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吕正操在晚年常讲，他一生只做了3件事“打日本、修铁路、打网球”。历史和机遇，成就了父亲与铁路的一段情。

　　父亲1904年1月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那时正值日俄战争时期，家里的菜地就在南满铁路边上。虽然从小就恨日本人，但是日本人管理铁路的正点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就萌发了长大后管理铁路的心愿。

　　从东北局梅河口会议开始，到辽沈战役胜利的三年间，父亲在东北主要负责铁路运输和修复工作。1946年7月成立东北铁路总局（后改称东北人民铁道部），父亲为总局长兼政委。

　　当时东北铁路员工的口号是“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火车就开到哪里！”

　　随着人民解放军胜利前进，员工们又提出响亮的口号“解放全中国，把火车开到北平去！开到南京去！开到广州去！”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父亲去见毛主席，主席正在阅读文件。见父亲进来，毛主席劈头就说：你写的文章《论乘务负责制》，不错呀！我们就是要学会搞建设。

　　父亲回答说：我讲的有不少是外行话。毛主席笑着说，外行可以变内行嘛！

　　建国后，滕代远任铁道部部长，父亲是铁道部副部长。

　　1950年10月，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11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父亲兼任军委运输司令。中朝军民英勇顽强，形成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1958年1月，朱德总司令两次找父亲，要他写一份关于修建内昆线的报告。

　　1958年8月21日，在中央全会上，由于大家对西南三线铁路建设的认识不统一，毛主席努力说服大家：“如果大家（想）不通，下次会议到成都去开，然后骑毛驴到西昌去。”

　　1964年，父亲受命负责西南三线（成昆、川黔、贵昆三线）铁路的修建。我从小随父亲走南闯北，耳闻目睹。父亲就像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司令员，在西南摆开战场，几十万军民上阵。

　　在我眼里，西南的三线铁路建设，犹如一场和平时期的战争。

　　在西南修铁路，困难重重，有自然条件的险恶，也有修路队伍本身的问题。

　　自然条件方面主要是地形险恶、地质复杂、气候多变。比如成昆线，除去两头和中间一点平地，基本上是由桥梁和隧道相连。20世纪初，英国人想修一条从上海经过重庆、云南到缅甸的铁路，看了看，放弃了计划，说根本修不了。苏联专家看了后，认为这里是“一个禁区”。父亲常讲：成昆铁路在中国铁路建筑史上无先例，成昆铁路能修，西南铁路就能修；西南铁路能修，全国铁路都能修。

　　修路队伍本身的问题主要是队伍来自全国各地，思想、作风、技术等都不一样，而且大家对修路的思想准备不够，情绪不稳定。

　　针对这种情况，指挥部决定：一抓思想，二抓设计，再抓部署。在大家的全力奋战下，川黔线于1965年7月8日提前接轨，仅仅用了9个月的时间。贵昆线也在这一年的10月1日顺利通车。

　　成昆线是困难最大的一条，在1964年西南铁路大会战前，成昆铁路时修时停，三次上马，三次下马，仅仅修了60多公里。父亲总结了之前考察的经验，首先指挥隧道工程快速突破，同时加紧机械化的推进，并进行内燃机车的试制，大大推进了成昆线的建设。

　　1964年7月，在西昌召开了一个关于成昆线命运的会议，父亲专程前往参加。我随父亲沿着红土路面的盘山公路乘了两天汽车，途经雅安，才到了西昌邛海边开会的招待所。

　　在那次会上，父亲力排众议，主张立即大干快上。

　　在领导西南铁路建设的过程中，父亲有自己独特的指挥艺术。父亲常讲，搞西南铁路建设，也和打仗一样，既要抓物质的，又要抓精神的。1964年10月，西南铁路建设工地指挥部成立时，首先狠抓思想工作。

　　父亲讲，在战争时期，《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志愿军战歌》，都成为了鼓舞全国军民的强大精神武器。父亲在西南铁路建设时，也和打仗一样，既抓物质，又抓精神。父亲非常重视文体活动、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工地上有不少黑板报，上面有宣传画、诗歌和豪言壮语。

　　在周总理的号召下，许多中央的文艺团体来到西南铁路建设工地上，进行慰问演出。

　　1984年12月，三件各国赠送联合国的礼品被评为“象征人类本世纪征服大自然和进入宇宙空间”的联合国特别奖，它们是：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模型，美国的阿波罗宇宙飞船采集回的月球岩石，中国的成昆铁路的象牙雕刻艺术品。中国人修建的成昆铁路，成为20世纪人类征服大自然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