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李文，徐轶杰，姚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作者简介：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徐轶杰，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研究；姚力，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研究。

　　2010年以来，国史学界和中国社会史学界最突出的变化莫过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研究的异军突起。在过去的三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作为一个学科初露端倪、方兴未艾，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本文仅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研究的总体状况、三年来国内外学科前沿动态以及学科的发展取向做一个简要的评述。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学科的强势崛起和基础建设

　　以往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大多集中于中国古代与近代，对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当代社会史只是在局部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2010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研究强势兴起，呈现出异军突起的局面，以致现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常建华教授发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慨叹。[1]

　　(一)学科的兴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强势兴起既是学科发展的产物，更是时代发展、社会实践的产物。当代中国研究所前所长朱佳木研究员很早就提出，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中共党史有所区别的话，中国当代社会史可能是极为重要的领域之一。他的这一观点很快就成为共识。《历史研究》原主编、当代中国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田居俭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复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首倡者之一。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田先生随即在《当代中国史研究》发文呼吁顺势而为，“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2]在这些学界前辈的鼎力推动下，近年来中国当代社会史逐步受到学者的关注，学科建设开始稳步推进，学科理论研究有所深入，在社会史视角的考察下国史研究焕发了新的活力。与中共十六大以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开展民生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社会大局相适应，社会史的研究逐步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向中国现当代史领域延伸，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见诸国史、党史方面的学术期刊并逐步与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外交史平分秋色。

　　2010年，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了专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研究的机构——社会史研究室。在这个研究室的组织和参与下，2011年先后在芜湖和保定召开了两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专题研讨会①。可以说，这两次研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作为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正式拉开大幕的标志性事件。也就是在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首次将中国当代社会史列为重大招标项目。2012年，当代中国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的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调研和基础理论建设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资助。同年年底，由该研究室主办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综述会”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近30名专家学者集中围绕中外社会史发展历程、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海外学者对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研究以及社会史研究综述的制作、口述史、社会心理研究等领域的新成果、新进展和前沿问题展开学术评述，深入探讨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学科建设，对今后如何开展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以及涉及这一学科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

　　(二)学科队伍建设

　　由于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时期，目前专门从事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机构十分少见，人员多分散于各高等院校的近现代史学科之中。在历史学界，近年来社会史研究的时段不断下移，一些社会史研究机构开始将关注点转向当代社会史，并形成了一些较为集中的选题，聚集了一批学者，从地域上看逐渐形成了北京、上海、天津、太原、南京等几个中心，其中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和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这两家社会史研究基地最为突出。前者秉持“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研究理念，专注于“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社会的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薪火相继，成果卓著，从而成为国内社会史研究的重镇之一。后者的成果多集中于古代、近代领域，实力雄厚，近年部分人员逐步将研究领域向当代社会史延伸。除了以上机构以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学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南京大学历史学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等社会学类研究机构也有一定的相关研究力量。当代中国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则是唯一一家当代社会史专职研究机构。

　　(三)学科资料建设

　　当代社会史的史料搜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如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等。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将整理出版多年收藏的蔚为壮观的“集体化时代”山西农村社会基层档案资料提上议事日程，并率先推出《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一书，精选该中心多年搜集的农村基层档案和相关文献，勾勒出了半个世纪“集体化时代”的北方农村发展史。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辑的“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已出版九种11册。复旦大学以张乐天为首的团队则在搜集整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除此之外，南开大学魏宏运教授、张思教授和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部三谷孝教授主编的《二十世纪华北农村调查记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共4册，是了解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史料。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河北大学历史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等都在指导学生进行乡村文献的考察与搜集工作。

　　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是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也是搜集社会史资料的两个重要渠道。这两三年，除了上述田野调查活动以外，口述访谈方面也出版了不少重要成果，如王名的《中国NGO口述史》(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台湾“中研院”口述史系列丛书，以及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俞敏洪口述：在痛苦的世界中尽力而为》等。

　　总体上看，社会史史料搜集和整理将是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相关的数据库建设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这项工作的进程将决定各研究机构未来的研究重点、路径和话语权。

　　二、2010—2012年以来国内外学科前沿与热点问题

　　2010—2012年的三年里，起步阶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学研究相对集中在学科基本理论、新中国成立初期、区域和农村社会以及与现实相关的社会结构、社会建设、社会生活问题等领域。

　　(一)当代社会史学科理论的探讨

　　如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时期一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学科的起步期，学界关注的焦点首先就是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及其内涵和外延等基本理论问题。学者们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专长出发，各抒己见，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代中国研究所以国史研究为主要任务，由此该所社会史研究室提出了构建“国史中的社会史”的理念。李文在《国史中的社会史：内容和框架结构》一文中，提出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中心任务是要构建一个比较成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学科体系；[3]姚力探讨了当代社会史与国史研究的关系，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研究应该以国史重大问题为主线展开，同时要抓住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生存状态和心理情绪三条线索，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相结合，从而达到总结当代历史、揭示当代社会发展原因与动力的目的。[4]朱汉国认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重点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社会建设和社会生活变迁三大部分，以剖析社会结构为基础，以论述社会建设为核心，以揭示社会生活变迁及其规律为目标。[5]而在著名党史专家张静如看来，社会史即是所谓“大历史”，亦即“通史”。[6]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他所主编的5卷本《中国当代社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甚至包含了外交方面的论述。后来，张先生在反思他的“通史说”时，指出这一观点“并不那么完美，甚至也有说不通之处”。[7]史学界还有学者认为，社会史只是一种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不是独立的学科，当代社会史也不例外。

　　《河北学刊》2012年第2期以“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化”为专题，刊登了李文海、田居俭、李文、行龙、郑清坡等几位学者的一组笔谈，围绕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特征、学科建设和研究现状等重要问题提出了各自观点。李文海和田居俭分别强调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立场、方法和学科定位，提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唯物史观，紧紧把握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确保当代社会史研究全面启动伊始即立足于围绕大局、服务社会的新趋向和高起点，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体系的中国当代社会史。李文探讨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行龙就社会史研究对史料的“革命”做了深入分析。郑清坡则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整体观念做了探讨。此后，李金铮也撰文参与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理论的探讨；[8]王卫平和王玉贵探讨了社会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9]李忠人则对社会史与政治史的关系做了深入的分析。[10]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史的研究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自然延伸，近三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集中，突出的特点是地方和基层档案资料的大量使用。如王瑞芳[11]、刘握宇[12]等对土改运动的研究，熊秋良[13]、胡现岭[14]、周震[15]、江业文[16]等对农村基层治理的研究，杨丽萍[17]、高中伟[18]、黄利新[19]、侯艳兴[20]、李友梅[21]对城市社会管理特别是城市社会改造的研究。此外，研究者还涉足城乡关系[22]、城市社会转型[23]、医疗卫生[24]、社会救济[25]、灾害应对[26]以及危机处理[27]等多个领域。

　　社会文化方面，《党的文献》在2012年第5期设置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关于扫除文盲工作文献选载”专栏，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有关档案中，选发了1952—1956年中共中央关于扫除文盲工作的部分指示和决定，共7件，并刊发了孙东升、曾珺关于那个时期扫盲工作的研究。[28]

　　(三)区域和农村社会史研究

　　区域研究和农村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两个传统取向，近三年来经过学者的努力，华北农村社会史和上海城市社会史逐渐成为中国当代社会史中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依托其对山西地方档案的搜集，以山西农村“集体化”研究为抓手，逐步深化华北农村研究。[29]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同样长期致力于华北农村研究和资料的搜集，代表作如张思的《侯家营：一个华北村庄的现代历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该书力图在“国家与社会”的研究框架中从村落的视角、农民的视角出发，基于来自乡村的史料，解读乡村社会演变的动因。王胜利用地方档案考察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背景下的河北省赤脚医生问题。[30]2012年，她以其博士论文《集体化时期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研究：以河北省深泽县为个案》为基础，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医疗社会史视域下的国家与乡村社会研究(1949—1979)”。2011年，郑清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农民日常生活视域中的制度变迁：以冀中为中心的调查研究”。李金铮从基层政权、阶级划分与阶级斗争、集体化经济、日常生活等方面，对学界关于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的研究做了综合性梳理；[31]他还考察了同一时期太行山区的男女同工同酬现象。[32]

　　上海城市史研究有较好的学科基础。从历史上看，自近代开埠以来，上海就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是亚洲的国际性大都市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仍然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从学理上看，近代上海城市社会史研究为当代上海社会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三年来，乘着中国当代社会史起步的东风，上海城市社会史研究进一步发展。金大陆出版了《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读者提供了一幅“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时期上海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景画面。上海社会学界相关调研作品如李友梅主编的《上海调查2010：上海居民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等同样值得关注。此外，张济顺关于新闻业的研究[33]、冯筱才关于公私合营中资本家身份问题的讨论[34]、阮清华关于上海游民改造的研究[35]以及赵胜关于私房改造的考察[36]都从各个角度深化了当代上海社会史的研究。2012年12月“1949年以来的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标志着上海史研究进入第二波和当代上海社会史研究的崛起。

　　(四)社会结构、社会建设和社会生活研究

　　社会结构、社会建设和社会生活，历来是社会史研究关注的重点，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也不例外。

　　社会结构方面，涉及阶级阶层问题的研究较多，如李海金的《身份政治：国家整合中的身份建构——以土地改革以来鄂北洪县为分析对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刘海军的《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及其现实影响》(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12)、杨继绳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江西高校出版社，2011)、张健的《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以及贾滕[37]、王爱云[38]、冯军旗[39]、王凤梅和郝锦花[40]等人的学术论文。美国哈佛大学社会系教授怀默霆(马丁·K·怀特)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问题，2010年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哈佛当代中国系列”丛书出版了由他主编的《一个国家，两种社会：当代中国的城乡不平等》[41]一书，收入15位相关专家的文章，分析了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的形成、城乡收入差距、城乡获取社会资源的差距、农民工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和城乡差距的政策等五个方面的内容。他在另一部著作《社会火山的迷思：当代中国的不平等感与分配不公》[42]一书中，对1978年以来形成的社会不平等的后果进行评估，提出了许多富有洞察力的学术见解。美国学者李成主编的《中产中国——超越经济转型的新兴中国中产阶级》一书，是2009年布鲁金斯学会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研讨会的论文集，汇集了美国、中国、韩国、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等多国学者的论文，从不同的分析角度审视了中国中产阶级的现状和发展。[43]倪晓锋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区整合机制的变化轨迹。[44]美国学者魏昂德和胡松华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精英及其社会地位的代际传承问题。[45]日本神户大学教授佐佐木卫的《全球化中的社会变迁：日本社会学者看现代中国》一书，基于其近20年的实地调查资料对中国社会结构变动进行了探讨。以人口为研究对象的作品有朱国宏的《渐进与巨变：近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农村的人口与社会变迁：以1931—1999年的峭岐为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谢玲丽的《上海人口6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社会建设方面，已故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在《社会建设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一书中梳理了新中国建立后社会建设的历史，探讨了60多年来各个阶段中国社会阶级阶层演变的特点，提出了社会建设就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主张。日本社会学家园田茂人与教育史家新保敦子合著的《教育不公平问题能克服吗?》一书，通过长达100年的时间跨度探研了中国的“教育不公平”、“学历社会化”等教育问题。[46]2012年，为迎接中共十八大的召开，各大媒体和学术期刊以“辉煌的十年”为主题，推出大量反映近十年社会建设发展成就的系列文章和通讯报道。此外，学者的研究还涉足环境史[47]、灾害史[48]、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49]、民族地区社会建设史等[50]。关于慈善事业的研究也推出不少成果，代表作当属郑功成的《当代中国慈善事业》(人民出版社，2010)。关于医疗卫生事业的研究，代表作有肖爱树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等。

　　社会生活方面，朱汉国等撰写的《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社会生活卷(1949—2000)》(人民出版社，2010)，在当代社会生活史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探索。如前所述，上海学界对城市社会生活的研究也卓有成就。萧楼的《夏村社会：中国“江南”农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结构(1976—2006)》(三联书店，2010)一书，沿着费孝通“差序格局”的理论脉络，通过对江南“夏村”精致的民族志描写，提出了“差序场”的分析框架，为我们深刻认识当代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村庄社会的特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案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推出了“民族地区典型百村调查”的部分研究成果，包括内蒙古卷、新疆卷、西藏卷、云南卷、广西卷、黑龙江卷，详尽反映了新世纪以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现状。由当代北京编辑部编纂的“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是反映当代北京社会生活的普及类读物。罗栋所著《中国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统计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也是值得关注的作品。此外，李飞龙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农村分家析户问题；[51]光梅红回顾了集体化时期山西农民的食品消费和生活状况；[52]李秉奎考察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青年的婚姻观念及行为。[53]关于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代表作还有林明鲜的《中国的婚姻与社会干预的变迁》(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弓秀云的《社会变迁中的家庭劳动供给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以及唐灿的《转型社会中的家庭与性别研究：理论与经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0)等。

　　三、学科未来发展方向

　　中国当代社会史是一个亟待扶持但又充满希望的新兴学科。今后的发展重点应放在以下三个方面：

　　1.拓展史料搜集范围，建设当代社会史研究资料数据库。

　　治史依托史料，史料的详略多寡直接影响史学工作者对史实的判断和对历史的书写。当代社会史的史料散落于各处，长期缺乏系统的整理和归类，因此，持续性的史料搜集与整理、建立以各层级和各区域档案为基础的数据库，是我们开拓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筑基性工作。当下的要务至少包括三项工作：第一，整理、汇编社会类的中央和政府文献，理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社会建设思想和社会发展理念，熟悉共和国60多年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第二，“再现生活真实”、“返回历史现场”的诉求，决定了“迈向田野”是必然选择。这既是当代史研究的特质，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属性。第三，以地方史志资料为核心，建立跨越区域社会的文献数据库目录索引；同时大力扶持社会史资料的整理和出版，推动资料共享。

　　2.参与多学科讨论对话，为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历史依据。

　　我们对过去的理解根植于与我们休戚相关的现在，这是史学和社会学者的普遍共识。社会文化的发展是有历史连续性的，我们也只有将当前的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放置在它们的历史脉络中，才能对事件本身或社会问题的走势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过去又是了解现在的源头活水，当代社会史研究也就因此成为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汇聚的一个基点。当代中国正在面对的社会问题，都可以在历史的源流中探寻其缘由和应对策略。此外，许多现实问题的研究也愈来愈重视历时性分析，运用翔实可靠的史料求得深入严谨的诠释，从而提升了对策性研究的水平。也就是说，在现实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当代社会史可以体现独到的价值。

　　3.把握社会变迁的脉动，着力提升国史研究和写作的品质。

　　国史作为综合性的断代史，分领域、分时段的专题研究是其研究和写作的有效方式；同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最终的整合、形成独特而完整的体系又是学科建设的必然诉求。目前，深入的当代社会史专题研究的缺失，给国史著作中社会方面内容的呈现带来了相当多的困难。因此，以服务于国史写作为目标，全面开展60多年社会变迁的研究任务十分紧迫。在国史的大框架下，将纷繁的社会现象和庞杂的社会史内容加以概括和提炼，从而揭示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是开启社会史研究的关键，也是最高指向。当然，其前提是尽快建立起符合国史研究需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学科体系。

　　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变令世界瞩目，当代中国研究已经成为吸引海内外学者、汇聚各学科力量的一门显学。近年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也日益成为党和政府的紧迫课题，此时开启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正逢其时，其对于学术的贡献和社会建设的意义也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而不彰自显。

　　注释：

　　①2011年4月27—28日，《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社、当代中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与安徽师范大学在安徽省芜湖市联合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研究现状和学科体系”专题研讨会；2011年10月22—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和河北大学共同举办、当代中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和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共同承办在保定市召开“新中国社会变迁与当代社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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