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神仙会”作为一种全新的会议形式迅速走入了与中共统战工作有关的各个领域，促进了中共与社会各界的协商和交流，受到当时社会的普遍关注。但是，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较少，仅有的研究也多沿用李维汉在其著作《回忆与研究》中的相关说法，对“神仙会”过程的梳理较为简单，其研究成果所用材料及话语具有一定的重复性。笔者以各方的资料及研究为基础，拟对1959～1962年间影响全国的“神仙会”的起源、在民主党派工作中的发展、全面铺开及终止的过程进行梳理，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将“神仙会”引入民主党派工作 

　　“神仙会”本是在江南一带盛行的一种庙会形式。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将这一名称引入中共党内，并赋予其全新的含义。据李维汉回忆：约在1942年秋，毛泽东曾建议老干部的整风可以采用一种新的形式，即“成立一个小组，也开小组会，互相交换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和风细雨，弄清是非，团结同志”。此后，毛泽东将这种通过自学和讨论等方式和风细雨地解决矛盾或问题的会议形式，称为“神仙会”。［1］新中国成立后，在1959年7～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神仙会”的形式被再次采用。在此次会议前期，根据会议安排，白天开会、读书、看文件，晚上看戏或跳舞，星期天休息，会议的气氛比较轻松愉快，因此人们称之为“神仙会”。但是，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引起了轩然大波，此后，会议转为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神仙会”随即停止。 

　　庐山会议后，中共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中央先后批转了一些地区和部门关于“反右倾”斗争的报告，要求所有地区和部门都必须深入开展反对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这场突如其来的反右倾运动使多数人思想紧张，针对这一情况，中共中央在对待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上采取了较为慎重、稳妥的政策。1959年9月15日，中共中央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文化教育界人士等78人开会。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这回在党内是搞运动，研究分析，要搞透，而在党外不要搞运动。所以，那种顾虑可以解除。”［2］会后不久，中共中央于11月21日发文指出：“这次反右整风运动，不要在民主人士中进行，即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工商界和老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进行”，“现在已经开始进行的单位，应该采用适当方式加以结束。”［3］虽然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各民主党派不搞反右整风，而是实行缓和的方针，但运动仍波及各民主党派，加之当时国内外困难局面的来临，进一步引起了各民主党派的紧张与不安。“多数中间状态的人，思想动荡不安，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产生怀疑，特别害怕党内整风反右会延伸到党外，再来一次一九五七年的斗争。”［4］ 

　　1959年12月至1960年春，中国民主建国会（以下简称民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以下简称全国工商联）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联合举行。会议前期，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普遍带有紧张情绪，据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以下简称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回忆：参会的大多数人思想上比较紧张，怕批判斗争，不敢讲真话，心情不舒畅。不少代表心情紧张，口袋里装着发言稿，准备在大会上一拥护、二检讨，争取过关。［4］“进步分子则准备在会上大批大斗一场”。［1］（p.859） 

　　为真正消除与会人员的顾虑，改变会议的紧张局面，统战部决定把在党内多次成功实施的会议形式——“神仙会”引入各民主党派的工作中。在会议召开之前，统战部多次开会讨论，并最终决定“大会方针，进行正面教育，提高思想，方法是和风细雨，神仙会是方式”。［5］会议开始前和过程中，李维汉和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多次向会议领导陈叔通和黄炎培提议改变以往程式化的开会方法，而采用“神仙会”的方式，发扬民主、和风细雨，实行“三自”（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方针，并用“三不”来保证“三自”，用“三自”来达到敞开思想、讲心里话、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目的。［1］（p.859）最终，陈叔通和黄炎培接受了统战部的提议。 

　　12月16日，黄炎培在预备会议上指出：这次大会要“更进一步贯彻和风细雨的自我教育的精神”，将“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主要包括报告学习、讨论和参观访问等，并“更多地采用三三五五、自由结合的方法，便于大家亲切谈心，畅所欲言，把工商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尽量反映出来，充分交换意见，求得适当的解决。同时，通过这些普遍性问题的反映、讨论和解决，就可以使我们每个人的思想觉悟有所提高，心情舒畅，就可以使大会得到良好的效果”。［6］但是与会代表仍然顾虑重重，害怕是“钓鱼”、“记账”和“抓住小辫子”［7］。针对大家的疑虑，李维汉等人一方面引导大家放下顾虑，通过自由交谈、讨论和辩论达到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目的；另一方面劝说与会的“进步分子”端正态度，放下“棍子”和“帽子”。经过不断的引导与劝说，与会工商界人士逐步解除了顾虑，敞开了思想，展开热烈的争论和小组漫谈，走廊里、饭桌上到处都在交谈、争辩，相互间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心情舒畅。［1］（p.860） 1960年1月18日，李维汉在讲话中肯定了这一会风的转变。他指出：“两会联合举行的代表大会，开得很好。用开‘神仙会’的方法，和风细雨地讨论问题，搞通思想，明确方针任务，花费的时间要多一些，但是开得更细更深，更有结果。各地都这样开一次会，就会成为工商界一次比较深刻的自我教育运动。”［8］ 

　　在预备会结束后，黄炎培亦高度评价了“神仙会”的会议形式，他说：“我们的预备会议开得十分生动活泼，细致深入。这次预备会议，对我们大家来说等于进了两个月的社会主义学校，等于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过了两个月的丰富多采、心情舒畅的集体生活。应当肯定，我们这次大会的预备会议已经胜利地完成了预期的任务。”［6］（p.255）最终，经过不断的交谈、讨论和辩论，会议的焦点集中到工商界亟待解决的几个普遍性问题上。为使会议精神真正落到实处，刘少奇于1960年2月12日同民建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就会议集中反映的几个问题举行了座谈。刘少奇在讲话中对工商界比较关心的定息、高薪、学衔、政治安排和生活待遇等问题进行了说明，重申了中共“包一头、包到底”的政策，即“工商业者只要接受改造，为国家做事，同共产党合作，生活上国家照顾到底，负责到底。工商业者要顾思想进步的一头，国家包生活照顾的一头”［9］。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刘少奇讲话精神起草的社论《工商业者应当下决心“顾一头”、“一边倒”》，号召工商业者“一心顾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这一头，倒向社会主义这一边”。［10］4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再次重申了“包下来，包到底”的政策。［11］工商界的主要问题都获得了较为圆满的解决，中共将“神仙会”引入民主党派工作的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神仙会”影响的扩大 

　　在民建和全国工商联的全国代表大会成功召开后，“神仙会”的形式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肯定。会议结束后，民建与全国工商联的代表即赶赴各地，积极宣传中央精神，并将“神仙会”的会议形式推介到各地。此后，“神仙会”被迅速推至全国工商界，受到工商界的广泛欢迎，并在各民主党派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与此同时，“神仙会”亦被政协系统所接受，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1960年3月29日至4月11日，政协三届二次会议举行。在此次会议中，部分曾于此前参加民建与全国工商联全国代表大会的委员先后发言，对“神仙会”的会议形式做出了肯定的评价，其中，来自上海的刘靖基指出：“‘神仙会’的确是一个适合新形势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基本方法，有利于揭露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进一步调动我们的积极性。”［7］ 7月1～17日，全国政协常委会召开政治、理论学习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神仙会”的经验，提倡在学习工作中推广这一方法，并于随后的各工作组活动中普遍采用了该形式。7月17日，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在会议总结发言中指出，“神仙会”是在有正确方向和正确领导之下，一种群众性的自我改造和自我教育的方法，是在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民主人士、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进行互相帮助、互相启发，有利于揭露矛盾，分析问题，有利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因此，更有利于认真、细致、深入地讨论和解决一些思想问题，提高人们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这种方法，比较容易为多数人所接受，这是贯彻和风细雨精神的一种良好经验，在今后的学习中应当加以推广。［12］在此后的工作中，“神仙会”的形式被政协系统广泛接受，并为政协工作带来了较为明显的积极影响。 

　　此外，统战部亦不断推广“神仙会”这一会议形式。1960年2月，统战部决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继续采用“神仙会”的形式，并将之推广开来。4月23日，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和平杰三向彭真汇报统战工作座谈会的情况。彭真同意统战部关于知识分子状况的总体估计，同意在知识分子工作中执行“弛”的方针，并肯定了“神仙会”的会议形式。［13］5月，统战部在上海市召开十个城市党内外结合“对资改造工作经验交流会”，肯定了实行对资产阶级以团结为主、采取和风细雨的“神仙会”、进行正面教育的正确做法［5］（p.270）。自此，“神仙会”的形式在统战工作中得到进一步推广。 

　　1960年7～9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六个民主党派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时，国内仍面临严重困难，国际环境更趋复杂，民主党派中许多人士对此忧心忡忡。为帮助各民主党派开好这次会议，统战部专门组织了有关知识分子工作问题的讨论，并在北戴河进行了座谈。在座谈中，李维汉指出：“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对知识分子来说都是很尖锐的问题。改造世界观也很尖锐，这个改造是长期的、更是细致的，不能粗暴，要更和风细雨，更‘神仙会’。”［5］（p.271）座谈期间，统战部拟定了《对于民盟、民进、农工和九三等党派召开中央全会扩大会议的一些带方针性问题的意见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提出“这次民主党派会议采用开‘神仙会’的方式，和风细雨，敞开思想，提出问题，辨明是非，提高认识，进一步推动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加强自我改造”。［1］（p.863） 7月30日，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 

　　为了使“神仙会”的形式真正落实到此次会议中，李维汉等多次邀请民主党派有关人士座谈，反复强调“神仙会”的精神，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不要怕意见，会议不作个人检查。［5］（p.272）在会议召开期间，由于会议采用了“三自”和“三不”的方针，与会者在宽松的气氛中解除了思想顾虑，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在自由争辩中互相启发、互相学习，通过小组讨论会、谈心会、游园活动、经验交流会、报告会以及大会发言等形式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方向，取得了很大收获。［14］8月22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彭真等接见了参加会议的人员，毛泽东在与会议代表的谈话中肯定和称赞了“神仙会”这种形式。［1］（p.864） 

　　经过“神仙会”上的交流讨论，各民主党派参会人员普遍解开了思想上的疑虑，放下了思想包袱，解决了认识上的问题。因此，各民主党派代表对“神仙会”大多比较满意，纷纷对这一形式做出了肯定的评价。9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讨论总结》高度赞扬了“神仙会”的形式，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收获很大”。有的盟员甚至认为“这是本盟历史上开得最使人满意的一次会议”［15］。9月19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何香凝和副主席程潜都在讲话中对“神仙会”的会议形式进行了赞扬。何香凝在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和风细雨、自我教育和“神仙会”的精神应贯彻到我们经常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中去。至此，“神仙会”获得了与会各民主党派的一致肯定，其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三、“神仙会”的全面铺开 

　　经过多次实践后，“神仙会”的会议形式被统战系统、工商界、知识界、各民主党派及政协系统广泛运用，成为对民主协商的一种积极探索。 

　　1960年8月10～29日，统战部请各省市委统战部部长进行座谈，并向与会人员介绍了“神仙会”的情况。10月11日到11月中旬，徐冰在黑龙江和吉林等地进行调查研究期间不断强调“和风细雨”方法的重要性。［16］11月下旬，上海市统战工作会议召开。平杰三在会议中介绍了各地召开“神仙会”的情况。他指出：“神仙会全国全面铺开，上面开、下面开，大家都开。各级党委重视，宣传部也主动配合，成绩很大”，“神仙会”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党内外重视程度，工作细致深入，都是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以后所没有的。［5］（p.285） 

　　9月26日，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查通过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政治、理论学习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指出：“学习政治、理论，必须采取和风细雨、说服教育的方法”，“今年以来，在各界民主人士的改造工作中，发展了‘神仙会’的经验。‘神仙会’是在有正确方向和正确领导之下，一种群众性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法。这种方法更有利于互相帮助，互相启发，更有利于揭露矛盾，分析问题，更有利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因此更有利于认真、细致、深入地讨论和解决一些思想问题，提高人们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和风细雨和‘神仙会’的方法，就是我国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阶级斗争和政治、思想教育的一种好的方法”。［17］该文下发后，“神仙会”的形式在全国政协系统内得到进一步推广。 

　　1961年6～7月间，统战部在北京召开八省九市统战部部长座谈会。平杰三在对全年工作进行部署时再次强调了“神仙会”的方法，并指出对党外人士应“正面帮助，正面教育”［5］（p.290）。 

　　与此同时，各民主党派也自发开展了“神仙会”的宣传、推广和实践活动，并使之逐渐成为各民主党派工作的重要形式之一。自1960年7月至1961年1月，中国民主同盟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组织普遍召开了“神仙会”，绝大多数盟员和民盟联系的知识分子都参加了“神仙会”。［18］“许多地方到现在还在开神仙会，有的要开到春节以后。”［15］（p.693）1961年1月31日，《光明日报》发表专文指出：“半年来，九三学社的绝大多数成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都分别参加了中央、地方或基层的神仙会。”［19］9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指出：“民革各地方组织积极继续贯彻‘神仙会’精神，广泛展开形势教育。使基层组织的学习生活大大活跃起来，这是近半年多来基层组织工作中的一派新气象。”与此同时，中国民主促进会各级组织也开始逐级传达贯彻会议精神，并纷纷采用“神仙会”的方式开展形势教育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北京、上海、陕西、天津、杭州、武汉等地先后以“神仙会”方式召开会议，出席率均极高。［14］（p.180） 

　　在各领域不断召开“神仙会”的形势下，《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新闻媒体也加大了对“神仙会”的宣传，并于1961年上半年形成了一个小的宣传高潮。其中，《光明日报》在1961年3月15日刊发了《广泛地用“神仙会”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社论，并于当天刊发了5篇文章对“神仙会”进行介绍和总结。5月16日，《人民日报》刊发了4篇相关文章，并对“神仙会”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性意见。在各方广泛的宣传推介下，“神仙会”的形式开始遍及工商业领域、知识分子工作和民主党派工作等相关领域，甚至被应用于学术讨论、理论学习、宗教工作、民族工作、文艺工作和农村工作等领域。据《人民日报》报道，至1961年5月，“全国各地已经召开了大小规模的‘神仙会’数千次。其中，工商业者除小商贩以外，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普遍地参加了各级组织召开的‘神仙会’；各民主党派省、市地方基层组织的成员，也大都参加了‘神仙会’。其他如无党派的知识界人士、宗教界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也都分别召开或准备召开这样的会议。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近百万人参加，这对于调动广大社会人士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发生了很大的作用。”［20］ 

　　在普遍召开“神仙会”的基础上，各民主党派均对这种会议形式做出了高度评价，并决定将其作为自身工作的重要方法进行推广。1961年初，中国民主促进会在其年度工作计划要点中要求各级组织要把推广“神仙会”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并要及时总结和推广好的经验。［14］（p.180）中国民主同盟亦于1961年3月下发指示，指出“集体学习应贯彻神仙会和风细雨，三自三不的方针”。［15］（p.710）1962年5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通过决议指出：“神仙会是在有正确方向和正确领导下的一种群众性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有效方法，应该广泛运用。”　

　　1962年4月2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总结指出：政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广泛的学习活动，并“在学习中普遍采用了‘神仙会’的方法”，截至1961年12月，全国政协在中央和各地社会主义学院和政治学校中共培训民主党派成员14万人以上。此外，工商业者讲习班、学习座谈会、业余政治学校、学习小组、读书会、短期学习班等学习组织形式亦得到推广。［21］ 

　　四、“神仙会”的终止 

　　“神仙会”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应用，充分证明了这一会议形式的生命力，但是由于“神仙会”是在“左”的理论与实践不断发展的形势下作为“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进行推广的，目的是为了各民主党派等“资产阶级人士”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22］，推广的过程又掺杂了群众运动的方式，因此，“神仙会”也就难免出现偏差，并最终走向终点。 

　　自1960年夏秋之际各民主党派的中央全会后，“神仙会”的运用范围不断扩大，逐渐被应用于国家工作的诸多方面，这充分说明了“神仙会”形式受欢迎的程度。早在1961年3月18日，民建中央常委吴大琨即指出：“去年的一年，我从年头到岁尾，几乎都在参加‘神仙会’”。［23］由此可见“神仙会”数量之多，但在影响扩大的同时，“神仙会”也发生了一些变化，4月20日，张执一在讲话中指出：“某些地方没有考虑学员的自觉，而一度采取群众压力的办法来推动学习，结果引起不必要的紧张，使大家害怕学习，产生假象，得不到应有的效果。”［12］（pp.285～286）1961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在盛赞“神仙会”的会议形式时亦强调“神仙会”要与改造相结合，与党的领导结合，与群众路线结合，要接受来自党和劳动人民的教育和帮助。［24］而且，“这种教育和帮助，常常对解决重要的思想问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2］。这就在实际上改变了“神仙会”最初设定的“三自”原则，该文还提出：“在思想改造中运用‘神仙会’的方法，就它解决的问题来说，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因而这种方法也就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22］这一提法，将原本和风细雨的“神仙会”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使之后的“神仙会”难以真正贯彻和风细雨，也为“神仙会”的最终结束埋下了伏笔。 

　　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讲到阶级、矛盾和形势问题，强调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代表大会就讲”［25］。这次会议后，中共中央对于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状况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统战部亦于随后开始了对李维汉的持续批判，并彻底否定了之前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的部分正确估计。［1］（pp.876～877）紧张的情绪逐渐弥漫于各民主党派中。此后，虽然“神仙会”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仍在继续，统战部亦在不断宣传，但各民主党派人士却因为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不断紧张而无法开展真正的“神仙会”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民主党派实际上停止了活动，“神仙会”不但无从谈起，甚至很快被污名化，成为“反革命活动”的代名词。“神仙会”被诬蔑为“牛鬼蛇神会”，参加“神仙会”被视同参加反动会道门，在“神仙会”上交心的话被罗织为整人的材料。［26］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神仙会”才最终得以恢复声誉。 

　　综上所述，1959～1962年的“神仙会”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自反右斗争以来的紧张关系，调动了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对新中国顺利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同时，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神仙会”通过讨论和协商的方式顺利解决了各民主党派内部及其与中共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认识分歧，成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顺利贯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有效方式。总而言之，“神仙会”是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各民主党派关系的一次探索性尝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具有很强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 参 引 文 献 ］ 

　　［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78～479页。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页。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32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页。 

　　［4］李维汉：《刘少奇同志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指导》，《人民日报》1980年5月10日。 

　　［5］平杰三：《我的一生：平杰三回忆录》，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66页。 

　　［6］全国工商联文史办公室编：《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重要历史文献选编》，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3 年版，第249页。 

　　［7］《“顾一头”、“一边倒” 进行自我改造 刘靖基委员的发言》，《人民日报》1960年4月9日。 

　　［8］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5页。 

　　［9］《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78～479页。 

　　［10］《工商业者应当下决心“顾一头”、“一边倒”》，《人民日报》1960年3月1日。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33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56～557页。 

　　［12］《张执一文集》上册，华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页。 

　　［13］《彭真年谱（1960～1978）》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页；平杰三：《我的一生： 平杰三回忆录》，第270页。 

　　［14］《中国民主促进会简史》，开明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15］《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9～1988）》上，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681页。 

　　［16］《中共党史人物传·政治经济建设卷》中，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815页。 

　　［17］《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政治、理论学习工作会议的报告》，《人民日报》1960年10 月20日。 

　　［18］《民盟各级组织普遍召开“神仙会”推动成员加强自我改造取得成效》，《光明日报》1961年1月 26日。 

　　［19］《启发成员自觉　加强自我改造 九三学社召开“神仙会”成效显著》，《光明日报》1961年1月 31日。 

　　［20］《敞开思想百家争鸣自己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 各界人士百万人参加“神仙会” 我国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我教育的有效方式》，《人民日报》1961年5月16日。 

　　［21］陈叔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62年4月20日。 

　　［22］友今、焦琦：《谈谈“神仙会”》，《人民日报》1961年5月16日。 

　　［23］吴大琨：《关于“神仙会”与百家争鸣——与吴晗同志商榷》，《光明日报》1961年3月18日。 

　　［24］张国藩：《党的领导是开好“神仙会”的根本保证》，《人民日报》1961年5月16日。 

　　［2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页。 

　　［26］李维汉：《关于我国统一战线的新阶段和新任务——重读周恩来同志一九六二年政府工作报告和政协会议闭幕词》，《人民日报》1979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