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个基本含义上讲，辩证的否定是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必然环节，事物的发展是从量变到质变的，没有量变就没有质变，而没有质变，就没有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产生。作为对这种过程本质的自觉意识，辩证否定的批判精神促成着新思想的产生。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每一次思想解放，都包含着对旧的禁锢人们思想的观念的批判、决裂。没有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就不可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确立“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批判市场属于资本主义的观念，就不可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这些问题上，邓小平以其深刻的时代眼光，引领着全党思想从过去走向未来，在批判“两个凡是”时，他将思想僵化的危害性提到了亡党亡国的高度，在批判市场属于资本主义的观念时，他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15)。
恩格斯说过：“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邓小平在这里留给我们的，正是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科学的批判精神和理论勇气。
从第三个基本含义上讲，辩证的否定是包含着肯定的否定，是“扬弃”而不是全盘否定，新事物从旧事物的发展中产生，它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旧事物在长期发展中所积累的合理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辩证否定的批判精神也是包含着继承和保留。我们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中走出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计划经济全盘否定。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些突出问题是决策权力过于行政化集中、对市场信息的反映比较死板迟钝、企业内在活力不强等；相比较而言，市场经济体制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通过竞争机制和价格杠杆，实现资源的较合理有效配置。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也有局限性。由于其自发性，也会在调节经济的过程中产生盲目和滞后的问题，特别是在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稳定和平衡方面、在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的协调方面、在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方面，以及在增加就业、稳定物价、防止通货膨胀等等方面，市场不可能自动妥当处理。从历史上看，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大危机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由政府程度不同地调控干预经济的发展，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再存在，二次大战后，尤其是6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日益加深以及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宏观经济计划的实施进一步加强，这种情况，正如邓小平所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6)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当然，这并不否认，两种制度下运用计划或运用市场手段的目的、范围和形式是有区别的。
在对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扬弃”中，我们逐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不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修补”，也不是对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回归”，还不是对西方发达国家“有计划”模式的“复制”，而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根本改造，这种改造是一种螺旋式上升，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尽管如何正确处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重大问题，还需要不断解放思想，但是事物发展的间断性和连续性的对立统一关系是始终存在且需要我们去如实把握的。
解放思想的辩证本性不仅是怀疑的和批判的，也是建设的和创造的，这种建设和创造主要的还不是去现成地“做”，而是允许“放开”对“做”的可能性路径的探索。在这种探索中之所以要解放思想，是因为需要去做的事情没有现成的路，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就不能受一些清规戒律的束缚，而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摸着石头过河”。
“摸着石头过河”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考虑问题、制定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则和方法。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关于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重要讲话时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17)邓小平明确表示完全同意陈云的看法，他说：陈云同志的“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31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18)
在邓小平看来，“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19)因此，“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20)针对社会上一些对于“闯”的种种顾虑，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1)
邓小平的这些话，告诉了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四个道理：第一，“摸着石头过河”不是不知道要干什么，不是没有目标，而是讲要干的事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新的，没有人讲过，也没有人做过，要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第二，“摸着石头过河”也不是心中无数，而是反复研究、多方比较，要干“看准了”的事情；第三，“摸着石头过河”还不是盲目冒进，而是有所预期、有所准备，要干有把握(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事；第四，“摸着石头过河”不是没有判断正确与错误的标准，而是要依赖社会实践的结果，这就是“三个有利于”。
在邓小平看来，“摸着石头过河”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从来没有百分之百有把握、百分之百正确的事情，要做成事，总离不开摸索，这个看法，是符合人类认识发展的辩证法，也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辩证法。马克思认为，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个统一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因为人类对历史规律的把握不是一蹴而就的，社会主义的事情更是这样。毛泽东早就讲过：“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22)又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23)
人类行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归根结底来自于对事物发展规律之必然性的认识，规律之必然性是通过一系列偶然性的事件表现出来的，没有离开偶然性的必然性，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于：社会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既不在人类活动之前存在，也不在人类活动之后存在，它就形成于人类活动之中，不依每一个人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因为“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而得到实现的必然性，归根结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24)。但是却又离不开每个人的活动，“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含在这个合力里的”(25)。
历史过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这种复杂特殊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要遵循必然性，就要尊重偶然性。对历史必然性的探索，路就在脚下，历史规律的实现，也始于脚下。走下去，就是规律之途。当然，这不是个人随意的漫步或盲目的顾盼，恩格斯说：“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26)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过程，不正是党在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指导下，顺应人民群众、代表人民群众、带领人民群众一步一步探索、总结、再探索、再总结走过来的吗？离开了这每一步，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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