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平城守军闻日军侵犯，出城赴战。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众多图书中，《抗战家书》因为个人化展现抗战历史的独特视角而受到广泛的关注。应本报编辑之邀，我谈谈主编《抗战家书》的感受。

　　什么是抗战家书？我理解，凡是1931年至1945年抗战时期所写的、内容与抗战有关的私人书信，都可称为抗战家书。

　　抗战家书其实早就存在，只是学术界没有把它作为一种单独的史料来进行研究。我认为，抗战家书包括两个大类，一类是已经公开出版的政要、名人的家书，比如毛泽东、朱德、陈毅、左权、彭雪枫、傅斯年、沈从文、丰子恺等，都有不少写于抗战期间的家书，有的还记载了相当多的抗战史实。这类家书大多已经公开出版，也常常被学者们在研究中所采用。另一类是埋藏于民间的主要是普通人的家书，这一类家书属于民间记忆。它们以前也零星地见诸报刊，但是成规模集中出现是由于2005年我们的抢救民间家书行动，才把它们集中打捞出来，我们通过网站、出书等方式公布了这些史料，从而被社会各界所利用。

　　截至目前，我们所收集到的抗战家书，包括原件、复制件、复印件、电子件等，有200封左右。这些家书，我们基本上把它们分为共产党抗日将士家书、国民党抗日将士家书、华侨家书、其他各阶层家书这几类。

　　对于抗战家书的整理，我们动手较早。因为抗战家书产生于那个独特的历史时期，文字内容生动，人物事迹感人，我们在收集的时候格外重视，特别是2005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当时就有媒体专门就抗战家书前来采访、报道，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报道文章。从此，抗战家书开始被新闻媒体宣传开来。到了2007年又赶上全民抗战爆发70周年，我们就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合作，集中双方所收集的抗战家书精华，编辑了一本《抗战家书》，在当年七·七的前夕，正式出版。后来，《抗战家书》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影响青少年成长的100种重要图书之一，还入选了文化部“送书下乡”工程等，抗战家书的影响越来越大。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决定重新出版《抗战家书》。经过与抗战纪念馆协商，我们在原书25篇家书故事的基础上，新增加了15篇，包括戴安澜、张自忠、谢晋元等名人的家书，还有爱国士绅、抗敌演剧队、保育生等各阶层民众的家书。这样，新书的内容更加丰富，书名也改为《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更加贴近读者。

　　作为一种史料，家书对于抗战历史的研究非常重要。首先，家书特别是普通人的家书写的时候不是为了发表的，内容真实可信。而史料的真实性可以说是史学研究的生命，因此家书对于还原历史真相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家书是带着情感的史料，它反映了写信人的内心世界，这对于研究抗战时期人们的心理状态，比如国共将士们是怎样看待这场战争的，民众是怎样看待战争的，民众遭受了怎样的心灵磨难，从中又能看出什么样的民族精神，等等，应该是第一手的史料。再就是使抗战历史更加鲜活生动。一封家书，一段历史，每封家书背后都有一个人物、一个家庭。以家书为入口，我们能够进入写信人的生平世界，不仅可以还原当事人的抗战经历，而且能够发现一个个感人的故事。然而这样的人物和故事，往往在以往的抗战历史著作中是看不到的，可以使历史更加鲜活和丰富。

　　在编辑过程中，我愈加深刻地感受到，抗战家书作为一种档案文献，真实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各阶层人民的心路历程，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日军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

　　九一八的炮火打破了东北三省的平静，卢沟桥的枪声使华北再也无法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又把战火烧到了东南沿海，一个个家庭流离失所，一块块国土快速沦丧，民族危机步步加深，激起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极大愤慨。中国人民到底遭受了什么样的心灵磨难？《抗战家书》中不乏生动的记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上海沦陷后小学教员姚稚鲁奔波逃难时先后寄给妻子女儿的10余封家书。他身在外，心在家，每天纠结于家庭分离的苦痛之中。“‘悲莫悲兮生别离’，古人早有此言，我为什么要舍却你们千里迢迢在外面奔走呢？”在逃难的过程中，他吃尽了苦头，在家书中发出了绝望的感慨：“……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过到哪里就算，也忧急不了许多。这几天，这里谣言很大，说要‘轰炸武汉’，管他呢！‘在劫不在数，在数最难逃’，我便听天由命吧！”疾病、恐惧、生活无着，交织折磨着羸弱的姚稚鲁。离开家不到半年，他就在武汉去世，再也没有见到他整天惦记着的妻子和女儿。

　　国共将士共赴国难，浴血疆场的民族精神。

　　《抗战家书》中所收录的家书很大一部分写于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或者战斗间隙。民族危亡时刻，不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不论是将军，还是士兵，中国军人表现出了应有的血性和民族气节，保家卫国而不惜马革裹尸。无论是身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还是作为远征军先头部队师长的戴安澜，以及在江苏省六合县桂子山与日军作战中牺牲的新四军连长程雄，还有长沙保卫战坚守浏阳河北岸我军阵地的排长褚定侯，他们在走上战场与敌人英勇搏杀的时候，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用行动实现了自己从军报国的誓言。张自忠在写给战友的信中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程雄即将走上前线，给父母写信说：“现在儿就要离开大别山，走上最前线消灭敌人，保卫中华，望双亲不要悲伤挂念。儿为伟大而生，光荣而死，是我做儿子最后的心意。”褚定侯在牺牲前不久写给大哥的信中说：“然吾军各师官兵均抱视死如归之决心，决不让敌渡浏阳河南岸来。弟告部士兵‘不要他渡河！’一句话，敌此次不来则已，一来则拼一拼。弟若无恙则兄可勿念，若有不幸则请兄勿悲。古云：‘古来征战几人回’。”抗日将士的这种气节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也是我们最终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原因。家国情怀，催人奋进，一封封诞生于战火硝烟中的家书，将先烈们的内心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虽然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依然能够鲜活如初，感动你我。

　　中国各阶层人民同心抗敌、共御外侮的民族情怀。

　　在救亡图存的危急关头，除了国共将士们在前线浴血杀敌外，中国各阶层人民表现了空前的民族团结，展现出同仇敌忾的民族情怀。九一八事变激起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极大愤慨，人们充分利用各种方式宣传抗日，唤醒民族意识。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南洋各地，华侨更是掀起了倾力支援祖国抗战的热潮，纷纷捐款捐物，购买救国公债，有的组织回乡服务团，有的参加义勇军回国参战。华侨虽身处海外，但对祖国遭难、同胞受辱感同身受，故在家书中常常可见教育子弟用功读书、诚实做人、诚信做事、尽忠报国的内容。比如1931年10月31日，侨居菲律宾的林锡国在寄给泉州儿女的家书中说： “现在我的唯一希望你们，就是在这东三省失地，还未收回，那里三千万的同胞，在暴日的铁蹄下，被他们蹂躏残杀，身受亡国惨痛，国难一天严重一天，凡是中国的国民，都要尽国民一份子的责任，同心奋斗，挽救危亡。你们虽然是小小的年纪，也应该努力念书，做一个替国家争气的人，切嘱。”此外，在绅士、商人、职员、劳工、出版人、保育生、抗敌演剧队等阶层的家书中，随处可见忧国忧民、抗日救国的信息，字里行间跳动着与祖国命运息息相关的爱国情感。

　　总之，抗战家书为我们回顾抗战历史、恢复抗战记忆提供了新的史料，为研究抗战历史提供了个人化的、私人化的新视角。从家书的视角看抗战，更能看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更能体现广大同胞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爱国精神，更能反映中国人民爱好和平、追求正义、心系祖国的情怀。而这些，都是我们面向未来所要汲取的宝贵财富。

　　2015年7月3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就如何深入开展抗战研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这段话指明了加强抗战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的重要性。我理解，习总书记在这里所说的“信件”就是指抗战家书，这对我们从事抗战家书收集和整理的同仁们是极大的鼓舞。我们的新版《抗战家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考虑到了与读者的互动，因此书末还有一个附录，即广泛征集家书、日记、回忆录等抗战第一手材料。

　　（张丁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抗战家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