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21日—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大会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政协选举毛泽东为名誉主席，周恩来为主席，彭真等22人为副主席。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的报告中说：“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中叶，对于祖国的繁荣昌盛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是很重要很宝贵的时期。”他说，在九十年代，我们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到下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我们的国家，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发达国家，除了必须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外，还必须正确地制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合理地规划经济发展的战略步骤。
新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开始提的是“工业化”。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就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949年6月，建国前夕，他又说：中国将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周恩来当时主持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这纲领9月间在全国政协一届会议上通过，成为国家大法。共同纲领中也说，中国要“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恢复时期的最后一年，1952年，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准备制定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在这个草案里，提到的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至于国家工业化所需的时间，当时周恩来估计，“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
1953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的第一年，这时周恩来已经有了三年多经济恢复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他认识到，把“工业化”作为唯一的目标是不够的。这年，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在全国劳动大会上作报告，孤立地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口号，周恩来看到报告后提议他作些修改，指出“因为这个口号在我们这个过渡时期作为唯一目标来说是不完全的，其中没有包括农业集体化及利用和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也是这年，国家计委主席高岗向中央报送了《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修改稿。修改稿上说，我国“在今后一个相当的时期内，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稳步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周恩来看后指出，这段话不如初稿上的这段话好。初稿上是这样说的：“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党的基本任务就是：稳步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有步骤地促进农业的集体化，使我们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宣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中，专门有几句话讲了工业化和各方面的关系：“在革命胜利后，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改变国家的这种经济状况，在经济上由落后的贫穷的农业国，变为富强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这就需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使我国有强大的重工业可以自己制造各种必要的工业装备，使现代化工业能够完全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而在工农业生产总量中占居绝对优势，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唯一的工业。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能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就可以保证逐步完成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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