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整理和编纂自身的历史资料始于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中，为了“分清历史是非”，中共中央编辑了《两条路线》、《六大以前》、《六大以来》等文献集。不过这些只供党内高层阅读，并不发行，还谈不上用于研究。但这无疑是有意识地整理和编纂党史资料的发端。

1949年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重印了《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宣传部陆续编辑了活页式《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这套资料集以前两书的文献为蓝本，成为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基本材料之一。说到基本材料，不能不提及经毛泽东本人校改审定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它的出版，既是为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提供教材，也为党史研究提供了基本材料。部分党校、高校还编印了一些供内部使用的党史、革命史资料集；人民出版社影印了19种革命期刊，最具研究价值；解放军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两个回忆录系列。所有这些，形成了“文化大革命”之前党史资料整理和编纂的基本格局。这个格局的特征，是以《毛泽东选集》为主体、辅之以部分党的文件和口述回忆。它固然为研究党史提供了一些文献，但局限性亦十分明显，范围狭窄，数量稀少，而且限于1949年以前。一个更突出的局限在于，由于突出领袖个人的地位和作用，“两条路线斗争”的叙史模式已露端倪，《毛泽东选集》主要不是作为研究史料，而是当做了评判历史的标杆。对于党史研究而言，利用这些文献的罅漏自不待言。整理和编纂的史料，难以呈现党史的原貌和全景，甚至遮蔽了许多历史真相。及至“文化大革命”，党史资料的整理和编纂陷于停顿，“两条路线斗争”的叙史模式达于极致，党史研究走入歧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资料整理和编纂工作得以恢复。尽管最初以服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需要为目的，但客观上为改观研究提供了条件。1980年以来，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变化，推动了党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和利用。30年来，这一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为此前任何一个时期无法比拟。

30年来，党史资料整理和编纂的第一个特点，无疑是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激增。中央档案馆编辑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8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0册），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陆续出版，是中共建党以来最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和编纂工程。两套文献集收录了从1921年建党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党的重要文件，反映出这一时期党史的基本脉络，不少文件是第一次公布，不仅有助于复原许多模糊、缺漏的史实，而且有助于修正流传多年的错讹叙述。规模和数量的扩展不只是上述综合性文献集的编辑出版，专题类文献资料集的编纂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比如中央档案馆等单位编辑的《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就披露了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期间的大量原始文献。大规模整理和编纂党史资料，折射出理念的变化。当党史不再被简单阐释为“两条路线斗争史”以后，提供丰富的文献便成为研究党史的首要前提。

第二个特点是覆盖时段范围的延伸。很长时间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前，党史资料整理和编纂限于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一般不在关注的视野之内。“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这种状况开始改变。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8册），其中后两册收录了1949年至1956年的历史文献，首次将时段延伸到了党执政以后的时期。1981年，中共中央作出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1949年以后的党史愈来愈成为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资料的整理和编纂也向1949年以后伸展。前述《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的编辑出版，即是一例。按照延安时期编辑《六大以前》、《六大以来》的模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了《三中全会以来》文献集【这个文献集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一个是《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前者分上、下两卷，内部发行。】，收录了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3年多的文件，是历史转折时期高层决策的重要历史文本。此后，编辑出版党的文件成为一项常态性工作，迄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已经推出从《十二大以来》到《十七大以来》6套文献集。这6套文献集，连同《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构成了1949年以后党的历史文献大型系列。遗憾的是，迄今未能编出1966年至1978年初的党的文献集，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缺失。

第三个特点是形成领袖群体和党史人物群体的文献格局。“文化大革命”以前，党的领袖文献基本上只是编辑毛泽东的著作，其他党的领袖和领导人的资料鲜少整理和公布，刘少奇《论党》的出版仅属零星。80年代以来，反思和检视个人崇拜的政治现象，在党史资料的整理和编纂方面突破了“一花独放”的格局。80年代初，中共中央作出决定，除继续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外，还编辑出版其他领导人的著作。为此，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更名为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此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的选集、文选或文集陆续编辑出版。除了领导人文献的编辑出版外，党的早期人物和著名人物的文献则形成了另外一个系列，如李大钊、恽代英、瞿秋白、杨匏安、邓中夏、张太雷以及张闻天、王稼祥、李立三、李维汉等人的文集。除了文集、文选，80年代以来出版的大量党史人物的年谱、传记，还提供了许多可称之为“亚文献”的历史资料。比如《周恩来年谱》、《毛泽东传（1949—1976）》，就披露了许多未曾公开的第一手资料。

需要指出的是，党史人物文献的编辑，也出现了多样化的品种。以毛泽东的文献为例，除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外，专门机构还编辑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论文艺》等文献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的编辑出版，第一次公布了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大量批示、文章、讲话、谈话、电文等原始文献，为海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在研究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方面学术价值居首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专题性著作，如《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邓小平军事文集》等也陆续编辑出版。

第四个特点是目光的下移。以往的党史研究，多以高层为主体，以决策过程为重点，一部党史从某个角度说，实际上写成了高层决策史。80年代以来，研究理念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不仅研究高层决策，而且追踪高层决策在地方的实施过程，进而考察地方与高层决策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地方史料的编辑引起人们重视。相关机构整理编辑了革命年代各个根据地、解放区的系统史料，1949年以后各地方的专题史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辑的多个大型系列史料丛书“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拨乱反正”，都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整理编辑地方的相关文献资料，反映出地方不同时期的历史状况。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研究者目光进一步下沉，将视野置于社会基层、公民个人，研究1949年以来的社会变化、公民境遇。日记、笔记、信札、账册、照片、表格等，都逐渐为研究者重视，作为党史、当代史的史料，有些已经整理出版。比如张光年的《文坛回春纪事》，就是作者本人自1977年至1985年的日记，从一个角度记录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到改革开放几年间文艺界的人和事，描述了解冻、复苏、繁荣、波澜的文艺界万象。

第五个特点是编辑主体的多元化。党史资料的整理和编纂，向来由专门的党务机构负责，“文化大革命”以前尤其如此。其中既有“规则”约束的原因，也有研究理念封闭的缘故。8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发生了明显变化，编辑主体不再单一是专门的党务机构。从已经公开出版的党史资料看，编辑主体既有专门的党务机构（如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也有专门的党务机构与学术机构的合作，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中央档案馆联合编辑的大型史料集。最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原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辑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7册），收录了从1921年建党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终结55年的党的文献，总计2500余万字。该书虽属内部发行，但在档案文献公布有限的情况下，为研究者广泛采用，迄今仍是必备史料书。编者属于非档案专门机构，但能编辑如此大型的党史资料集，这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说明党史资料的编辑不再是专门机构的“专利”。事实上，当研究理念转型后，学术机构、学术团体乃至民间、公民个人也在编辑专题史料和底层史料，成为新的编辑主体。

第六个特点是新技术手段的运用。传统的史料是以纸介的形式留存和编纂，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运用于学术研究后，使得传统手段难以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90年代以来，党史资料的整理和编纂及其利用，也引入了新技术手段。比如各种文献转换成电子版，建立大型文献数据库，为资料的利用提供了更加快捷便利的检索和统计功能。

近30年来党史资料的整理、编纂，为党史研究提供了资料前提，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它将会有新的进展，而在社会基层的史料整理、挖掘和编辑主体的多元化方面可能会有更加良好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