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道路引起了国内外的热议，且正在成为一个被严肃探讨的主题。人们发现，“中国道路”这一表述已静悄悄地取代了另一个看起来容易激起所谓“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式的想象的称谓——中国模式。其实，就中国的文明类型、艰苦卓绝的现代化道路及其正在呈现的示范效应而言，的确是存在“中国模式”。但这一模式并不必然关联着所谓“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认识到：中国道路本身就要求批判既有的西方历史哲学传统进而重述世界历史逻辑。

　　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形成了现代性的发展模式，也形成了相应的历史哲学，其实质是以欧洲某一民族精神直接表述欧洲中心主义或古罗马帝国精神，进而引领世界历史。在西方历史哲学话语中，中国作为东方或非西方，不仅不在表述之列，而且是欧洲民族国家海外扩张及其殖民的对象。近世以来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无疑强化了这一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兴起则对其有所抑制。19世纪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的面世以及尤其是德国的统一，再一次强化了西方历史哲学，使之成为此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哲学，与社会主义国家所推崇的历史唯物主义分庭抗礼。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古典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尤其是90年代以来苏东剧变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历史哲学一度呈复兴之势。

　　但也正是中国的崛起对西方历史哲学提出了质疑：一个不属于西方历史哲学的世界历史范畴因而被认定没有历史的东方大国，何以创造了文明复兴的伟业与奇迹？其实，中国之崛起并不从属于全球自由主义体系，它有其更为长远的历史抱负。实际上，西方世界30年以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危机，表征着西方历史哲学的当代危机。在这一意义上，对中国道路的历史哲学阐释不仅不能直接依赖，而且还须自觉地反思和批判西方历史哲学，进而揭示出中国道路所蕴涵的新的世界历史逻辑。

　　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正是马克思主义揭示了欧洲民族国家崛起的资本主义本质，并为非西方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走上一条异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敞开了可能性，这也在事实上开启了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解放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遂成为中国道路的主线。这是一条不在既定的西方历史哲学框架内展开的世界历史，是从属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并名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型的世界历史图景，乃世界历史时代的新空间与新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命运般地承载着同新自由主义这一西方历史哲学在当代的呈现方式之间的博弈，由此在一个开放而又竞争的世界中进一步承担重述世界历史的使命。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意味着西方世界力图通过经济与技术殖民方式以巩固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地位——在这一意义上，苏东剧变以及回到历史的固有轨道，注定要承担由西方发达国家转嫁的矛盾与风险。但是，一百多年来新社会运动的固有逻辑是：凡是资本主义的扩张，必然带来抵抗。近些年来西方一些左翼理论家总是认为拉美模式是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的主力，且把中国道路看成了全球资本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从属形式。上述观点没有看到：中国道路才是对抗新自由主义模式并重述世界历史逻辑的主力。中国道路是一条迎着新自由主义及其矛盾展开自身的道路。中国道路有自己鲜明的历史志向，包括国家复兴及其社会建设的目标，并正在致力于解决近些年来逐渐突显出来的贫富分化与社会公正问题。假以时日，一个惠及地球1/4人口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必将崛起于世界的东方。

　　中国道路积极推进了中国传统及其现代转化，当在重建当代人类文明方面形成重要建树。中国传统的内在价值及其对于重建人类文明的意义逐渐彰显出来。这包括，理念层面的多样性与包容性；社会结构上的稳定性及其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创新与守成之间寻求平衡的实践智慧。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并不是无历史、无根性的，而是奠基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上的。

　　其实，重释中国传统的内在价值，并不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颉颃。关键就在于推进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一是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现代中国传统；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传统，促成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这两个方面直接体现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由此把一个全新的中华文明呈现在世人面前。

　　显然，中华传统的现代转化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性依然承担着扬弃作为前现代性的中国传统。因此，打着（实际上往往是“悬搁”）马克思主义旗号而实质上贩卖文化保守主义，或由此把马克思主义保守化的做法，是不可能切中中国道路之本质的。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传统并没有获得在开放世界中的自觉与自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旗帜下对西方世界的学习与借鉴，仍然是中华复兴的必要功课，这一功课做了一百多年，还需要继续做下去。中国道路更需致力于解决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多矛盾，尤其是民生问题与社会公正问题，以促进社会的全面建设。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