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表彰不仅是妇联组织每年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一项重要活动，而且也是一种制度化的典型评选表彰机制，包括国家、省、市、地、县各级,范围涵盖了各行各业。全国“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的表彰活动始于1960年3月，之后，全国“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的评选表彰工作曾一度停止，直到1979年才恢复。1987年之后，全国妇联每年都要进行评选表彰活动，截至2010年已经进行了30余次的集中评选表彰。目前，学术界关于“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的研究较少。1960年3月全国“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表彰第一次全国性的表彰，是全国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唯一的一次，也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重要事件。本文拟对1960年全国“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表彰活动进行初步研究，以考察树立妇女先进典型的过程以及国家表彰与妇女解放之间的关系。

　　一、表彰的动因

　　对英雄模范进行表彰，彰显的是对其奉献精神及劳动价值的肯定。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始表彰英雄模范。1933年8月，中国共产党为了促进生产，就曾在中央苏区各厂矿企业开展劳动竞赛，进行过评比、表彰先进和评选模范活动。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为了动员广大民众和全体党员积极投入到这一运动中来，中国共产党结合苏维埃时期的动员经验和表彰方式，在边区开展了表彰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活动。这些英模表彰活动，是中共直接领导边区社会建设的新型组织形式，组织动员了民众，给他们树立了榜样，达到了发展生产、巩固根据地、促进边区各项建设事业发展的目标。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恢复生产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英模表彰活动，并逐步将其制度化、规范化。从1950年9月至1960年6月间，先后召开了四次大规模的全国性劳模和先进生产者代表表彰大会，即1950年9月25日至10月2日召开的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1956年4月30日至5月10日召开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1959年10月25日至11月8日召开的全国群英会以及1960年6月1~11日召开的全国文教群英会。这四次会议共表彰了6510个先进集体和11126名先进个人。［1］期间还召开过一次专门表彰妇女的全国性表彰大会，即1958年12月的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有2500多名妇女受到表彰。［2］《人民日报》评价这次会议“是全国妇女优秀代表的大会师，是全国妇女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各项成就的检阅大会”。［3］同时，这次会议的召开也为两年后进行全国“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表彰奠定了基础。

　　全国妇联之所以在1960年3月进行全国“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的表彰，是因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规模的生产建设中，劳动力缺乏，妇女作为潜在的劳动力受到重视，这是表彰的重要动因。1956年，中共八大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随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各大城市都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因此，动员妇女参加劳动显得尤为重要。《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写道:“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七年内,要求做到农村中的每一个男子全劳动力每年至少做二百五十天左右的工作……妇女除了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以外，在七年内，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要求做到每一个农村女子全劳动力每年参加农业和副业（包括家庭副业）生产劳动的时间不少于八十天到一百八十天”。［4］

　　第二，伴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宣传和动员，中国广大妇女被广泛地发动起来，她们纷纷走出家庭、走上工作岗位。广大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农村有劳动能力的妇女几乎都参加了人民公社的劳动。国营企业的女职工人数从1957年的328.6万人猛增到1959年的800万人，大批城镇家庭妇女被动员参加了街道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工作。［5］其中，街道工业的从业人员中妇女占60%~90%。［6］妇女在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中表现出顽强的意志和刻苦的精神。在此基础上，各地不断涌现出妇女先进集体、先进人物，为全国大规模表彰奠定了基础。

　　第三，表彰对于鼓励更多妇女积极投身生产建设具有较强的号召力。1959年后，中国进入了经济困难时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英模能够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动员效应。1960年初，全国妇联发出《为在“三八”五十周年表扬“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给省、市、自治区妇联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了这次表彰的目的，即“为了更充分地发挥妇女在完成和超额完成1960年国家建设计划中的积极作用”。［7］通过表彰先进妇女典型事例，不仅可以表达国家主流价值取向，而且还能号召妇女向先进学习，从而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国家各项建设之中。

　　第四，在各地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评选中，红旗手已经成为各地的模范典型。1958年后，许多地方掀起了红旗手运动，如1959年湖北省沙市市委为了让广大职工有鲜明的旗帜和学习榜样，曾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红旗手运动。全市形成规模浩大的群众运动，“推动了生产竞赛的更大高涨”。［8］陕西省各地也开展了红旗单位和红旗手运动，大批干部以优秀干部标兵为榜样，纷纷到最困难、最艰苦、领导薄弱的基层去工作，使干部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埋头苦干、为人民服务作好人民勤务员等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在全省进一步发扬光大。［9］

　　此外，1960年恰逢“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50周年。全国妇联进行全国“三八红旗手”的表彰，正是将表彰妇女、解放妇女与妇女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希望同过这次表彰，中国妇女运动能够“昂首阔步地向前迈进”［7］。同时，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50周年举行表彰活动，更加彰显妇女解放的意义。

　　二、表彰的标准

　　1960年初，全国妇联发出的《通知》明确规定了评选全国“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的标准：“一是思想红、干劲足；二是在工农业生产上、在集体生活福利及社会服务事业中、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大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的；三是努力提高文化水平，刻苦学习和钻研科学的；四是善于团结群众发挥共产主义协作精神”。［7］这一表彰标准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政治上的要求，即“思想红”。因为英雄模范具有榜样示范作用和精神引领功能，尤其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二是要求全国“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善于团结群众，能够带动更多妇女投身于生产建设；三是要努力学习，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通过技术革命实现生产“大跃进”。上述标准与同一时期英模表彰的标准是一致的，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时代特色，即通过树典范、学榜样，以高标准、技术创新等为目标，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加快工业化建设。

　　表彰标准强调劳动生产和技术革新，对于妇女投入生产、努力实现技术革新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广大妇女群众的思想越来越红，干劲越来越足，正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大显身手，技术越革越新，本领越练越高”。［7］1960年初，各地掀起了评选“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活动，“用出色的生产和工作成绩迎接‘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十周年”。上海市各工厂女职工通过评选“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活动，迅速掀起了“比、学、赶、帮”的热潮。广大农村妇女积极投入了麦田管理、春耕、防旱、养猪积肥等生产活动。辽宁省黑山县妇女改制成功了“坡式运土机”，提高工效五倍，大大加快了运肥进度。［10］

　　在各地开展的各种竞赛活动中，广大妇女充分发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涌现出一批妇女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正如《通知》中所提到的，“两年的实践，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生长了大批妇女积极分子、先进生产者、巧姑娘、红旗手……创造经验而产生了许多以刘胡兰、花木兰、穆桂英、三八命名的妇女先进集体”。［7］这种模范示范作用在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吸引了更多妇女参加劳动生产。

　　三、表彰的形式——广播大会的召开

　　1960年3月5日，全国妇联等九个团体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首都联合举行了“庆功表模迎‘三八’高举红旗齐跃进”的表彰大会。这次表彰大会采取了广播大会的形式，大会的中心会场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会盛况空前，从边疆到内地，从沿海到山区，辽阔广大的祖国就是广播大会的会场。参加大会的有一亿二千万以上的各族各行各业的妇女。全国妇联主席蔡畅首先讲话。她向全国姐妹们表示最热烈的祝贺，祝贺她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祝贺“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获得的无上光荣。蔡畅号召人人作红、勤、巧、俭的先进妇女，积极参加“比、学、赶、帮”的劳动竞赛。接着，全国妇联向10002名“三八红旗手”和“三八红旗集体”颁发奖旗和奖状。受到奖励的妇女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包括48个兄弟民族，其中“三八红旗手”6305名，“三八红旗集体”3697个，遍布祖国各个战线上。在发奖以后，荣获“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称号的优秀女职工、女社长、女饲养员、女售货员、女研究员们在会上发了言，汇报了她们在各个生产岗位和社会服务岗位上的出色成绩，表示永远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党指向哪里，就奔向那里，人人做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促进派，生产战线上的红旗手，文化战线上的模范，技术革命的急先锋。［11］

　　由于这次表彰大会采取的是广播大会的形式，受众的广泛性决定了表彰大会可以得到迅速、广泛地传播。大会通过无线电波传给全国各地的姐妹们，全国各地姐妹们迎“三八”的情况也传送到北京来。大会把全国亿万妇女姐妹的心联系在一起。会场外，“收听的姐妹像正坐在中心会场的姐妹一样，也沸腾起来了。她们纷纷写捷报、写决心书向大会报喜向大会表示决心”，“有的地区还通过当地电台把她们的心声播向北京”［12］。表彰大会采取直接向亿万妇女发出号召的方式，使表彰活动在妇女群体中产生共鸣。“上海广播电台传来了全国著名的裔式娟小组的保证。‘我们听了蔡畅主席的报告。全组姊妹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励，我们决心做到红、勤、巧、俭并跃进思想生产一片红。’”［12］表彰大会上，“人们用响亮的掌声刚刚迎接完全国先进生产者、济南第—机币厂马丽珍再制造两台自动机床作为向‘三八’献礼的保证，又传来哈尔滨市建筑工程公司‘三八’工地全体女职工经过40天的奋战成功制造了混凝土搅拌等四条生产自动线提高功效二十四倍的技术革命的捷报”。［12］表彰大会成为凝聚妇女群体力量的重要载体，这种表彰方式可以起到进一步宣传和动员的作用，通过树立先进人物的典型，号召大家向模范人物学习以达到动员妇女的目的。正如蔡畅在表彰大会上所说：“‘三八’红旗手和‘三八’红旗集体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先进的榜样，我们要团结一心、积极学习她们的优良品质和先进经验。”［13］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表彰大会上，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全国科协副主席茅以升先后在会上讲话，他们分别代表三个团体向全国广大妇女热烈祝贺“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祝她们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做出更伟大的贡献。在发言中，他们阐述了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生产劳动之间的关系。如胡耀邦指出，“人民公社使妇女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从琐碎家务中解放出来，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这是生产力的大解放，是共产主义的萌芽”。［14］关于妇女解放的阶段，刘宁一谈到，“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特别是由于人民公社的出现和日益巩固，以及在城市中全面组织了人民经济生活，愈来愈多的妇女正在摆脱家务琐事，投身于社会集体劳动，使我国妇女进入了彻底解放自己的新阶段”。［15］

　　四、红、勤、巧、俭——受表彰妇女的优秀品质

　　在“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10002名获奖者当中，其中工业战线2142名，农业战线3963名，财贸战线510名，文教、卫生、科学、文艺、体育等战线993名，集体生活福利战线1249名，服务行业252名，党政群众团体的女干部和女工作人员743名，军队87名，另外，还有优秀的女民兵和烈军属、勤俭持家等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63名。［16］可以看出，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劳动者或者劳动集体占据了大多数。

　　在受表彰的个人或者集体中，许多人来自工业领域。特别是石油开采、钢铁铸造等重工业部门也开始出现妇女的身影。如1958年7月成立的新疆克拉玛依油田“三八”采油队，她们奋发实干的形象成为一代人学习的楷模。

　　在各项国家建设当中，创造了新中国妇女的许多“第一”，成为这一时期妇女解放的新的象征。如空军二三四三支队全体女飞行员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女飞行员；1959年7月，国家女子登山队成功登上慕士塔格峰，创造了女子登山世界最高纪录。她们也因此获得了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的称号。

　　英雄模范更能激发妇女的劳动热情和奉献激情。国营青岛第六棉纺织厂的纺织女工郝建秀于1951年创造了“郝建秀工作法”，全国400多个纺织企业掀起了学习“郝建秀工作法”的热潮。西北第一棉纺厂细纱女工赵梦桃，在学习“郝建秀工作法”活动中，不仅创造了先进的清洁检查操作法，还提出“不让一个人掉队”，帮助同组12名工人成为先进生产者。她所在的小组接连六年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年年被评为厂里的模范生产小组。［17］她们作为20世纪50年代纺织工业战线的旗帜，鼓舞了广大纺织职工的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

　　模范是国家道德标准的象征。获得表彰的全国“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是我国勤劳、勇敢的劳动妇女的最好代表”，“她们在全国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坚决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进行了忘我的、创造性的劳动”，这些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都是一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一贯在生产上带头、作出了出色成绩的鲜明的红旗”。［13］

　　全国妇联将她们的优秀品质概括为：红、勤、巧、俭。在1960年全国妇联等九个团体发出的《关于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十周年的联合通知》（以下简称《联合通知》）中，号召广大妇女“人人树雄心，个个立大志，争取成为红、勤、巧、俭的社会主义劳动妇女”：一是红，全国妇女要“积极地有计划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二是勤，全国妇女要“继续积极参加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在工农业生产上，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各个战线上，要苦干、实干加巧干，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发扬实事求是与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树立不断革命的精神，大胆革新创造，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还要特别重视学习科学文化，以适应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需要”。三是巧，全国妇女要“要充分认识办好集体生活福利事业、社会服务事业，对于进一步解放妇女劳动力，帮助妇女专心一意参加技术、文化革命，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继续跃进，巩固人民公社，都有重大的意义；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崇高事业”。四是俭，全国妇女要“继续发挥我国劳动人民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继续执行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勤俭持家的方针，把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作为一切行动指南，充分发扬不讲条件、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18］这四点既是妇女模范行为道德的体现，也是国家对妇女的希望和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通知》中没有明确提出这四点要求，但蔡畅在表彰大会中的讲话以及《联合通知》中都明确提出，如蔡畅谈到“人人要立志成为红、勤、巧、俭的先进妇女，积极参加比、学、赶、帮的劳动竞赛”。［13］除了红和勤之外，巧和俭则是区别与同时期受表彰英模的两个特点。巧，主要体现在服务性劳动中。“社会主义劳动两种性质的劳动：一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性劳动，一种是社会主义的服务性劳动”，“服务性的劳动既为群众的生活服务，又为社会的生产服务。把服务性劳动搞好，就能够有力地促进整个生产事业的发展。”［14］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背景下，“把原来分散的家务劳动，从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变成了社会的集体事业。”［3］大量的服务性劳动，即公共食堂、托儿所等工作主要是由妇女担任，“妇女尤其是有重大的责任”，妇女同时肩负着生产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这种服务性劳动的内涵与家务劳动基本相同。在这些服务性劳动中，国家表彰中突出了妇女巧的特点。俭，与全国妇联所提出的“两勤”方针，即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一致。强调的是妇女对勤俭持家担负着特殊重要的责任，希望妇女在治理家庭时，首先是厉行节约、精打细算，有计划地过生活。努力节约每一两粮食，节约每一寸一分。把精打细算、计划好家庭经济开支、重视储蓄，“当成一种生活制度”。［19］

　　对于受表彰的“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的妇女来说，她们不仅得到了社会关注，获得了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同时还实现了身份的改变。如辽宁省的尉凤英是东北机器制造厂的工人。过去她是一个“拣煤核、挖野菜的穷孩子”，“在党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帮助下，不但学会了操纵车床，而且还实现了不少技术革新，提前完成了国家计划”。因此，她不但“获得荣誉，出席了全国群英会，还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20］浙江省的祝瑞香通过养猪成为劳模、全国“三八红旗手”，“三次上北京见了毛主席，1959年又参加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这种幸福日子令她“做梦也想不到”。［20］

　　获得表彰的妇女受到尊重。这种尊重不仅给她们带来了荣誉，而且也给她们带来了巨大的激励和鼓舞。全国“三八红旗集体”代表安徽省的陈淑贞表示，“这都是党和毛主席给我们的荣誉”,“我们全社妇女热烈响应蔡大姐的号召，一定要鼓足更大的干劲，搞好生产，为实现1960年的继续大跃进做出更大的成绩”。上海市的庄宝娥在获得表彰后向大会表示“热烈响应和坚决贯彻全国妇联的号召，要人人树雄心，个个立大志，坚决贯彻总路线，人人争取成为红、勤、巧、俭的先进妇女，为进一步全面发展集体生活福利事业，彻底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而努力”。［20］

　　1960年全国“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表彰与同一时期对其他劳模的表彰相比，表彰标准同样强调在政治以及劳动生产技术革新等方面的要求。因此，“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和现实需要的体现。这次表彰对于体现国家政治意志、动员广大妇女起到很好的作用。从妇女解放的角度来看，通过表彰大会，受表彰妇女在获得声誉和社会尊重的同时也在实现着身份的改变。表彰大会受众的广泛性决定了这次表彰活动可以得到迅速、广泛地传播。由于“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表彰大众化的特点，既满足了普通妇女寻求政治肯定的个体诉求，又能够对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劳动起到积极的作用。表彰大会成为凝聚妇女群体力量以及动员妇女的重要载体。但另一方面，表彰大会更多的是强调和鼓励妇女多劳动、多做贡献，忽视了性别差异以及女性的特点。此外，全国“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的红、勤、巧、俭品质体现了国家对妇女典范的具体要求，除强调妇女在生产劳动上的贡献外，更重要的是强调在服务性劳动以及勤俭持家方面的责任。因此，这场以动员妇女参加劳动为主要目的的全国性表彰活动折射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妇女运动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凸显了这一时期动员妇女模式的时代印记。

　　［参引文献］

　　［1］齐燕庆：《中国劳模现象的历史及其沿革》，《理论前沿》1996年第9期。

　　［2］龚育之等主编：《中国二十世纪通鉴：1941~1960》，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3838~3839页。

　　［3］《向建设社会主义的妇女积极分子致敬》，《人民日报》1958年12月4日。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50页。

　　［5］罗琼主编：《当代中国妇女》，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

　　［6］蔡畅：《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进一步发动妇女为实现1960年继续跃进而奋斗》，《中国妇女》1960年第5期。

　　［7］《全国妇联为在“三八”五十周年表扬“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给省、市、自治区妇联的通知》，《妇女工作》1960年第3期。

　　［8］《我们的红旗手》，沙市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页。

　　［9］《革命传统在陕西发扬光大》，《人民日报》1960年7月8日。

　　［10］《各路女英雄比干劲夺红旗力争红勤巧俭创奇迹夺头名迎接“三八”》，《人民日报》1960年3月4日。

　　［11］《庆功表模迎“三八”　高举红旗齐跃进万名先进妇女和集体光荣获奖》，《人民日报》1960年3月6日。

　　［12］《亿万妇女决心高举红旗齐跃进——“庆功表模迎‘三八’高举红旗齐跃进”的广播大会的剪影》，《中国妇女》1960年第6期。

　　［13］蔡畅：《全国姊妹!快马再加鞭，实现1960年的继续大跃进——在首都“三八”广播大会上的讲话》，全国妇联档案：E18－7卷。

　　［14］胡耀邦：《妇女快马加鞭顶着跃进半边天》，《中国妇女》1960年第6期。

　　［15］刘宁一：《奋勇投入技术革命运动》，《中国妇女》1960年第6期。

　　［16］《全国妇联宣布各地区各单位受奖的“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的数字和主要名单》，《人民日报》1960年3月8日。

　　［17］《万紫千红才是春》，《中国妇女》1959年第22期。

　　［18］《全国妇女联合会等九个团体关于纪念三八妇女节五十周年的通知》，《人民日报》1960年2月15日。

　　［19］《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第2册，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年版，第318页。

　　［20］《永远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永远做红、勤、巧、俭的红旗手》，《中国妇女》1960年第6期。

　  周蕾，助理研究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