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至25日，举行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进一步讨论决议修改稿。6月22日，邓小平在预备会上又作了重要讲话。在讨论中，中央委员们提了很多修改意见。龚育之回忆，根据这些意见，对决议稿又作了修改，吸收的实质性意见将近百条，篇幅也增加到35000多字。

　　6月22日至25日，党中央还召开在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全国政协部分老同志共130多人的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决议稿的意见。

　　“经过长达1年多（3个年头）的起草过程，经过上上下下反反复复走群众路线的讨论过程，吸收了各种好的意见，拒绝了各种不合适的意见，所谓博采众议，又力排众议（前一个‘众’是大众，后一个‘众’是小众），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这一历史决议。”接受专访时，龚育之说到这里时语气不免有些高昂。

　　“《历史决议》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制定和通过的，集中了我们全党的智慧，但有种观点认为，《历史决议》是一时需要的产物，政治妥协的产物。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对此，龚育之果断地说：“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这个决议是科学研究的产物，是全党讨论、民主集中的产物。当然不是说这个《历史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科学认识已经达到绝对完善，不需要也不能够发展了，那样的东西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但是我的确认为这个决议是认真的，是根据事实努力用科学态度来对待历史问题的，绝不是简单的一时需要和政治妥协的产物。”龚育之认为，宣传这种观点就为两种思潮开了门。一种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在这种思潮下，把《历史决议》说成是一时需要和政治妥协的产物，就是为了动摇这个决议，以便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成果。另一种是“左”的思潮，认为作决议时的那种情况，困难甚多，积怨甚多，所以着重讲错误，光注意“病理解剖”，结果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说重了，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说重了，现在看来否定过多，主张要恢复。恢复什么呢？说到底，就是想恢复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东西。这两种思潮来自不同的方向，却走到一个共同点，即认为《历史决议》不是科学认识的产物，最终想动摇决议。

　　1981年6月底，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经过充分的讨论，正式通过了《决议》。这是向党的60华诞献的一份厚礼。《决议》以历史的辩证的锐利眼光拨开错综复杂的矛盾现象，创造性地提出坚持毛泽东思想，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这样一个科学命题，在罕见的两难之中做出了一个合实情、得民心、有远见的正确选择。

　　全会也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早在1980年8月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国锋就辞去了国务院总理职务；这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了汪东兴辞去中央副主席职务的请求。赵紫阳接替华国锋，成为中国国务院第三任总理。

　　华国锋的职务发生重大变化，虽然是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才正式做出决定，其实早在半年多前――1980年11月至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曾连续召开了9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提出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制造新的个人崇拜；经济冒进，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对此，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有具体的论述，同时也肯定了华国锋的功绩：“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

　　众望所归，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全会一致要求推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主席。但是，邓小平谢绝了，提名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后来，他是这么谈及自己这样做的原因：“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我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我都拒绝了。”邓小平认为，在60多岁的同志中，胡耀邦担任中央主席比较适当。至于中央军委主席，暂时没有其他适当的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同志将来接替。政治局一致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

　　邓小平虽然没有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排名也不靠前，但他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受到了全党的公认、拥护和爱戴。当时已担任党的主席的胡耀邦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这样说：“……我是在我们党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现在这个岗位的……现在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这些年常委起主要作用的是剑英、小平、先念、陈云四位同志，特别是小平同志。这不是什么秘密，连外国人都知道，小平同志是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决策人。有时候他们还用另外一个词，叫‘主要设计者’。不管哪个词，意思是一样的。……这个情况可不可以告诉全党呢？我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该。”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谈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时，谈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邓小平以为，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又一次谈到毛泽东。邓小平说：“现在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解答了这些问题。”

　　沧海桑田，时光飞逝，一代伟人毛泽东缔造的共和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毛主席像和当初开国大典上第一次悬挂时一样，依旧牵动着无数中国人不变的情怀。毛主席那安详的面容、深邃的洞悉一切的目光，依旧注视着我们，注视着共和国的今天和明天！

　　（本文摘自《邓小平最后二十年》新华出版社余玮 吴志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