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二卷），记述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9年间，中共北京市委领导全市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这是一段极其重要又比较复杂的历史，写好它十分不易。而此书可以说写得较为成功，堪称地方党史研究的上乘之作。
我以为，此书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称道。
第一，史料翔实，内容全面。此书是在占有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基础上进行编修的。我在北京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也在北京工作过，但书中披露的许多情况过去并不了解，不少史料未曾与闻。由于该书充分地占有了史料，因而能如实地记述中共北京党组织发展的历史脉络，系统梳理北京党组织领导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的历史实践，使其成为了地方党史研究的一部信史。
第二，把握“共性”，突出“个性”。北京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直辖城市，既有与其他省市共同的经历，又有作为国家首都的特殊经历。编修北京党史，要兼顾这两个方面。该书这点把握得较好。如在写“大跃进”时，既反映了北京市委和全国各省市委一样，有“跟风”的一面，又反映了北京市委及其领导人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勇气和魄力。北京作为首都城市，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是党中央重大路线方针政策和重要指示的发出地，也是一些影响全国的重大运动和重要事件的发源地，北京的很多事都直接与中央相连。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成为本书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应该说，此书在这点上下了不小的功夫。既把握住了“共性”，把北京党组织的历史活动，置于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如记述北京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贡献和邓小平、彭真等在北京郊区的调查研究等，又着力叙述了北京党组织领导广大市民发展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程，如：把一个“三大敌人”统治的、消费的、腐朽文化的城市，向人民的、生产的、新文化的城市转变；改造旧北平、建设新首都；根据执政党的特点，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排除“左”的干扰，在曲折中发展社会主义等等。这些都突出了北京党史的“个性”。
第三，论述客观，秉笔公允。编修一本好的史书，不仅要资料翔实，还要讲究义理，敢于立论。该书在这方面也作了很大努力，不囿于旧说，不回避敏感问题，力求论述客观、公允。该书的“论”不是游离于史外的空论，而是寓论于史，史论结合。对于主流与支流、本质与表象、正确与错误等敏感问题采取实事求是态度，讲成绩不夸大，讲问题不遮掩。对于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的叙述，观点明确，立论精当。写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没有简单地下结论，而是在提供大量有关数据的基础上给予全面陈述。写“文化大革命”的三章，则依据大量资料，对其作了全面论述。
当然，由于这段历史非常复杂，难免会给此书带来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有些反映历史关节点的重大专题没有完全展开，对学术界一些有争议问题的介绍不够充分，有的领域有待深入研究，新的史料也需要进一步挖掘。但瑕不掩瑜，不影响这部书成为地方党史研究的上乘之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