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9月27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出台，决定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等 4 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9月29日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当晚公布了负面清单。随着上海自贸区的日益实体化，对上海自贸区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之一。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出版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150问》（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通过问答的形式介绍有关上海自贸区政府职能转变、投资领域的开放、贸易发展方式转变、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法制领域的制度保障、监管和税收制度环境等问题，是上海自贸区正式成立后的第一本普及性读物。随着上海自贸区建设的逐渐深入，一些全国各行业协会、主要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开展了一些学术论坛和专题研讨会等相关学术活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专门设立“上海自贸区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课题组进行跟踪研究，复旦大学上海自贸区综合研究院、上海财经大学上海自贸区研究中心等也相继成立。在学术研究方面，发表了大量论文并出版国内第一本对上海自贸区进行深入研究的专著。应该指出，除了专著、学术刊物发表的文章之外，还有大量关于上海自贸区的学术演讲和媒体的经济评论，这类演讲和媒体评论由于及时跟进的时效性难免疏忽之处，但有些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以下，笔者将综合以上资料对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上海自贸区的研究作一综述。

　　上海自贸区正式建立前，学界对中国是否要建立自贸区、如何建立自贸区已有较长期的研究积累，对建立自贸区可能性的调研、探讨和种种学术构想是学术界近年来的热点之一，但这类探讨不局限于上海，也包括对深圳、天津等保税区建立自贸区可能性的分析。如陈淑真的《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区》（《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2003年第1期）、张世坤博士论文《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模式研究》（大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保税区向具有综合竞争优势的自由贸易区转型探讨》（《管理世界》2005年第5期）等都在具体实践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相对成熟的保税区如何转型成为自由贸易区进行了构想。比较典型的如杨明华在《我国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研究》（《学海》，2008年第1期）中认为我国保税区发展趋势的可能性之一是将部分保税区转型为自由贸易区，应该继续发展上海和深圳两个自由贸易区。具体到上海自贸区的建立构想，雷仲敏在《上海浦东建设国际自由贸易港区的探讨》（《科学发展》，2010 年第 3 期）中结合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发展目标，提出把浦东建成我国最大的国际自由贸易港区，并对浦东国际自由贸易港区的功能定位、建设重点及相关政策措施进行了探讨。值得一提的是，诸多的调研报告在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前景进行了积极探讨。2010年1月，生产力学会的自由贸易区研究课题组在上海调研后完成了《上海浦东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研究》的撰写，文中指出在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迫切性，明确提出了将首个试点设立在上海浦东的构想。研究报告得到国务院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

　　受到上海自贸区成功建立的示范效应的影响，深圳、厦门、宁波、天津等城市都积极争取建立自贸区的机会。学界对于上海自贸区之后其他自贸区建立的可能性也做了一些理论上的准备。2013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的《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中，提出条件成熟时探索建立自由贸易园区。张汉东在《上海自由贸易区之浙江应对》（《浙江经济》，2013年第20期）中提出应对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措施之一就是做好舟山自贸区申报。许鲁光在《从上海自贸区成立看深圳保税区转型升级》（《南方论丛》，2013年第5期）中提出以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建设蓝图为指引，尽快实现深圳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发展成为深圳保税区未来深化改革的关键。 也有学者客观的认为不仅应看到自贸区拥有的政策红利，也应看到自贸区对地方经济的挑战，因此，对自贸区的申报应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加以成熟考虑。如郑联盛在《上海自贸区发展需要更多配套改革》（《中国金融》，2013年第20期）中谈到上海自贸区与其他自贸区的关系时，对中国能否在短时间内设立并运行这么多的自贸区，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执行的标准和实施的政策如何一致等表示关注。

　　对于上海自贸区的正式挂牌建立，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对全球趋势的适应和发展，是对发达国家试图改变WTO规则的努力，也是更加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如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在题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的主题演讲中分析了发达国家国际经济的布局为由美欧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多边服务业协议（PSA）、以及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重塑全球化新模式和新规则。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全球背景是发达经济体正在利用目前仍由他们把持着的全球治理的主导权。李扬认为中国政府建立上海自贸区正是基于应对发达国家的挑战。有的学者的研究则着眼于通过上海自由贸易区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更高程度、更大范围的资源整合。如崔玉斌（《自贸区建设要重视智库平台作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2月7日）从攻克自贸区建设的规则堡垒、创新自贸区建设的模式、打造自贸区建设的试验基地、构建自贸区建设的智库平台等四方面阐释了自贸区建设，特别是在创新自贸区建设的模式方面，崔玉斌提出，通过自贸区的建设，对《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即10+6自贸区）进行新探索，积累新经验。10+6自贸区是在东盟先前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签订的五个“10＋1”自贸协定基础上，建立一个涵盖16个国家的更大的自贸区。

　　学界对上海自贸区战略的研究对自贸区定位、政府转型、贸易升级、金融开放和创新等战略性问题都有所讨论。如李正图在《创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国家战略价值》（《中国远洋航务》，2013年第8期）中认为，自贸区的决策体现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顺应世界经济发展大势进一步推进开发开放的决心,是更加积极主动地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体现了我国面向未来的国家战略取向，是对未来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以及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战略布局之一。夏善晨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理念和功能定位》（《国际经济合作》，2013年第7期）中认为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是中国深化改革和开放的继续，来自中国主导建立的东盟自贸区的发展和经验，建立上海自贸区是中国深化改革和开放的继续。对自贸区总体战略的研究中还包括学者们利用专业知识为自贸区的后继建设描绘新方案。设想新体制的学术支持。复旦大学袁志刚教授主编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战略研究》（格致出版社，2013年12月）作为上海自贸区研究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就作了这方面的努力。复旦多学科专家在判断全球趋势、分析中国经济现状和走向的基础上，对全球化最新趋势、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国外贸升级与自贸试验区的关系、人民币资本项的自由兑换、自贸试验区的“营改增”税收实践、自贸试验区离岸再保险中心建设等问题做出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并对政策推进、监管更新、法制建设、产业布局、资本走向等具体问题提出了应对之策。学者们在对自贸区建立的学理探讨方面也有一些研究，如陈伟、徐开金在《试析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经济学意义》（《税收经济研究》，2013年第5期）中围绕自贸区的主要内容创新、主要特征和经济意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自贸区在贸易、投资、金融和监管四个方面有创新亮点，呈现“开放性、效率性、试验性、风险性”四大特征，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扩大改革开放意义重大。

　　2013年9月29日，自贸区正式挂牌成立，随即36家企业首批入驻。随后，由上海市政府制定，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指导的负面清单公布，自贸区正式启动运作。学界对上海自贸区各领域的具体运作机制对现有政策上的创新和突破，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颇具期许，也提出了许多相应的新问题领域，如裴长洪（《第一财经日报》，2014年2月10日）就认为，新一轮开放的突破口是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已经出台的政策评估、区内区外关系、海关便利化的联动机制、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培育企业的诚信体系以及相关技术、建设后续管理的法律体系、探索建立电子围网的监管技术体系；探索建立培训人才与积累经验的机制等十个方面的问题亟待研究解决。学界对公布的总体方案和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领域六大类具体开放清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综合研究，其中王海文的《中国（上海）自贸区建设背景下的文化保税实践创新》（《中国文化产业评论》，第18卷）涉及到文化保税问题，他认为自贸区建设为我国文化保税实践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不仅为文化保税制度及政策创新提供了契机，为文化保税行业拓展和混业融合注入了动力，提出要注重制度的突破和政策的顶层设计，加强文化保税与其他保税的衔接配合，创新不同种类文化行业的保税模式等。

　　自贸区建设试图逐渐建立一个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逐步提高便利化和自由化水平的一揽子改革目标，因此，学界的研究必然是多领域的，并随着自贸区建设的进展和细则的规定日益具体化。从目前的研究的成果来看，学界对自贸区的持续关注和及时跟踪研究较为集中的体现在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等金融领域的研究上。如孙立坚在《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的金融开放战略》（《新金融》，2013年第12期）中，认为自贸区内的金融开放和金融服务，必须紧密围绕并匹配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一定要重视价值链金融服务模式。随着自贸区金融领域的研究日益深入，对金融改革的进一步走向和措施学界有诸多的展望和预测。武剑在《中国（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展望》（《新金融》，2013年第11期）中从金融改革试验区、放宽准入与公平竞争、利率市场化突破、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离岸金融中心建设、金融创新与业务发展等方面做了阐释。连平（《上海自贸区就是离岸金融区》，《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9月9日）则对区内人民币利率水平进行了分析，认为无论是贷款利率还是存款利率，都应该放开。利率价格应由供求关系、金融机构自由定价。与汇率价格一样，自贸区的利率市场化以后，人民币利率价格也将会形成自己的一个价格，不同于非常低廉的香港，也不会同于境内市场，其价格可能介于两者之间。

　　上海自贸区是指在领土内运入的任何货物就进口关税及其他各税而言，被认为在关境以外，并免于实施惯常的海关监管制度，即在这个区域之间的相关贸易管理是相对宽松的。张建平在《以上海自由贸易区撬动新一轮改革》（《中国外汇》，2013 年第9期）中认为自贸区应致力于基于综合型功能的开放式发展。可以自由港型为基础，综合发展，融合其他各种类型的长处，集转口集散、贸工、出口加工、保税仓库、商业零售等模式的优点于一身，形成综合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但由于免税店、减免关税等体现外贸宽松的内容尚没有细则出台，对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现贸易便利化的航运物流的研究上。航运业与贸易关系非常密切，邵律等在《上海自贸区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大数据物联网应用促产业升级》（《上海经济》，2013年第10期）中应用了大数据的概念，认为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包含集疏运体系和航运服务体系两个基本点，目前上海的短板即为航运服务业发展还不够充分，应在自贸区框架内将航运物流纳入大数据产业的研究发展规划中。上海自贸区建设包括对管理、税收、法规等五个方面的一揽子创新，有一些创新需要对原有的经济法进行进一步的详细定义和解释。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成为自贸区研究的热点。学界普遍认为积极摸索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是上海自贸区的改革重点，并在这一概念的引入和实施后，对其法理基础和法规操作等做了详细的介绍和研究。龚柏华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模式法律分析》（《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13年第6期）中，认为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模式是正在进行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谈判模式的先试先行，文章探讨了负面清单是否包括了未来出现的产业、负面清单内容是否可增加等问题。在综合研究上，傅尉冈、蒋红珍在《上海自贸区设立与变法模式思考》（《东方法学》，2014年第1期）认为，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决定在上海自贸区“暂停法律实施”方式存在合法性质疑。从上海自贸区批准成立主体的角度看，也缺乏创设针对特定区域就现行法律“豁免适用”的正当性依据。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显见在决定主体、排除事项和程度上的不确定性。从变法模式角度思考，未来自贸区的合法性基础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在具体法规研究上，张磊在《论我国公司国籍制度的改革——以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为视角》（《东方法学》，2014年第1期）中认为，负面清单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完善的外商认定标准，这实际上就是公司国籍制度。文章建议全国人大可以考虑在必要的时候授权上海自贸区暂停实施《公司法》第192条。上海自贸区可以在此基础上摸索和积累对传统标准进行改良的经验。

　　受到区位作用的影响，江苏、浙江等上海周边地区与上海形成了区域内产业转移梯度，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的城市群如苏州、宁波、南通等上海周边城市，与上海具有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联动性。上海自贸区建立后，长江三角洲的学者们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展了多角度的积极研究，地方上也积极进行各项调研和学术研讨活动，形成了如何对接自贸区的一系列论文和调研报告。这些研究一是着眼于上海自贸区对周边地区经济的带动作用，普遍认为自贸区的建设将使周边地区得到经济辐射和聚集的机遇，自贸区航运中心、物流中心和贸易中心的建设，将有利于物流、商贸的发展，并带动相关产业出口，同时促使长三角的分工更加精细。如张锐敏、吕婷婷在《台州应积极有为借势上海自贸区》（《浙江经济》，2013年第20期）中提出结合台州自身优势、产业特点、企业特征，密切关注，积极主动地抢抓上海自贸区建设带来的重大机遇和改革红利，努力实现台州新一轮的跨越式发展。黄先海、陈航宇在《上海自贸区：战略意义及浙江的机遇》（《浙江经济》，2013年第20期）中，认为上海自贸区对浙江的示范效应主要体现在体制创新的示范效应和政策创新的示范效应两个方面。体制创新主要包括培养市场主体、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完善市场结构和体系等，政策创新主要包括政府所制定的有助于宏观经济发展的创新型政策和企业所制定的有助于微观组织发展的创新型政策等。

　　二是是着眼于上海自贸区对周边地区经济的负面效应研究。由于自贸区与上海周边地区相比有着更宽松的政策，更开放的尺度，在资源要素不足的情况下，客观上将对高端制造业、现代金融业、外贸业、物流业的吸引。上述黄先海、陈航宇的文章就对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该模式使得一些民营企业本不能进入的行业对所有企业开放，再加上自贸区内的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金融便利化等优惠政策，将对浙江的优质企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周晓娟在《苏州市加快对接上海自贸区运作的对策建议》（《中国商贸》，2013年第35期）中认为，苏州市要想吸引跨国公司来本地设立地区总部将面临上海的强大竞争，将更加处于劣势。苏州部分本土企业可能会将总部迁至上海，或者在自贸区设立财务中心、运营中心和营销中心等功能性的企业总部。同时，苏州市的先进制造业、部分高端服务业面临或将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可能流入自贸区，将对苏州产业结构调整、提升整体经济竞争力产生一定负面效应。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在《上海自贸区建设对南通产生的影响及应对举措——以海门为例》的项目调研中，以上海社科院海门研究基地为先期考察重点，考察了自贸区建设对南通产生的各种经济影响。南通地方学者也作了《中国（上海）自贸区建设给南通带来的机遇挑战与对策建议》（《江海纵横》，2013年Z3期）等一系列研究，提出以推进陆海统筹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创建为核心，推进制度改革的对接、全面提升南通开放型经济水平，实现开放型经济再上新台阶、加强产业对接，借力发展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等建议。

　　除了与上海具有联动效应的长三角地区，其他地区对于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和进展对本地区经济的影响也有分析。王可侠在《中部如何应对上海自贸区》（《决策》，2013年第12期）中认为，“中部崛起”战略为中部发展带来强大的政策推动力不在。中部地区可以通过加快政策跟进，打好新一轮开放的制度基础、加快产业跟进，打好调整升级的经济基础、加快服务业跟进，打好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等，建立与自贸区相对应的地方经贸体系。上海自贸区与香港的制度比较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张伟、杨文硕在《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的定位与路径分析———兼与香港自由港金融演进路径比较》（《商业研究》，2014年第1期）中通过对两地经济体系和运行平台方面的比较、政府管理和金融政策方面的比较、金融市场化基本政策的具体目标上的比较等方面认为在顶层设计和具体路径上，上海自贸区金融与香港自由港金融有一定相通性和竞争性，但由于发育程度差距，在可预见的未来彼此并无可替代性。有的学者担心自贸区将大幅削弱香港所拥有的自由港优势。对两地间竞争合作关系的研究也较多。张建平在《以上海自由贸易区撬动新一轮改革》（《中国外汇》，2013 年第 9 期）中所持的观点是正面的，认为上海与香港将在良性竞争中共同发展。上海主要是在提升城市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与香港在经济自由度方面仍有很大差距。中国的经济规模需要有不同区域的经济中心。作为华南区域经济中心和华东区域经济中心，两者之间完全可以形成良好的竞争联动机制。学界的另一个讨论热点比较上海自贸区与同样以金融创新为重点的深圳前海开发区。孙玉珠在《良性互动错位发展上海自贸区与前海开发区开放改革比较分析》（《信息技术时代》，2013年第10期）分析了两者的异同，认为上海、前海区位优势各有千秋，能够在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实现互动错位发展。

　　上海自贸区对各地区经济的影响研究多发表于地方学术刊物上。由于上海自贸区的各项细则的实施还未全部到位，对各地区经济的影响面临着不确定性，存在继续研究的空间。

　　随着自贸区细则的到位和开发的不断深入，开发区建设面临金融自由化、土地资源、环境承载、经营成本等各类系统性风险，必须加以防范和控制。夏善晨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理念和功能定位》（《国际经济合作》，2013 年第 7 期）中探讨了准确定位经营主体，避免无序投机开发、避免用保税区的理念建设自贸区、不要以自贸区作为单独关税区的国际地位等回避风险措施。在自贸区的区内、区外关系上，陈波（《不应出现自贸区内热外冷图景》，《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9月10日）认为，在推进自贸区建设的同时，也应改革、完善自贸区外的相关法律法规，绝不应该出现自贸区内热火朝天、自贸区外风平浪静的图景。上海自贸区改革的关键是金融制度创新。因此，在自贸区金融改革的背景下，对金融创新风险控制及其前瞻性应对的研究较多。武剑在《中国（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展望》（《新金融》，2013年第11期）中建议在区外仍实行条线式监管，到区内把银行、证券、保险等条线整合起来，设立一个独立的“金融监管局”，进行一站式管理，更好发挥监管作用。孙立坚的《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的金融开放战略》（《新金融》，2013年第12期）中认为自贸区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给了区内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一次先行先试的机会，但是也容易造成金融风险隐患，他提议在自贸区内把消费金融业务的开放放到最后的负面清单管理的试验中。宋晓燕在《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挑战》（《东方法学》，2014年第1期）中在充分分析我国金融改革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提出在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中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协调：强化中央银行与各专业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进一步加强央行与各相关部门之间的联系；加强中央银行与各国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的合作等建议。上海自贸区建立以来，与之关联的概念股、区内地产价格都有波动，有的甚至成为较为突出的问题，这些经济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忧虑。易宪容在《自贸区“热”得过“火”对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不利》（《证券日报》，2013年10月21日）中分析了上海自由贸易区热的社会经济原因，认为如果政府能够加大对当前中国金融市场的重大制度的改革，放松对国内金融市场的管制，并通过公共决策的方式制定更多的保证市场秩序建立的制度安排，重大制度改革就能够让全国所有的地方都分享到重大制度改革的成果。高原在《上海自贸区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中国房地产》，2013年第12期）中运用上海自贸区的商业地产以及厂房的租金等实时统计数据，指出自贸区政策对产业经济的影响是对房地产市场最直接的推动，对本地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走势添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上文对近年来我国学界对上海自贸区的研究做了一个回顾。从上文可见，经过学者们努力，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上海自贸区的研究逐步深入，尤其是2013年上海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以来进展很大，但也存在几个有待深入研究的方面。

　　首先，从上述研究成果可见，上海自贸区的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法、交通物流、港口管理等各学科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是一项现实政策操作人员、理论经济工作者共同的整体性系统研究工程，具有学科边缘性的特点。但我国学界对于自贸区的研究一种倾向是从具体的实际问题中来，面对新提出细则和相关的问题领域容易蜂拥而上，缺乏相应的学术准备和更为深入的学理探讨，尤其是综合不同学术视角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理论支持。另一种倾向则是基于本学科的知识，对自贸区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政策解读、预测，由于自贸区建立的时间不长，积累尚不足，难以实际政策操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学界的专业化研究存在着时间上的差距。自贸区是先行先试的典型，对自贸区各领域经验的总结必须及时有效，运用各学科的合力提供较为全面的理论支持，这样才更能发挥学界的作用，更好的服务经济发展的大局。如在对负面清单实施的研究中，从法理学的角度进一步分析适用是否合规合法、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重复问题等都需要学科上的合作考量。

　　其次，学界对自贸区的研究存在过于现实的细则化、地域化的倾向，长时段的研究和经验的提炼和升华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随着自贸区进程的深化，有关细则不断推出，面临的问题也层出不穷，尤其是上海自贸区具有鲜明的某一地区、某一行业的实际问题导向，对自贸区各项细则和各地方的应对之道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导向和应用。中国正式建立上海自贸区的时间较短，需要研究的空白和薄弱的地方太多，这无疑会给研究者带来一些困扰，在学界已经取得的成果中，对自贸区对我国经济结构产生可能影响的精细考察和对我国经济结构的深层影响鲜有论述。但是，上海自贸区政策作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部分，归根到底体现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进一步探索，要在自贸区研究上形成整体上的精细化，必须认识到研究的整体性和长程性，取得相关理论建构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看待自贸区给各地区的发展带来不同的机遇和挑战，

　　最后，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因此，将上海自贸区置于世界经济的框架中进行研究十分必要，这对于研究者拓展研究空间也有助益。中国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开启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崭新阶段，是衡量我国对外开放的经济体制建设成效的一个具体表征。随着上海自贸区具体政策的推进，监管更新、法制建设、产业布局、资本风险等众多问题都与国际经济形势联系，对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以及中国应对世界经济挑战的重大战略需求进行研究亟需更广阔的研究背景。以自贸区为观察点，考察并系统探讨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现状与最新进展，对于进一步深化自贸区研究乃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将自贸区的制度建设分析置于世界经济特定的活动过程中予以考量，深入挖掘自贸区的实践过程中对不同国际经济利益主体的应对及相应的行动逻辑，是今后进一步深化自贸区研究的重要方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确立了上海自贸区发展的战略定位和对中国经济转型所起到的重要的作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一次强调了上海自贸区的先行先试作用，提出“建设好、管理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体制机制,并开展若干新的试点。” 自贸区建设的实践继续探索和深化，新的实践将触发学界新的思考，在上海自贸区研究的课题建设中，积淀出新的丰硕成果是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