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学者关注中美建交前的美台关系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美建交，两国学术交流逐步展开，大陆学者开始利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诸卷研究中美关系，其中，学者对美台关系的研究仅是将其作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进行探讨。①这一时期台湾学者或是受“戒严”时期政治气候的影响，或是不愿触碰被美国“背叛”的伤痛，鲜有学者利用美方开放档案研究美台关系。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两岸关系的解冻，中美建交前的美台关系逐步引起两岸学者的共同关注，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

　　一、关于美国历届政府对台政策的研究

　　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台政策，一直是两岸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两岸学者对这一问题从不同角度开展研究，力图阐释美台关系的复杂性与互动性。

　　刘红着重阐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台政策的演变历程，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约十年间美国的对台政策经历了“扶持、放弃、再扶持”的转变。从这一转变可以看出，台湾问题的出现及长期悬而未决，完全是美国介入中国内战、干涉中国内政的结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台湾学者吴昆财认为，在1949年无论是文人体系的美国国务院，还是军人体系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皆认为不必为了台湾的战略地位而出兵。其中美国国务院认为必须放弃美台军事接触观念，以确保将来与中共接触的筹码。正是由于“美国认为台湾的赤化是在所难免，所以必须对台湾保持若即若离关系，以便将来可以从台湾脱身”。因此，1949年美国对台政策一直处于混沌状态。［2］刘丽华分析了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对台政策后，认为以朝鲜战争为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经历了从明确支持台湾回归中国到公开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从“不介入”台湾问题到武力侵占中国台湾海峡两大变化，美国对台政策的逆转都是基于美国的利益需求。［3］台湾学者张淑雅依据多年来对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台政策的研究，认为这一时期主导美国决策者对台政策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厌恶与猜疑、对维持美国威望的关切以及不愿意为远东政策付出太高代价等“主观认知”，而非美国国内民意舆论、国际间的协定、其他盟邦的立场、甚至美国自己的政策声明等外在因素。在此前提下，她将50年代美国对台决策过程归纳为三个模式：首先是以保持弹性为最高指导原则，导致经常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其次，美国往往在危机爆发后才被迫采取行动因应，随大陆定的调子起舞，失去主动性；再者，美国对台决策常打算以最小的代价，维护自己最大的利益，其政策可行性随之降低。［4］

　　在对此一时期美国对台政策的研究中，朝鲜战争的爆发与美台关系的发展是两岸学者研究的兴趣点之一。沈志华认为，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决策层在酝酿和制订对台政策时，国务院、军方、两党之间存在种种分歧，但都不是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本质分歧，而是通过何种手段何种方式不让中共得到台湾，以此粗暴干涉中国内政。［5］孙艳红、付平认为，50年代美国对华战略中，台湾是用来与大陆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无论有没有朝鲜战争，美国都需要把台湾纳入自己的战略防御圈，朝鲜战争的爆发恰好给华盛顿的干涉提供了借口。［6］林晓光则认为，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极力反对美国通过策划在联合国的“安理会停火案”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企图。这使大陆认识到美蒋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和政策矛盾，可以利用它们的矛盾，寻找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新途径。［7］张淑雅认为，直到1951年春，即朝鲜战争局势开始对联合国军有利之后，美国决策者才开始认为台湾已从美国的政治负担变为政治资产，开始探讨积极保全台湾的可能性。［8］

　　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台政策，是两岸学者研究的另一兴趣点。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决策者们已经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必须服务于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的广泛利益，而非台湾当局一家利益。新中国政权的稳固运行，也促使美国变革对华政策，政府内部先后讨论过一些调整方案，例如迫使台湾当局从缅甸、泰国、老挝“金三角”地区撤军，试图诱迫蒋介石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撤防，美台双方施压与抗压、牵制与反牵制的互动十分明显。但由于难以摆脱台湾当局的牵制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的掣肘，这一时期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只能局限于“两个中国”之类的方案。［9］在此大环境下，当1962年台湾当局企图利用大陆经济困难实行大举“反攻”时，肯尼迪政府百般阻挠拖延台湾当局的“反攻”计划。牛大勇、唐小松认为，与当初人们的猜测不同，美国对台湾当局“反攻复国”的态度，基本上是不许大打，只准小闹。美国上层人士包括军方将领，几乎都是致力于“拴紧缰绳”、“限蒋出笼”，而不是“策动”蒋介石“反攻大陆”。［10］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通过“先锋计划”，一方面掩护美国开始调整与北京的关系，另一方面在非洲提升台湾当局的声望，以维护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借此缓和因美国政府变革对台政策而招致的不满情绪。［11］约翰逊时期的对台政策，在总体上继承了肯尼迪政府的思路。由于台湾在美国国际战略中的作用不断降低，约翰逊政府在对台政策上开始了实质性的调整，结束了同台湾的“蜜月期”，不再直接卷入台湾海峡的军事对峙，并继续反对台湾“反攻大陆”，希望以此保持台海相对稳定的局面。美国开始逐渐疏远台湾当局，台湾当局在“外交”上越来越被动。［12］

　　总之，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的美台关系仍是一种非对称的战略同盟关系，是冷战时期美国构建亚太战略同盟体系的重要环节。作为非对称同盟之一，美台同盟的稳定性低于美韩与美日同盟，美台双方的互不信任和相互斗争多于后者，但是台湾当局通过这种非对称同盟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方面取得的成就要大于韩国。这主要是因为台湾当局在处理对美关系时是一种“怨妇心态”，而美国处理对台关系则是基于“皮格玛丽翁”效应。（“皮格玛丽翁”效应是指强势行为体对弱势行为体抱有强烈的期待之心，且弱势行为体能够感受到期待，则强势行为体与弱势行为体都从相通的角度不断接收和解读对方的信息，进而构建起不断强化的互动关系，最终形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有关20世纪60年代美台关系间的“皮格玛丽翁”效应的论述详见忻华：《论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美台同盟的认知结构》，《军事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