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曾志所料，邓小平复出后过问的第一件事就是陶铸的问题，他指示中组部尽快解决陶铸的问题，并指定由信得过的专人负责。不久，邓小平又对陶铸的平反问题专门作了批示：“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以平反。”不久，陶铸10年冤案终于昭雪。从此，站在时代潮头的历史巨人邓小平，以他的睿智与魄力，开启了共和国拨乱反正之先河。

　　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陶铸平反后，从1979年起，中共中央开始大张旗鼓地为形形色色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邓子恢、习仲勋、黄克诚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平反并恢复了名誉；强戴给中宣部“阎王殿”、文化部“帝王将相部”、体委“独立王国”等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枷锁被撤掉；“三家村反党集团”、“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上海地下党案件”等地方性大冤案被彻底平反昭雪……拨云见青天，万民获新生，含冤而死者若九泉之下有知，也一定会无限欣慰。

　　在整个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影响最大的是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平反昭雪。顶着“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刘少奇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溘然长逝。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对刘少奇做出不公正的判定和不正常的处理，是我们党所犯的一项严重错误。为刘少奇平反，是党的历史和国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不要公开为刘少奇平反，下这个决心也很不容易。刘少奇的案件，牵涉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关系到党和国家历史的真相。

　　关键时刻，邓小平站出来：“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信心的表现。这样全国人民才能心情舒畅，大家向前看，一心搞四化。”他直接指导和关心为刘少奇平反的工作。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回忆：“三中全会后，我分配了工作，又当政协委员，这也是小平、耀邦的关照。我出来后，因少奇问题没解决，我也不便露面。一次政协开会，华国锋、小平等都在主席台上，散会时，我想我应该去和他们打个招呼，我向主席台走去。小平看见了我，显得很激动，老远就站了起来。他一站起来，华国锋也只好站起来，主席台上的人都站了起来，全场爆发一片掌声。当时我心里很激动，因为少奇平反当时阻力很大，涉及到对‘文革’的根本否定，华国锋是不赞成的。小平这样做，实际上是表示了一种姿态，发出一个信号，是对少奇平反的促动。”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随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刘少奇举行了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上，邓小平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致悼词：“敬爱的少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0多年了。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伪证，隐瞒真相，罗织罪名，企图把他的名字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抹掉。但是，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险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追悼会后，在雄壮激昂的《国际歌》乐曲声中，邓小平稳步走到王光美面前，紧紧握着她的手，神情庄重地说：“是喜事，是胜利！”

　　日后，王光美回忆此时的心情时说：“整个追悼会我强忍着没有掉泪，但当我听到邓小平的这两句话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我为少奇庆幸，他结识了小平这样一位知音。有小平掌舵，少奇毕生所追求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就大有希望。”

　　刘少奇冤案的彻底平反，使直接受到“共和国第一冤案”牵连、遭到迫害甚至判刑的2.8万人都获得了新生；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行。据统计，从1978年底到1980年，邓小平先后参加了13次追悼会，为51位含冤逝世的同志敬献了花圈，并多次主持追悼会或致悼词。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工作基本结束，有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因与这些干部有亲属关系或工作关系而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也由此得到解脱。历史的悲剧结束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此沿着正确的轨道轻装前进。

　　随着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逐步恢复和国家立法与司法工作的不断加强，如何尽快满足全国人民要求惩处林彪、“四人帮”集团主犯的愿望，对在“文化大革命”中严重破坏民主与法制，践踏国家法律的林彪、“四人帮”集团，诉诸法律、依法进行处理的问题，就逐步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1979年8月，中共中央主持召开全国对林彪、“四人帮”集团两案审理的座谈会，初步讨论了对“两案”审理将会涉及到的一些问题。这表明，对两案审理的准备工作已经逐步展开。但是，究竟审哪几个人？审什么？怎么审？在党内高层认识不完全一致，尚未作最后的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