况，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正是上述多方面的因素构成了水到渠成的历史合力，把我国推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胡乔木认为，“中国经济在五十年代的最重要事件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就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局而论，重要的是，无论早几年或迟几年，保留多少私有成分，经营管理上和计划方法上具有多大程度应有的灵活多样性，总之，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4]345，353这是一个客观的评价。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再者，毛泽东领导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为中国社会主义大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革命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先在局部地区取得胜利然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胜利，因而在局部地区就建立了与全国性反动政权相对立的，具有国家形态雏形的革命政权，这不但锻炼了党执政的能力，而且为建立各种国家制度提供了经验。新中国建立伊始，毛泽东领导建立了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同这一国体相适应，在政体上，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政党制度上，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民族关系上，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体地说，以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是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选择。随着近代中国历史价值取向的转换，新中国理所当然地摒弃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实行体现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因而，“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6]136毫无疑义，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根本制度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新型政党关系的生动体现，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创造。这样的政党制度，在原则上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它有利于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高度地凝聚起来，而不是西方多党制那样互相倾轧，互相争斗，互相抵消力量。这是社会主义中国政治制度优于西方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这种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民族区域自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和现状而制定的政策和选择的制度。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旺盛的生命力，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贡献。总之，这三大基本政治制度，是历史地形成的，是各族人民通过自身的政治经验进行选择的结果。它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保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现，从而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二

　　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进行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努力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又一个重大贡献。

　　对于1956年召开的苏共20大，毛泽东曾用“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样的话，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和看法。对于这种心态的自我表露，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会上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这正是这时毛泽东的喜与忧的所在。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正是这种揭开盖子所起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列席这次书记处会议的吴冷西在他的《十年论战》一书中，曾回忆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的一段重要讲话，毛泽东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他说，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7]23-24对于这个重要思想，1962年1月，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8]302

　　在建国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毛泽东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8]305建国初期从苏联学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国民经济、保证重点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生活多样性的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的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由于党有丰富的反对教条主义的经验，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条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因而比较早地认识到，建设道路也同样不能照搬外国。正如毛泽东后来谈到的，对建国初期照抄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发觉统得太死，不行，着手改进体制。”[9]464

　　这时开启的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是具有穿越历史作用的伟大起步。正如十八大报告指出的：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里，仅就独创性理论成果作一说明。

　　1993年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的时候，胡绳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看法：在1956年，当我们党在已经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及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之后，如果不是另辟蹊径去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而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走，那不仅意味着中国会走上一条不是那么健康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意味着中国会成为在苏联指挥棒下的一个大的“卫星国”。可以设想，当90年代初苏东剧变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时，中国也将难以幸免。这虽是一个假设，但却是以历史经验为依据的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假设。这个看法无疑是深刻的，但这个看法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如果说另辟蹊径就可能避免后来的厄运，而事实上当年另辟蹊径的并非中国一家。拿经济体制来说，当时除了苏联的以高度中央集权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外，还有南斯拉夫的自治经济体制，匈牙利的计划加市场经济体制，这些国家在苏联解体时也全都覆没。而中国在提出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任务之后，其间又曾经历过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大的震荡，却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确实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应当指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总是十分重视并善于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建设，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武装全党，指导历史前进。这可以说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一大特色，也是他作为政治家的特有智慧的一个表现。1956年，毛泽东在深刻总结国内和国际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果断地提出要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任务，并围绕这一历史性课题回答了历史和现实的、国际和国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为走自己的建设道路奠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正因为这样，我们在另辟蹊径的艰难事业中，比较能够经得住风浪，而当我们出现失误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回到正确的思想上来并加以纠正，因而能够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是我们党坚持走自己的建设道路而不迷失方向的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及其领导集体的理论思考和理论建设是多方面的，这里主要谈以下两个问题。

　　(一)以苏联为鉴戒，初步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1956年，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及时提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任务。应当指出，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是同如何鉴戒苏联的经验相联系的。正是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深入思考，并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它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不仅表现在以此为起点的探索已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并开始触及体制方面的改革，达到一定的深度；而更重要的是体现于其中的基本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紧紧把握探索的主题，是要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建设道路，这是关系到改革的正确方向。改革和探索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明确的目的和方向。毛泽东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的实际出发，以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来确定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就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第二，关键要正确处理坚持独立自主和学习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是在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时，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并且说提出这个口号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所以这样，不仅是要放下大国的架子，强调一万年都要学习；而且主要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但这种学习绝不是照搬照抄，要学习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坚决抵制腐朽的东西；学习外国要重在消化、吸收，把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新的东西；在向外国学习中要把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发扬起来。这些思想对今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强的针对性。第三，中心是反对教条主义。党的七大在确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时，明确提出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其中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七大提出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对我们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影响已日益缩小，而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使得那种对西方的迷信，对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的影响正呈上升态势。他们企图用西方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消解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用新自由主义来影响和误导我们的改革，这对我们的事业有很大的腐蚀力和破坏力，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二)阐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56年，当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之后，党和国家面临着如何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即关系到国家的治理和社会走向这一根本性问题。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其特有的敏锐和深刻的哲学思维，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深入总结实践中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且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毛泽东于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它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了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最早的、又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上的探索和回答，它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奠定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根据他对人类社会的演进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的长期研究，指明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具有决定作用的基本矛盾，他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0]32-33虽然他在这里没有使用“基本矛盾”这一概念，但实际上已指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种基本的矛盾是社会发展动力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后来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曾明确使用过基本矛盾这一概念，他指出：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而大工业把它们明显地暴露出来了。”[11]758-759列宁也是在这个层面上提出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他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时指出：“因为危机是由现代经济制度中另一个更深刻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12]137他们这个深刻的理论观点，反映了整个人类社会都是建立在社会生产的基础之上，一切社会的运动和社会的面貌归根到底都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的。但社会现象是极其复杂的，这个概括还不能反映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全部特点，还没有涵盖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样人类社会的另一个基本矛盾，因为有一部分社会矛盾是由这个基本矛盾产生的。因而，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把经典作家发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种矛盾规定为社会基本矛盾，并认定这种社会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他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特殊矛盾及其相互关系，这个分析涉及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指明这些矛盾同以往社会一样，都是受社会基本矛盾所规定和制约的。他由此作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正是从对社会主义社会特殊矛盾的分析中，得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这两种社会基本矛盾，这是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一，指明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使我们在社会矛盾面前处于主动地位。第二，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就其基本方面来说是相适应的，这就为发展社会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奠定了理论基础；也还存在不相适应的方面，但这是非基本的方面，因而可以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加以解决，这就为通过调整和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并强调大量的、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因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就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表明在50年代中期党和毛泽东进行的一系列理论思考和理论工作，对于我们另辟蹊径、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纠正在前进中出现的自身的失误，使之沿着健康而正确的方向发展，都起了重要的指导和保证作用。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改革和创新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善于依据现实提出的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才能正确地指导现实，预见未来，保证航向的正确。

　　三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能否巩固政权，在全国执政条件下能否找到一条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是毛泽东为之不懈努力和探索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当革命胜利初现曙光时，毛泽东就提出要吸取“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的历史教训，他语重心长地说：“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13]217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包括我们党的经验时，总是把失败同骄傲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在革命时期如果骄傲了，就必然突出个人的作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取得政权以后如果骄傲了，就会追求享乐腐化，骄奢淫逸，这样的话十个人就会有十个失败。民间有一个说法，李闯王打天下十八年，坐江山十八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毛泽东要求全党记取李自成失败和我们党的历史教训，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回答来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中共能否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支配的问题时，依据党在局部地区特别是延安时期执政的经验，满怀信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4]610后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侵袭的著名警告。为了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提议规定了六条：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这表明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把党执政后反腐蚀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要防止“糖弹”袭击而腐化变质的警示，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即不幸言中。进城之后，由于党所处的环境和地位的变化，在部分党员干部中迅速滋长了居功骄傲，贪图享受，有的甚至走上了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犯罪道路。这种情况，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和深刻忧虑，认为这是一场早已料到的、不可避免的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与前途的一件大事。毛泽东在50年代初领导的“三反”斗争，揭露了一批蜕化变质分子，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干部，教育了广大党员和干部，为我们党提供了保持人民政权纯洁性、有效捍卫人民主权的成功范例和宝贵经验。

　　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开始大力兜售“和平演变”的战略。这是国际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军事包围和政治孤立遭到失败之后，以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为主要形式，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内部演变，从而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这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早举起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旗帜。从这时起，毛泽东把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反腐蚀”方针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

　　防止“和平演变”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的历史性任务，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如何保持政权的问题。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策略变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他说：杜勒斯讲他们要以什么“法律和正义”来代替武力，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毛泽东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我们要提高对西方国家将采用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警惕性。此后毛泽东还多次讲到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变”问题，他反复强调，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他特别指出：“我们国家也不太平，还有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15]2-3

　　毛泽东针对西方预言家把和平演变希望寄托在第三、第四代身上，提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这是具有决定我们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对培养接班人问题极为重视，是基于这样两个相互交叠在一起的原因：一是由于赫鲁晓夫问题引发出对于我们“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的深深忧虑；二是基于对自然规律法则的思考，他表示过：“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16]1390

　　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他特别指出，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革命接班人的问题，不仅具有长远意义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也是一个现实的紧迫任务。

　　毛泽东还总结了国际的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在上述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要具备的条件。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能够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是革命接班人条件的核心内容。马列主义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已为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所证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同样需要马列主义作为指针，因为马列主义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离开了马列主义的指导，就不会有正确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只有依靠马列主义这一理论武器，才能明辨是非，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毛泽东十分强调青年人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观点，“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17]226所以他反复教育干部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第二，强调要为大多数群众谋利益，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具备的政治品格。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根本标志。我们党的性质决定了共产党人必须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党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后，毛泽东充分意识到在执政的条件下党所面临的严峻考验，不断告诫全党要警惕由人民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危险。在毛泽东看来，是为大多数群众谋利益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是搞马列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第三，特别提出革命接班人还要有良好的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这主要是善于团结大多数人，有民主作风和自我批评精神。这对一个领导骨干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条件。所以，作为革命接班人的基本条件，是应该考虑他们在未来履行领导职务所必须具备的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的。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其基本精神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遗憾的是，由于这时“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使这些本来正确的主张没有能够正确地贯彻下去，相反地却采用了个人选定接班人等错误做法，造成了与主观愿望相悖的严重后果。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在如何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问题上，毛泽东最早提出反修防修的任务，特别提出要警惕和防止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早在1957年，他就针对当时国际国内的问题，指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又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17]233诚然，毛泽东在60年代提出警惕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时候，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恰如其分的解释，相反还把党内不同意见，把一些反对“左”的错误做法的正确意见当成了修正主义，甚至把一些属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也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这就使他对当时党内状况的估计越来越陷入了“左”的错误。这是值得永远记取的深刻教训。但是，应当肯定，毛泽东把警惕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出现修正主义，作为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一个战略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提出来，是很有预见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历史经验表明，敌对势力要从外部搞垮我们这个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如果党内出现修正主义和腐败变质分子而不加以制止的话，这种来自内部的危险就可能对党构成直接的威胁。毛泽东曾多次讲过，敌人是打不倒我们的，可是共产党可以把共产党打倒。这就是指堡垒是有可能从内部被攻破的。所以，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阴谋能否得逞，最终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因素，而其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党的领导层特别是中央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在1965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所强调的：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就其出发点来说，是希望亿万群众得到锻炼，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防止人民江山改变颜色。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18]149, 346但由于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和采取错误的方法，导致了不幸的结果，这是历史的悲剧。虽然在探索中曾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他对此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觉，以及他提出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永远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反对西化、分化的阴谋和反腐败的斗争，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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