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是为了反正，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面对世界著名记者咄咄逼人的提问，既反右又反“左”的邓小平声称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

　　1977年2月，天还很冷，在北京西山25号，邓小平夫妇热情地接待了陶铸的遗孀曾志和他们的女儿陶斯亮。她们母女是来向邓小平递交陶铸冤案的申诉材料的。虽然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复出，但她们相信，凭着邓小平对陶铸的了解，只要他出来工作，就一定会过问陶铸的平反问题的。

　　曾志递上申诉材料时，滔滔不绝地诉说陶铸的冤案和她们母女在“文革”中的遭遇。邓小平接过材料，没有看，只轻声地说了句：“是陶铸的问题，我知道。”就把材料放下了。

　　此后大约一个小时，曾志母女俩说，邓小平只是认真地听，但一言不发，直到把她们送出门外，也没对这个问题表态。

　　回去的路上，陶斯亮感到非常失望，对妈妈说：“看来又白跑一趟了，说了半天，连一句话也不给。”与邓小平相交多年，深知邓小平性格的曾志却不以为然——她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会随意表态的，因为这时他还没有正式出来呢。

　　1977年12月10日，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竭力举荐下，中共中央任命为胡耀邦为中组部部长。15日，胡耀邦在中组部前院的鞭炮声中走马上任了。鞭炮声既是欢迎，更是期望，胡耀邦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沉甸甸。

　　胡耀邦觉得，既然有远见的老同志极力将自己推到中组部长这个重要的岗位，他就应当不顾风险，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实施大家希望的主张，让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民意和党心。他决定首先抓组织路线方面最敏感、最迫切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作为冲破“两个凡是”、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在就任的当日，胡耀邦在中组部全体干部会上，将中组部当时面临的形势概括为：“积案如山，步履艰难。”他对中组部同志郑重提出3条要求：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扫除“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恶习，将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任何人不得阻拦找我的受冤挨整的老同志，任何人不得扣压或擅自代行处理寄给胡耀邦的信件；成立老干部接待组，接待老同志的来信来访工作。

　　堆积如山的冤案要昭雪，错案要平反，假案要纠正。这是当时摆在中组部面前的最为迫切的任务。胡耀邦在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的支持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冲破重重阻力，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

　　不出曾志所料，邓小平复出后过问的第一件事就是陶铸的问题，他指示中组部尽快解决陶铸的问题，并指定由信得过的专人负责。不久，邓小平又对陶铸的平反问题专门作了批示：“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以平反。”不久，陶铸10年冤案终于昭雪。从此，站在时代潮头的历史巨人邓小平，以他的睿智与魄力，开启了共和国拨乱反正之先河。

　　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陶铸平反后，从1979年起，中共中央开始大张旗鼓地为形形色色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邓子恢、习仲勋、黄克诚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平反并恢复了名誉；强戴给中宣部“阎王殿”、文化部“帝王将相部”、体委“独立王国”等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枷锁被撤掉；“三家村反党集团”、“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上海地下党案件”等地方性大冤案被彻底平反昭雪……拨云见青天，万民获新生，含冤而死者若九泉之下有知，也一定会无限欣慰。

　　在整个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影响最大的是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平反昭雪。顶着“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刘少奇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溘然长逝。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对刘少奇做出不公正的判定和不正常的处理，是我们党所犯的一项严重错误。为刘少奇平反，是党的历史和国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不要公开为刘少奇平反，下这个决心也很不容易。刘少奇的案件，牵涉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关系到党和国家历史的真相。

　　关键时刻，邓小平站出来：“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信心的表现。这样全国人民才能心情舒畅，大家向前看，一心搞四化。”他直接指导和关心为刘少奇平反的工作。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回忆：“三中全会后，我分配了工作，又当政协委员，这也是小平、耀邦的关照。我出来后，因少奇问题没解决，我也不便露面。一次政协开会，华国锋、小平等都在主席台上，散会时，我想我应该去和他们打个招呼，我向主席台走去。小平看见了我，显得很激动，老远就站了起来。他一站起来，华国锋也只好站起来，主席台上的人都站了起来，全场爆发一片掌声。当时我心里很激动，因为少奇平反当时阻力很大，涉及到对‘文革’的根本否定，华国锋是不赞成的。小平这样做，实际上是表示了一种姿态，发出一个信号，是对少奇平反的促动。”

　　堆积如山的冤案要昭雪，错案要平反，假案要纠正。这是当时摆在中组部面前的最为迫切的任务。胡耀邦在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的支持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冲破重重阻力，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