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经济”视角审视抗战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启示录之十二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进入近代以后，由于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落伍了，一步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入侵，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境地。 ——习近平
关于抗日战争，七十年以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纪念。我们记住了，中国军民在战争当中打得有多悲壮、多顽强，日本鬼子有多凶恶、多残暴。然而除此之外，有这样一个问题，可能更加值得所有人去思考：
为什么一个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人类文明顶峰的民族，在19世纪后半段至20世纪前半段这段时间，会沦落到如此凄惨的境地？为什么一个曾经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的民族，会在同一时间崛起，并且把自己曾经的老师打到濒临亡国的境地？
或许可以从以下两个字中找到答案：经济！
侵华战争，中国百余年积弊总爆发
古往今来，无业之财，无势之业，无不如同沙上之城，一时看着或许辉煌无比，长远来说却都难以为继。日本侵华战争乃至中国百余年来的屈辱史，恰恰是对此最好的诠释。
《辞海》中，对“经济”一词的解释是：“1.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制度和运转……”其实如今我们语境中的“经济”这个词，它的含义比过去要窄了很多。传统上，中国古人对于“经济”的理解应该是“经济天下”，此处我们权且将这一概念称为“大经济”。
简而言之，对一国的经济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势、业、财。所谓“势”，包含有一国的地缘、自然资源、人口、社会体制；所谓“业”，在近代至少应该包括工业基础、农业基础以及军力；所谓“财”，则是如今一般意义上的财富，譬如外汇、黄金等等，不一而足。
古往今来，无业之财，无势之业，无不如同沙上之城，一时看着或许辉煌无比，长远来说却都难以为继。日本侵华战争乃至中国百余年来的屈辱史，恰恰是对此最好的诠释。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害，最早开始于甲午战争。在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在东南沿海省份已经搞了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与此同时，日本明治维新也已有二十六年。
以“财”而论。直到庚子之役前夕的1900年，中国的GDP依旧占全世界的11%，同期日本更仅占2.6%；甲午战败后，清廷仅对日赔款折合为当时日元就达3.65亿，而同年日本全国经济总量才2.15亿日元。可以说，中国完胜日本。
以“业”而论。两国开始工业化的时间大致相当，中国还略早于日本；二者的具体操作大同小异，都是师承西方工业国，都是以兴办西学和近代工业体系为主；武器装备上，两国同样不存在质的差异。可以说，中日大致打成了平手。
真正的问题恐怕在“势”上。洋务运动的大背景是，自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极大的动摇了清廷的统治根基，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节制能力开始大幅度下降。真正推动洋务运动的其实是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东南诸省的政治精英，在获得了近代化的工业基础的同时，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的政治博弈，也在不断趋于激烈。一场颇为宏大的近代化运动，带来的却是内耗的进一步加剧。
一场洋务运动，得其财，创其业，却终未强其势。
与此同时，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仅仅结束了幕府统治，重要的是通过“奉还籍册”运动，削弱了“大名”们对地方的控制，将中央政府的影响力直接达到基层，建立起了一套统合度相对较高的国家体制。
两者比较，最终结果也就可想而知——甲午战争中日本实际面对的并非是“中国”，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派系乃至个人。
战败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冲击，并非赔了多少银子，而是丢失了朝鲜、台湾两个战略要冲。特别是朝鲜半岛的易手，使得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在海、陆两个方向都失去战略屏障。朝廷连自身的安全都难以保障，自然也就再难有什么权威可言。1900年“庚子之难”时，东南几省单独与八国联军媾和，搞出了著名的“东南互保”。至此，清廷的中央集权事实上已经宣告彻底崩溃，灭亡便已成为定局，唯一的悬念无非是时间而已。
清朝灭亡之后，取代她的民国并未让中国的“势”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虽然改朝换代，但是大的社会框架没有出现任何根本性的变化，整个中国依然是一种“大封建、小专制”的状态。
所谓“大封建”，即位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虽然理论上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可事实上，它所能控制的区域无非就是四大家族掌握的江浙沪一带，其利益相关也仅限于这一小块。广大的中国北方以及更靠南的云贵、两广，都处于一种听调不听宣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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