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把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作为描述红军长征史诗的最后一章，并以“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为题，以邓小平最终领导中国开始“新的长征”作为全书结尾。这种匠心独具的结构安排，表现出作者对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与“新长征”关系的深刻洞察。1987年11月5日，胡乔木接受索尔兹伯里采访时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形成和发展的道路上，1974～1975年邓小平和“四人帮”之间进行错综复杂的斗争，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这种斗争虽在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困难条件下也没有中止。只是到1974至1975年邓小平重新居于领导地位以后，这场斗争才出现在舞台的正前方，为党内外的公众所周知”。

　  1975年的整顿，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党和人民反对“左”倾错误和“四人帮”的一场重大斗争，不仅有力地加速了“文革”走向终结的历史进程，也成为后来进行拨乱反正和实施改革开放的前奏。整顿之所以能取得显著成效，无疑与邓小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斗争精神密不可分。

　  邓小平的这种精神，主要表现为“敢字当头”。

　  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由于周恩来重病已入院治疗半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由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邓小平由此开始领导整顿工作。

　  邓小平领导整顿，首先从“文革”期间破坏最严重、派性斗争最复杂、影响整个工交战线的铁路系统抓起。中共中央在3月5日下发了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通称“中央九号文件”。根据毛泽东“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邓小平在中央九号文件上专门加写了一段话：“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根据这一精神，铁道部雷厉风行，在地方党委配合下，调整充实各铁路单位的领导班子，抓了顾炳华等30多个破坏铁路运输生产的派性头头。铁路运输形势迅速好转，不到一个月，堵塞严重的几条铁路都得到了疏通。

　  如何同派性作斗争是能否恢复各方面工作秩序的关键。5月21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讨论中央13号文件，即《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草案）》时讲话指出：“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敢不敢接受中央的支持，敢不敢按中央这次批示的要求去办。不管是哪一级的领导，不能总是怕这怕那。现在，干部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字当头，不敢摸老虎屁股。我们一定支持你们，也允许你们犯错误。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要敢字当头”。5月29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要把钢铁产量搞上去，首先“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搞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根据邓小平的思路，中央首先调整冶金部领导班子，抽调唐克、钱传钧到冶金部担任副部长，并把不得力的干部调出来。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袁宝华后来回忆说：邓小平“这一招很厉害，中央13号文件的精神雷厉风行贯彻下去了”。

　  邓小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敢于负责、敢于斗争、敢字当头，这一精神体现在1975年整顿的各方面工作中。6月24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说：“我建议首先自上而下地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领导班子要有威信，敢字当头，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能很好地工作。”8月3日，邓小平在接见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全体代表时提出三条整顿措施，第一条就是“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他非常严厉地指出：“那些怕字当头，不干工作，小病大养，无病呻吟的领导干部，索性请他好好休息，不然占着茅坑不拉屎怎么行……解决领导班子的问题，主要是配备好一、二把手，一、二把手敢字当头，就可以把队伍带起来。”9月27日，邓小平在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这半年来，我讲了多次话，中心是讲敢字当头。”

　  邓小平为什么力倡“敢字当头”？

　  首先是基于“文革”期间复杂艰难的政治经济形势，用胡乔木的话说，邓小平、毛泽东、“四人帮”“三者的矛盾都难以调和”，但相互之间“矛盾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总体上，“究竟是要发展生产力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是当时政治战线的中心问题”；其次，“敢字当头”是邓小平一贯的工作作风，他也因此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1974年因“风庆轮”事件，邓小平同“四人帮”硬碰硬地争论，事后，毛泽东同他谈话时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1975年4月18日，毛泽东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谈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情况时说：“董必武同志去世了。总理生病，我也生病……上帝请我喝烧酒。我不谈政治，由他（指陪同会见的邓小平）来跟你谈了。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一句“我们要他”，表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赖和倚重。6月下旬在王洪文离京到外地期间，毛泽东批示“同意”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作为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领导人，邓小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敢字当头”，他自己更是身先士卒、不折不扣地诠释了“敢字当头”的领导风范。

　  对于错误东西，针锋相对，敢于斗争。“文革”期间，迫于“四人帮”的淫威，很多人“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甚至说“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针对这种荒谬认识，邓小平不客气地指出，“这是大错特错的”。在5月19日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他严厉批评：“不准再打派仗，凡是打派仗的，坚决按中央九号文件办。不管什么老虎屁股都要摸”，“凡继续闹派性的坚决调开，你们调不动，军委调。不管你老资格、新资格，干了多少年革命，都一样。不这样不可能把事情办成。”他还多次强调，“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要敢字当头”。

　  邓小平领导处理各地派性问题，引起了“四人帮”的恐慌。王洪文专门就处理浙江派性问题致信邓小平、张春桥、纪登奎并报毛泽东说：“对浙江目前在贯彻中央十六号文件中的一些问题，我提出了一些意见，特别是对省委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提出了些不同看法。我认为浙江原来从上到下，特别是省主要领导同志、地县主要领导同志都存在资产阶级派性的情况下，提出这样的口号会把形势搞乱。”邓小平针锋相对地批道：“在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问题上，我认为省委的做法是正确的，不宜对省委作不恰当的批评。如果不对省委支持，浙江一个多月来刚刚好转的形势，势必会有反复，这很不利。”毛泽东阅看了王洪文的信和邓小平批语，对王洪文未予理睬，并默许了邓小平的做法。

　  涉及原则问题，毫不妥协，敢于坚持。有人曾把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比作“刀尖上的战斗”，事实的确如此。作为“文革”受害者的邓小平能够复出工作，让广大群众看到了希望，很多干部群众纷纷给他写信，或寻求帮助，或反映问题。1975年夏秋，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刘冰两次联名请邓小平转呈致毛泽东的信，揭发迟群、谢静宜等的问题。由于迟、谢二人深得毛泽东信任，毛泽东批评说：刘冰“动机不纯，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我在北京，信为什么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四人帮”由此借机对邓小平大加讨伐，邓小平被迫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会议亲历者袁宝华说：“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三十多人，王洪文主持会议，小平同志作自我批评。小平同志讲得很有分寸，原则问题寸步不让。”随后，在胡乔木提出今后是否吸收“革命造反派”参加政研室领导工作时，邓小平依然摇头说：“不要！只要吸收年轻一点的就行了。”

　  邓小平面对大是大非问题表现出的原则性和坚定性，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对“文革”的态度。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意见，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文革”的评价问题，以作出一个决议。邓小平坚定地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即使是毛泽东的意思，如果不符合事实，不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邓小平也要加以拒绝，既彰显了一名共产党人敢当敢为的气魄和胆识，也表现出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的政治品格与历史责任。

　  不计个人荣辱，胸怀大局，敢于担当。作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邓小平心中，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是第一位的。因此，在复杂危险的政治较量中，他能够以大无畏的精神气概，推进领导各项整顿。当时，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说：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但我不怕被抓辫子；“不外乎被打倒，要打倒就打倒我”，“大字报一万张都不怕”。

　  正因为有这样的勇气与精神，邓小平面对任何流言蜚语或攻击诬陷，都能泰然处之。1975年上半年，邓小平同江青等就大反经验主义问题进行了斗争。6月7日，毛泽东听完邓小平汇报后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回答：“在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当胡乔木把《文汇报》发表的借古讽今影射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批儒文章报给他看时，邓小平说：“这些文章我早知道了，由他去骂嘛！”当听到江青在山西大寨讲话中称“宋江架空晁盖”是影射邓小平“架空毛主席”时，坦然表示：“不要紧，让她说。”这样的气量与精神，根本上体现的是一种责任意识、担当精神和使命情怀，也充分彰显出邓小平作为唯物主义者的政治胸怀和战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