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降，随着西方医学的大规模来华，中国医学在中西医二元格局中虽仍有一席之地，但其衰退之势已是不争的现实。中医界的有识之士藉“中国科学化”运动兴起之势，也提出了以科学方法整理研究中医学的“中医科学化”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学界乃至西医学界展开了多次论争，其论争范畴甚至超出了中西医的学理探讨，上升到了事关中医前途与命运的生存之争。这一论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卫生政策和实践中也有所体现，并最终由于政府的介入而得以解决。本文试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防疫工作的历史大背景出发，对这一时期的“中医科学化”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中医科学化”问题的缘起

“中医科学化”原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中医有识之士有感于中医在与西医竞争中所处劣势地位而发出的自救呼声，后成为中医界比较普遍的主张。这一主张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医药卫生政策中曾有所体现，只不过当时中国共产党基于根据地或解放区的医药卫生状况更注重“中医中药”、“草医草药”以及“用中西两法治疗”、“中西医的团结”等，而未提出比较完整的“中医科学化”口号或政策。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发病人数累计每年约1.4亿人，死亡率在30‰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回归热等危害最大的疾病，而黑热病、疟疾、麻风、性病等也侵害着人民的健康，妇女生育绝大多数依赖接生婆，造成了40‰左右的婴儿死亡率。基于这种卫生防疫状况，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8条明确规定：“提倡国民体育，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1］这一宏伟目标急需中西医学界团结起来、共同合作、互相协助，与疾病作斗争，以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然而，根据当时卫生部不完全的统计（不包括内蒙古和西南地区），“全国正式医师约为一万八千人，中医人数则远超于西医”。［2］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西医之间是隔有鸿沟的，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还有进一步加深加大的趋势。主张废止中医派的余云岫在1949年9月上海中华医学会举行的所谓“改造中医座谈会”上提出：“我在1929年全国卫生会议席上，早已提出废止中医的议案。我当时的办法，是不论中医的出身和学历如何，即使还在医塾里的学徒，都把他们登记起来，以后不再产生新的中医。我计算当时登记的中医，年龄最轻者，大约不下二十岁，假如一个人活满六十岁，不过再四十年的光阴，大都可以把中医肃清。”［3］还是在这次座谈会上，余云岫希望人民政府能够同意其取消中医的意见，并总结了一个“处理旧医实施步骤”的方案，利用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上海分会公共卫生组的名义建议中央采纳。1950年，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王斌在东北第四次卫生会议上作了《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一定的医药卫生组织形式与思想作风》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在当时地主之为地主，农民之为农民，全推之天命所定，所以在医学上反映出主观观念论，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封建医学”，这种封建医学“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有医生治疗的安慰作用”，因此“从单纯科学医学来看，取消他们是为了人民”。他还为此提出了各种取消中医的方法：“开短期训练班经训练合格者给予医助资格，并在训练中启发他们客观的来认识他们的过去，停止其今后招收学徒。”［4］该文后来被作为“卫生人员思想学习文件”和“政治教材”，在东北地区及上海、北京等地的医务人员和卫生干部中组织过学习，影响甚大。［5］

余云岫等人的言论和主张可以说是当时医药卫生界普遍存在的轻视和歧视中医的集中表现，中医界对此反应颇为强烈。1950年8月，当余云岫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华东区特邀代表参会时，全体中医“对余云岫医师过去在中医问题上所持的见地表示不满”。［6］鉴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严重的医药卫生状况，党和政府也注意到了中医问题的重要性。根据当时乡村的一般调查，全国约有80%的病人未得到正规的医疗帮助，其原因是几十万人的中医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7］如何弘扬中医并使之发扬光大，为人民医疗保健事业保驾护航？其实早在1949年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中央军委卫生部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部分代表谈话时，即从保护和发展祖国中医药学的角度出发，着重指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中医，搞好中医工作，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8］他还进一步强调指出：“卫生工作方针问题……要以预防为主，发挥中西医药人员的作用，这个方针是对的。”［9］这在实际上肯定了中医在新中国卫生防疫工作中的地位。1950年2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中医座谈会，李德全在讲话中强调了中医问题的重要性，她号召广大中医要抛弃成见，接受新的东西，学习科学知识，利用科学方法；并与西医合作，努力充实自己，改造自己，忠实地为人民服务。［10］4月，卫生部指示各级卫生机关认真做好团结中医的工作。5月30日，在北京中医学会成立大会上，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副部长贺诚在讲话中批评了过去多数中西医互相看不起、不愿意接近对方的现象，要求中西医在“为人民健康事业服务”的口号下团结起来，并强调指出今后中医努力的方向最重要的是学习科学，中医只有科学化才有出路。［11］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对“中医科学化”问题最早的阐述。

此后，有关“中医科学化”问题的讨论渐渐多了起来。到1950年6～7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备期间，各大行政区、省、市等纷纷就中医中药问题提出议案。武汉市曾召集中医联合会筹委举行座谈会，讨论中医进修与改造办法；江西省卫生厅提出了团结中医使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共同努力建设新民主主义卫生事业的议案；河南省卫生厅提出了“中医应参加各级卫生行政机关，以便改进而利保健工作之进行”的议案等等。也有一些中西医专家和卫生工作人员等对新中国的医疗卫生工作如何实现“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以及“联合中西医反对巫医神”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讨。

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开幕。毛泽东接见了卫生部门的有关领导，询问了会议情况、全国中西医人数、卫生状况等，并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12］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便是团结并改造中西医，要求“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13］朱德、郭沫若在报告中先后提出了“中医科学化”、中西医团结的问题，要求中西医务人员团结起来，互相学习，共同发挥所长，为群众服务。李德全在其报告中并且分析了“中医科学化”的涵义，认为所谓中医科学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要学习医学科学的基本知识，懂得生理、解剖、细菌、病理和传染病的管理；其次与科学家配合研究中药，分析秘方，确定性能。［14］贺诚在总结报告中阐述了新中国卫生工作要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条方针，其中特别谈到了卫生力量的组织与使用问题，即新老卫生干部的团结和中西医的团结问题。会议期间新老中西医专家和部分卫生工作人员还于8月11日的专家茶话会、8月14日的中医组讨论会、8月16日的全体大会上集中探讨了“团结全国卫生医药界，为人民健康事业”的问题。［6］应该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几十年后，一位老中医在评价当年新中国的中医政策时感慨地说，新中国卫生工作方针的制定，使广大“中医获得了新生的希望”。［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