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以88岁的高龄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重要谈话。
南方日报载文重温了邓小平南巡的谈话。文章说，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标志着邓小平理论成熟的南方谈话，无疑是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思想文本之一，是邓小平留给后人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15年来波澜壮阔的实践，以及正在展开的伟大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南方谈话之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
文章说，15年间，中国经济社会诸多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这种全方位、立体式变化正沿着历史和现实的逻辑继续向前发展。时隔15年重温南方谈话，我们依然能感受其质朴言辞的温度，触摸其深邃思想的质感。显然，今天的重温，不仅是表达对邓小平历史功绩的深切缅怀，以及对继承这份伟大遗产的再次强调。邓小平曾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50年、100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这个经典表述，同样适用于邓小平本人。在先驱的泽被下，现时的人们应当有所创造、有所发明，继续自觉担负起邓小平去世之后的历史使命。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只有在历史的、具体的语境中才能获得强大生命力
南方谈话通篇贯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同样始终贯穿于邓小平理论体系。
从学理上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可以自成命题。但这个命题不能自证其正确性，而须经实践丰富其内涵，增强其说服力。而实践的展开，从来就离不开具体的、历史的条件。
如果抛开历史语境，从文本主义的解读路径出发，我们就很难理解南方谈话中很多体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实践与论述。在今天看来，建特区、开股市、办证券、搞市场经济，仿佛是理应如此之事；“发展才是硬道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道理，则是连中学生都知道的常识；而姓“社”姓“资”一类的争论，简直就是毫无意义的空谈。但倘若置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中，我们就会发现，南方谈话中对上述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本质、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要论述，非有巨大理论勇气者不能为，非有巨大政治勇气者更不能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同时具有实践性品格。而狭隘的文本主义者由于与生动具体的实践相悬隔，既不能开掘出思想文本的真实价值，也不能使思想文本所蕴涵的重要思想获得新的生命力。换言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生命力不仅需要过往的实践以支援，更需要崭新的实践以接续。否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很可能沦为抽象的教条和空洞的言说。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绝不是一个历史存在物或抽象存在物，而是一个具体生动的、感应时代要求的现时物。这一思想路线的检验标准，就是南方谈话中说到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思想尺规，以“三个有利于”为实践尺规，我们完全有理由、有信心来检讨小平逝世十年来具体改革举措的得失，明确未来改革的着力点。社会事业领域里的一些改革，是否有过度市场化之弊？是否符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改革行进到今天，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政府改革业已成为改革的中心环节，那么，推进政府改革，是否已成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目标物件与现时课题？怎样推进政府改革，才有可能被实践证明是合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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