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国共两党曾经有过三次高规格的秘密和谈，渴望中华和平统一的人士往来两岸之间。然而，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三次和谈都最终搁浅。

第一次秘密和谈　毛泽东提出“和为贵”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朝鲜战争交战各方达成停战协议，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又签订了越南停火协议，使一度紧张的国际形势有所缓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的台湾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单纯靠武力解决的方针改变为立足武力伺机彻底解决和力争和平解放相结合的政策。

　　1955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毛泽东主席也表示，我们跟台湾要“和为贵”，爱国一家。这些变化对国共对峙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些参加过国共谈判的人士都认为，新一轮的国共两党谈判一定会到来。

　　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更是激动不已，向周恩来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旧故，去向蒋介石做工作，争取实现国共谈判。

　　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

　　在信中，中共中央主张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回故乡看看。

　　1956年春，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

　　许孝炎立即从香港飞往台北，亲手将中共中央的信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报告。蒋介石听后，再展开信件，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许孝炎只好默默退出。

　　1957年初，蒋介石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蒋介石说：“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平（当时已改名北京，但国民党仍用旧称）一行，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并让许孝炎推荐人选。最后蒋介石选中了宋宜山，派他到北京打听虚实。

　　1957年4月，宋宜山抵京。周恩来在北京东兴楼饭店会见了他，宋宜山坦言，台湾派他来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共关于和谈的意向。周恩来听后意味深长地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抗战胜利后在重庆谈判时，蒋先生就说，大革命时代，国共两党的同志们曾在一个屋里开会，共一个大锅吃饭。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

　　不久，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李维汉提出了中共关于合作的四项具体条件：(1）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2）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3）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士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4）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报告交给蒋介石。由于宋宜山的报告对大陆的成就颇多赞扬之词，蒋介石大为不悦。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中止了进一步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