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捷
记者 李小佳
近些年，我国出现了一波波读史热。但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新现象，如有人热衷野史而非正史，有人感兴趣于各种揭秘、翻案、戏说等。在纷繁复杂的历史故事和历史评价中把握党史的主流和本质，越来越凸显出重要性和迫切性，而这也是新时期真正学好党史这门必修课的重要内容之一。解放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捷。
一段野史越是写得活灵活现，读者脑中就越要打个问号，正史里得不到印证而又说得活灵活现的东西往往靠不住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掉的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历史事实背后人们对真善美、假恶丑的一种客观的判别能力
野史可作为消遣，但学党史一定要学正史
解放新论：当下我国确有一股党史热的潮流，但各种逸闻趣事、甚至奇谈怪论也很有市场，部分人对野史的兴趣甚至超过了正史。对此该怎么看？
李捷：任何历史都有一个规律，即有正史必有野史，而且读者尤其是青年人往往会对绘声绘色的野史更感兴趣。例如，同为魏蜀吴的三国历史，有陈寿的《三国志》，也有后世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前者是正史，后者为戏说。陈寿将散见于朝野中各种各样的材料进行了严格的鉴别，最后写成了正史。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出来后，把那段历史说得活灵活现，结果《三国志》就“没人”看了。所以人们对野史感兴趣并不足为怪。这一现象也或多或少存在于党史领域，党史“揭秘”此起彼伏就是例证。
但这里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野史虽令人津津乐道却有失严谨和准确，如果把野史当正史读，就会混淆视听、颠倒是非。必须看到，野史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活灵活现却违背常识。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鉴别方法，就是看这些神乎其神的故事情节是不是违背常识。如果当时只有两人在场，书中却把当时两个人的动作、神态、表情都写得活灵活现，仿佛有一个第三者在现场见证着整个历史过程，这就违反了常识。一段野史越是写得活灵活现，读者脑中就越要打个问号，当然不等于说肯定是假的，但要对比核实正史，正史里得不到印证而又说得活灵活现的东西往往靠不住。
二是小题大做却掩盖历史全貌。野史利用人们的好奇心，攻其一点、小题大做，把某件事情写得像一部充满了传奇和扑朔迷离的小说，把读者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在某件事上，而使读者忽略了整个历史的全貌。例如，“913事件”就有各种版本，甚至让人产生怀疑，林彪是不是真的叛逃了，是不是真的坠机了？但如果还原历史全貌，把事情前后梳理一遍，就知道当时林彪是在阴谋破败走投无路后出逃的，也就明白为什么说这是一桩铁证如山的案件。从整个历史来看，存在某些扑朔迷离的地方是正常的，这些都是枝节问题，它不影响历史的发展，也不决定历史的进程，更不反映历史的全貌。
三是有些野史制造者别有用心，把是非说颠倒了。
对野史要客观地看：一是野史不是洪水猛兽，野史的存在是一个客观历史现象，古已有之，不足为怪。二是野史不能替代正史，尤其是对写得活灵活现、神乎其神的野史，更要保持清醒科学的分析态度。总之，不能以猎奇的心态而应以严谨的态度来读党史，野史可以作为消遣，但学党史和国史一定要认真地学正史、原原本本地读正史，这样才能看到历史的真相，而不被各种传说迷惑了视线。
历史认识非一次完成，但须坚持唯物史观
解放新论：在一个多样化的社会，历史竟然也会被品出不同的味道：现在有一些历史学者给秦桧、汪精卫、西门庆等历史人物平反，岳飞等民族英雄反成了全国统一的破坏者。这种在历史领域中出现的“翻案风”给党史领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李捷：近年来，确实有一股对一些历史人物热衷于翻案乃至对一些历史事件重新评价的做法，这让人感觉似乎谁是谁非难以说清，觉得历史好像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种现象在党史和国史领域中也存在。但除了要对此批驳澄清外，还应做一点历史的分析，探究一下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党史、国史中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不是现在才有的，自从中国近代受到西方思潮影响以后，历史虚无主义就一直在我国存在并有影响。现在一些历史作品和文化作品，给人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当年我们对这些人都评价错了，现在要把他们颠倒过来。
这就需要冷静地考虑，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大家都知道，历史事实是客观的，但每个人看了历史事实引起的内心情感是主观的、不同的。譬如，同样看了岳飞的故事，有的人会同情他，会落泪，会感动，但有人就没有这种情感，甚至还说他不是民族英雄。仔细分析，这种情感又不完全是主观的，而是有一个客观的东西在人们头脑里的映射，这个东西就是价值观。所以，当下出现了很多奇谈怪论，有人专门为历史人物平反叫屈，有人热衷于种种揭秘，说到底还是在受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后，价值观出现了问题、发生了扭曲。历史虚无主义虚无掉的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历史事实背后人们对真善美、假恶丑的一种客观的判别能力。今天之所以会看到这种怪象，即对大家理应要憎恨的丑恶现象，有人就恨不起来，反倒对一些好人，本应崇敬起来的，却崇敬不起来，原因就在于此。
历史虚无主义又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一是历史观出现偏差。这些年，我国史学界受西方学界的影响较大，历史研究的选题开始趋向碎片化，研究者更热衷于搞历史上的小题目、小考证，认为这才是学问，而对历史哲学范畴的思考、宏观性的思考欠缺兴趣。但如果只盯住细节，结果往往会是细节之处符合历史，但得出的结论放在一个更加宏观的场景中就会成为历史的悖论。例如，有人发现，在土改期间，有的村搞左了，甚至出现了乱打乱杀的现象。于是得出结论说，整个土地革命都是错误的，是要不得的，这就否定了土地改革的革命正当性，这个结论就有偏差。土改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错误，所以当时党中央一直提出要严肃纠正，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铲除盛行了上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吗？由此可见，细致深入的考证有必要，但要在进行微观研究的同时，加强历史哲学的思考，透过微观看宏观，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细节看大势，这种历史的细节研究才有意义，才能更好地把握历史的本然。
二是价值观出现变化。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人们更容易看重物质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价值，而看轻精神和价值观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价值。再加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使一些人对历史的看法在价值观上也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不少人开始认为利益而非理想才符合人性。而由当下的人心去揣测当时的人心，拿现在人的眼光看历史上人们的选择，有人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共产党人会抛头颅洒热血、不为名不为利而斗争，不理解为什么很多共产党人有很好的家庭出身却要去闹革命，不理解不相信共产党人是为了理想、为了救国救民而革命。现在对党过去的领导人私生活的 “揭秘”、对历史上党内斗争的各种揣测等，虽非历史真实，却总能蛊惑人心，其原因也在于此。
对历史事实的科学认识，与现实中人们对实践的认识一样，并非一次就可完成。对历史的认识，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这不是随意打扮历史，而是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但对历史的认识，必须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任意曲解，随意歪曲，以偏概全，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历史的主流、主题和本质。
要讲历史规律，但党史还要讲出文化内涵
解放新论：与“党史热”同时存在的一个现象是，一些党员不熟悉党史。如有青年党员就弄不清长征是从遵义、还是从井冈山出发的。新时期，党史如何讲好“故事”？
李捷：在一般人眼中，历史就是客观事实，还有什么方向、还会出现什么偏差么？但其实，历史的观察视角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同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看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就党史研究本身来说，我们一定要讲好党史故事，但首先必须要解决对党的历史怎么看、总体评价怎么把握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党史研究的方向就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偏差或者误导，就无法真正理解为什么说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学党史有几个基本准则：一是要尊重历史事实。这是学党史最基本的态度。二是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不能以个人恩怨或个人好恶，来褒贬历史人物，评判历史的是非曲直。三是切忌比附，既不要把现在的观点牵强附会到当时的观点上，不要把现在的喜怒偏好强加于历史中的人和事上，也不能对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作简单的类比。而最根本的思想武器，就是要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学党史。
历史事关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党史则事关对党的认同。党史国史界要讲好“故事”，也应当站在这个高度来看，做好几件事情：
一是要讲述中国的故事。中国故事的聚焦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这就要求把握住时代的特征和中国自己的传统，在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找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位。在党史和国史领域，要用历史的眼光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产生、何以出现、如何发展的。
二是要讲好中华民族的真人真事。中国有十几亿人口，每天发生的真人真事太多了，所以必须要有取舍。取舍的标准就是，看哪些东西代表着历史的前进方向，代表着本质和主流的东西，能够真正弘扬民族精神、提高我们对真善美的鉴别力和鉴赏力。中华民族历来有一个传统，就是兼听则明，主流的本质的东西和社会的阴暗面都会记载。主流的本质的东西，是向上的真善美的东西，是代表总的方向的，对此要弘扬。对于假恶丑的现象也要反映，但不能用夸张的办法，把假恶丑的东西讲述成社会的主流，也不能以纯客观的手法记录阴暗面，而要针砭，让人们认识到假恶丑的东西能得一时不能得一世。
三是要把党史故事背后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内涵讲出来。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中，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基因和发展逻辑。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中，同样也有自己的文化基因和发展逻辑。党史除了要讲历史规律外，还要讲出文化内涵，讲出中国精神，讲出文化基因，讲出自身发展逻辑。只有这样，才能讲出一种感染力来。如《史记》对历史的记述，不但文笔活灵活现，还有感染力。读了《项羽本纪》，就会不由得站在项羽一边，喜欢项羽身上质朴率真的方面。党史国史只有讲出文化内涵，才可以打动读者，也才能走出去，形成中国的软实力，树立起我们自己的自信。说到这里，还需要补充提及的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中国古代历史学家，从他那里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史学传统。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达的历史观，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可以说，是深种于中国史学之中的中华文化基因。党史研究和国史研究，也要继承和弘扬这种文化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