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文化大革命”的畸形产物，其形成、发展、灭亡有一个历史过程。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对我们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危害。编写中共党史“文化大革命”部分，无疑会涉及这一重要内容。当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在编写中共党史第二卷《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0—1978.12)》。全国各地党史部门也正在编写地方党史二卷。同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还在组织编写《共产党员党史必读》，并准备重新修订和续写《中国共产党简史》等。在编写中，如何正确表述这一内容，给历史留下我们党在特定历史时期和阶段对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性质的正确认识和判断；怎样给读者提供有价值的信史，使读者客观真实地学习党史、了解党史，并从中受到启迪、教育和警示?把握好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提法的表述使用，就成为党史研究部门亟待厘清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对我国某些党史权威出版物表述使用这一提法的考证辨析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了一些党史专著以及教材读物和大事记，那么，这些出版物对这一提法是如何表述使用的呢?这里，笔者简略作一考辨。

(一)有关专著的表述使用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曾作为全党学习教材、在国内外产生重大而广泛影响的一部党史专著。该书共九章加一个结束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是该书的第八章。这一章共列五个小节，其中第三节写的是林彪集团的覆灭和纠正“左”倾错误努力的受挫。第五节写的是江青集团的覆灭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第三节第二目写的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第五节第三目写的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该书首先在节和目中，将“林彪、江青集团”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两种提法交叉使用，表达的是同一内容，但使用的提法不同。在具体历史叙述中，“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大量使用的是“林彪”、“江青”，“林彪等人”、“江青等人”，“林彪一伙”、“江青一伙”。在叙述林彪、江青围绕筹备四届全国人大展开权力斗争时，开始使用“林彪集团”、“江青集团”。九一三事件后，开始使用“林彪反革命集团”。书中指出：“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武装政变的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造成的恶果。”该书在叙述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时，使用了“四人帮”。尔后在阐述周恩来逝世和天安门事件时，开始使用“江青反革命集团”。书中讲到：“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逝世，周恩来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天安门事件)“这个抗议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粉碎“四人帮”后，这种提法的使用次数逐渐增多。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执政中国》，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确定的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点图书。这套丛书共五卷，第一卷对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的奋斗历程作了全面的描述，其他四卷，分别讲的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第一卷，由于篇章结构的设计是专题性的，而且偏重于中国共产党执政所取得的成就，没有专门章节涉及和叙述“文化大革命”部分，该书只是在第四章改革开放决策提出与伟大历史转折中涉及到了粉碎“四人帮”的问题。在叙述这一问题时，使用了“江青反革命集团”。

(二)有关教材读物和大事记的表述使用

《中国共产党简史》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一本在全国影响力比较大的党史简明教程。该书共十章，上线从党的成立写到下线党的十五大。这本教程，在第七章中讲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下设四个节，第二节叙述林彪集团的覆灭和纠正极左思潮的努力，第四节叙述粉碎江青集团的胜利。该书的第一节“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全面内乱”，使用的是“林彪、江青”和“林彪、江青”等人。第二节中，出现了“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这一节是专门阐述“林彪集团”如何形成、发展和覆灭的，但是自始至终，一直到九一三事件发生，这一节全部使用的是“林彪集团”。第四节中，在叙述天安门事件和粉碎“四人帮”时，使用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在讲到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文革”期间对“左”倾错误进行抵制抗争时，以及对“文革”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错误进行原因分析时，使用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江青反革命集团”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由此可见，尽管该书两个节的标题都使用的是“林彪集团”、“江青集团”的提法，但是，在具体行文中都作出了林彪、江青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性质判断。

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教程外，笔者还查阅了近年来教育部门组织编写的一些供大学生学习使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教材。这些教材在叙述这一历史问题时，其节和目虽然大都使用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表述提法，但是，在具体内容的叙述里，也存在着对这一提法在使用时间和使用范围上的相互交叉问题。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5.12)》，又是怎样表述使用这一提法的呢?在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前，《大事记》使用的是“林彪”、“江青”。在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九大在北京召开这一条目中，使用了“林彪、江青集团”。《大事记》指出：“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在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这一条目中，《大事记》使用了“林彪、江青一伙”。在8月23日至9月6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的条目中，使用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这一条目指出：“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陈伯达，给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打击”。在1971年9月5日林彪策划和发动武装政变的条目中，又分别使用了“林彪集团”和“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叙述林彪策划阴谋政变的过程中，使用的是“林彪集团”。在讲到林彪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破产时，使用的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在1972年8月3日叙述下放江西劳动的邓小平致信毛泽东的条目时，又使用了“林彪集团”。在1974年7月17日叙述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的条目时，使用了“四人帮”。在1976年10月6日叙述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的条目时，使用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在诸多条目中，将“四人帮”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提法经常交叉、交换使用。

从以上所述的专著、教材读物和大事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十年“文革”的历史叙述中，有多种的表述提法。存在着本书节与目和不同书节与节、目与目之间的不统一或不一致问题。如何准确地叙述和表达这段历史，如何正确和科学地使用这一提法，党史工作者应给予高度重视和关注。笔者以为，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我们党史编修者找出权威性的依据来，提出使用和转换的理由来，并对历史发展的进程及相关因素准确理解和把握，给历史事实和现象一个符合历史实际，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表达和概念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