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展开。其中，儿童保育事业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儿童保育事业不仅是儿童工作和妇女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有关新中国建设事业和中华民族健康的一项重要工作。”［1］目前，学术界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儿童保育事业的研究非常薄弱，[1]且仅限于有所涉及的层面，专题研究亟待加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儿童保育事业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较之乡村，城市儿童保育事业的成绩更为突出。本文就以天津市为研究区域，以档案资料为中心，参以报刊史志等资料，探讨天津市儿童保育事业的发展及其影响。
一、儿童保育机构的建立和完善
儿童保育机构的建立和完善是儿童保育事业发展的基础工作。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天津市只有托幼园所28处，收托儿童1388名［2］，仅仅是“官僚资产阶级的点缀品”［3］。为数不多的儿童保育机构，根本无法满足广大儿童入托入园的需求，更无法为广大妇女大规模参加社会生产建设解除后顾之忧。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大规模经济建设，亟须广大妇女的积极参与，“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4］。早在1940年2月，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的指示中就指出：“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5］而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建设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照看孩子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解放妇女参加社会生产是当前重要的社会任务之一，而保育工作是解决她们困难的关键”。［6］孩子的牵累严重影响着“解放感”凸显的广大妇女的生产情绪。天津统一橡胶厂的一些女工，家和工厂的路途较远，孩子无人接送，往往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回家哺乳，常常会耽误一些生产时间，她们普遍感到：“人在厂里，心在家里。”［7］因此，广泛建立各类儿童保育机构，处理好广大妇女安心生产工作和照顾孩子的关系十分重要，正如1949年2月28日天津市妇委会通过的《关于天津市妇女工作的方针任务与妇女群众组织形式的初步意见》中所强调的：要“组织托儿所、保育院、公共食堂等以减轻女工及职业妇女的家庭负担，使她们能够专心从事生产和其他事业”。［8］
1951年10月，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一次妇女儿童福利工作会议成功召开，康克清在会上作了题为《两年来全国妇女儿童福利工作的情况、经验和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从广大妇女群众的需要出发，运用群众的力量，采用多种多样的办法，来解决群众自己的问题，为更多的劳动妇女及其子女服务”，“逐步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旧到新的发展”。［9］这就明确提出了儿童保育事业的发展方向，妥善解决了儿童保育机构“为谁办？谁来办？如何办？”等问题。“为谁办？为参加体力、脑力劳动的妇女而办”；“谁来办？应由群众自己来办”，但“应毫无保留地将办托儿所的办法教给群众”；如何办？要“根据劳动妇女的需要和经济条件，举办多种多样、标准不一的托儿组织，不能只向高的看齐，必须逐渐随着父母经济条件而提高托儿所的标准，才是实事求是的”。［10］
按照第一次妇女儿童福利工作会议要求，天津市委、市妇联、市工会等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儿童保育事业，明确制定了具体方针，“主要是根据国家过渡时期的特点，依靠社会力量，采取机关自办，政府补助方针。根据不同情况，举办各种类型、大小不等的托儿机构。”［11］为此，天津市妇联协助工会女工部等部门，坚持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步发展的原则，一方面恢复与改造旧有的儿童保育机构[2]，另一方面在尚未建立儿童保育机构的工厂、机关等单位设法建立保育机构，并逐步扩大保育机构规模，同时为适应不同家庭的需要，体现类型不一、大小不等的方针。其中，既有公立、私立大型正规托儿机构，亦有“辅助公私立大型正规托儿机构之不足”的小型群众性街道托儿站等，总共281处（详见下表）［12］。天津市还制定了促进儿童保育事业发展的政策，主要是推动和保障机关托儿所，鼓励和扶植私立托儿所，大力协助和支持群众性街道托儿站。群众性街道托儿站，原则上是群众“自办、自管、自给”，突出群众性和灵活性，但其开办经费确有困难时可实行“民办公助”，所需资金从社会救济事业费中拨付。群众性街道托儿站具有许多优点：经费、人力可以自给自足，举办容易，也可以为国家节省资金；形式简便灵活多样，接送方便；符合节约原则，适合广大妇女的经济水平［13］。截至1955年9月，天津市共有群众性托儿组织71处，收托儿童3021人，工作人员480人。［14］同时，儿童保育机构的招收对象亦发生巨大改变。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保育机构多是招收职员、中上层人士和有钱人的孩子，不招收工人的孩子，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保育机构则能够面向工农大众的子女。如天津中纺七厂的托儿所，过去只招收职员子女，而新中国成立后则是80%招收一般工人的子女。［1］（p.60）
天津市保育机构发展概况
说明：本表统计的截止时间为1952年11月；大厂夏令儿童乐园因是季节性的，故未统计在内。
资料来源：《天津市保育工作的概况及今后的意见》，天津市档案馆：X50-Y-7。
天津市在儿童保育工作的实践中，逐渐建立起由工会女工部、妇联福利部、民政局保育科、卫生局、工厂行政（如纺管局劳动处）等多部门密切配合、分工合作的领导机制。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工会尚未正式成立，天津市的儿童保育工作由妇联领导；1949年10月，天津市成立保育工作委员会，委员会下设立三个组，民政局负责市立保育院，工会、妇联负责工厂组。而工厂组逐渐发展成为领导天津市工厂托儿所工作的“核心组”[3]。1950年，《天津市劳动保险条例》规定，托儿所主要受基层工会领导，但设备、疾病治疗、房屋等由企业行政部门负责，因此，工厂内成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托儿所管理委员会[4]。1953年，为了改进托儿所内常见疾病的预防护理工作，天津市卫生机关开始参加“核心组”会议，参与托儿所领导工作[5]。随着托儿所卫生工作的开展，天津市卫生机关由对托儿所某项具体工作给予指导，发展到领导托儿所的疾病预防工作。1954年5月，天津市民政局保育科改属卫生局，并入妇幼卫生科，至此，卫生局成为天津市托儿所的业务主管部门。为了协助卫生局开展工作，1954年夏，天津市成立保教工作联席会[6]，这实际上是“核心组”的完善和发展，各单位通过定期召开会议的形式来集体讨论和研究天津的儿童保育托儿所工作［15］。
实践证明，各类儿童保育机构的广泛建立和完善，有助于更多普通家庭的儿童入托入园，适时解决了广大妇女参加生产建设的实际困难，提高了她们的生产积极性，进而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中纺三厂女工董某某说：“保育员对咱孩子这样好，我们要在生产上更加努力，表示感谢！”［16］在劳动竞赛中得到红旗的母亲们，兴奋地说：“若不是由于托儿所办的好和保育员们的帮助，红旗咱是没份的！”［17］相比此前，妇女普遍因为孩子得不到照看而忧虑，不能安心生产，工作中常常借故离开岗位。而儿童保育机构的建立解除了女工的后顾之忧，“托儿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立，满足了很多父母的需求，免除了妇女在生产与带孩子及做家务的矛盾”，［18］她们可以安心工作，产量也随之增加。博华橡胶厂女工李某，制鞋量由每天36双提高到51双；谦成织布工厂女工马某某，过去不参加学习，保守技术，孩子上了托儿所后长得又白又胖，她公开了“紧锭不出瞎棒子”的技术，不但参加了速成识字、听党课，还提出入党要求。［19］天津国棉三厂女工黄某某说：“我以前开会马马虎虎不知说的嘛？现在可以集中精力参加会议，生产上的关键都知道了，生产上也有了方向。”［14］列宁曾经说：“托儿所和幼儿园就是这些幼芽的标本，正是这些平凡的、普通的、既不华丽、也不夸张、更不显眼的设施，在实际上能够解放妇女，减少和消除她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方面同男子的不平等。”［20］天津市儿童保育机构的建立和完善所带来的广大妇女参加生产的变化，生动有力地印证了列宁这一说法的正确性。
二、保育工作者的培养和儿童保育质量的提高
儿童保育事业是新中国建设“新生的嫩芽”［1］（p.1），尽管儿童保育机构的数量不断增加，但保育工作的质量尚待提高，特别是保育工作者的认识、文化和业务水平都与需要存在较大差距。
保育工作者的认识和境界，事关儿童保育工作的质量和成效。在从旧社会向新社会的过渡时期，天津市的大多数保育工作者对“保育员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保育工作是伟大的”等保育工作的重要性还缺乏正确认知。有的保育员没有认清保育工作的性质，认为“保育员是变相的高等老妈子”，保育工作是低下工作，没有前途，“保育工作的出路顶多当个保育班长、所长”，“喂茶、喂饭、擦屎、把尿的工作，有什么进步呢？”［21］她们仍觉得“干咱们这行（指保育工作——引者注）呀，可真是没出息，整天和孩子们缠，责任又大，真不如到工厂去工作，好好干一下，还可以当个劳动模范！”［22］有的保育员存在着雇佣观点，说“我这样干活，对得起每天十斤棒子面”［23］，工作不负责任。也有的保育员满足现状，不认真钻研业务，把保育工作看得过于简单，认为“孩子送到托儿所已比在家好的多了”［11］。总括来看，多数保育员的认识和境界不够高，尚未认识到保育工作是“为工人阶级服务，为祖国生产建设和妇女解放而服务”，“为伟大祖国的建设培养继承者，为社会主义社会培养国家的栋梁”。［21］为此，天津市工会联合会女工部、妇联等相关部门，通过召开保育员大会或定期宣讲等形式提高保育工作者的思想认识，同时通过评选优秀保育员、模范保育员，带动激发保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和责任心，“通过奖励，使保育人员树立热爱工作、热爱孩子、面向生产、钻研业务的工作作风，加强各有关方面对群众性托儿组织的关怀支持”［23］；基层通常还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来强调保育工作的重要性，提高保育工作者的认识水平。
保育工作者的文化和业务知识，关系到儿童保育工作的质量和成效。限于文化水平低和缺少保育专业知识，保育员对儿童教育缺乏有效的办法，一方面造成儿童的生活枯燥，另一方面对儿童的成长不利。例如，保育员不会组织儿童唱歌和做游戏，没有掌握儿童的特点，存在幼儿唱成人歌，甚至出现唱刘巧儿、跳交际舞的现象；当儿童打闹、发脾气时，保育员不能进行有效疏导；儿童犯错误时，保育员不认真追究原因，随意处理，造成儿童不服气而更加淘气；对相貌好看、较为听话的儿童存有偏爱，造成儿童情绪不正常，有的表现骄傲，有的表现自卑等。［25］更有甚者，还出现了对儿童采取体罚或变相体罚的现象。当儿童哭闹时，保育员不能采取有效的办法，简单采取用被子把儿童蒙上，等其哭累睡着了，保育员才将被子掀开。由于儿童在被子里哭叫，出了一身汗，掀开被子后非常容易着凉。［26］为了消除这些不良现象，提高保育员的业务水平，天津市一方面依托保育训练班，培养具有初步保育知识的保育员，然后分配到各托儿机构从事保育工作。1949年，天津市妇联、民政局筹办成立保育训练班。1954年，保育训练班转归卫生局领导，至1954年11月，共举办10期保育训练班，每期约6个月，并举办了两期在职保育员进修班。1951年6～9月，天津市民政局、救委会和妇联也组织了一期保育训练班，其中理论学习与参观两个半月，实习半个月，思想总结学习半个月。培训内容分政治课和业务课两方面，政治课占40%，目的是提高学员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政治水平；业务课占60%，目的是通过学习保教儿童的理论和技术，提高保育员的专业水平，具体课程包括：儿童护理、儿童保育、儿童营养、儿童游戏等［27］。另一方面，业余训练是提高保育员业务水平的有效办法，以补训练班之不足。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型工厂托儿所，业余训练主要采取业务学习制度，工厂保健站或医务室有计划地结合托儿所存在的问题讲课，课后组织讨论，或者学习上级指示、文件等；在中小型私营工厂托儿所，由区政府卫生科举办训练班，主要是学习初步的保育常识，或者针对季节性流行病存在的问题，讲授预防常识。［28］1951年7月23日至8月8日，天津市女工部、妇联与有关机构举办了保育人员短期训练班，对象是托儿所的所（班）长15名，保育员中的积极分子18名。课程主要是以棉纺三厂托儿所的经验为基础，报告并讨论托儿所工作人员的职责任务、托儿所的基本制度及业务专题。方法主要是根据交流经验的内容，以不同的题目分组讨论学习。这一学习方式受到保育员的欢迎，一致认为学习的内容有助于解决工作中的许多具体问题。有的保育员说：“这样的训练班，早为什么不办呢？这样的训练班多办点才好。”［29］此外，举办保育员业余学习班，利用星期日时间，每两周上课一次，课程内容既有讲授保育儿童的方法，也有学习唱歌、游戏、故事、歌谣等材料。
保育员经过培训后，改进了工作态度，学会了保育儿童的正确方法，提高了业务水平，丰富了儿童的生活内容。天津市市立和平保育院保育员陈某，在谈到自己是如何做儿童保育工作时讲道：“我想尽各种办法，给他们讲他们最喜欢最熟悉的故事；创作一些歌儿教给他们唱。配合着游戏、讲故事、看图书，使孩子们受到教育。”［30］东四经路托儿站的保育员说：“过去我们讲故事，光瞎讲，孩子不爱听，现在根据老师讲的，再给孩子讲，效果好，孩子也比以前有纪律了。”保育员通过给儿童讲故事、教唱歌和做游戏，使儿童们变得更活泼、有礼貌。有的妈妈反映：“过去我的孩子很呆板，现在可活泼了，还会唱歌给妈妈听。”也有的妈妈讲：“孩子回家找我要小篮子，放好鸡蛋，非要给外婆送去，我也不知怎么回事，闹半天是在站里听老师讲小红帽故事，要和小红帽学习。”［25］也有的儿童认识到父母所从事的劳动是光荣的，土城托儿站的儿童说：“我的妈妈是织布工人，她织布给大家穿。”［31］总之，在教育和日常生活方面，多数保育机构的儿童都能参加各种户内、户外活动、集体活动和自由活动，儿童能按时学习、游戏和休息，身心得到健康发展。［32］
保育干部的领导能力和业务水平，直接影响到儿童保育工作的质量。保育干部有的是由保育员提拔的，有业务知识但政治水平不高，领导能力较弱；有的是由车间工人、干部调任，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和领导能力，但不懂得业务。天津市采取“缺什么，补什么”的办法，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来提高保育干部的领导能力和业务水平。全国妇女干部学校训练保育干部时，就派工人出身的所（班）长去学习保育知识，提高业务水平。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市召开的两次保教工作者专业会议，都注意吸收优秀的所长参加会议，让他们共同分析所内存在的问题，总结解决问题的经验，学习如何依靠群众解决问题的领导方法，会后许多所长都反映：“这些问题我厂很长时期都存在着，不知怎样解决，参加了这次会议，知道了今后有问题一定要和大家商量来解决。”［28］天津市工会联合会、纺织工会、地方工业工会还组织经验交流会，介绍棉纺三厂和五厂、造纸总厂、四○二厂三部[7]等托儿所的经验，学习分工负责制及工作研究制。1954年8月3～5日，天津市各区妇联有关工作人员和各街道托儿站站长利用三个半天时间召开街道托儿站站长领导方法会议，首先作动员报告和典型发言，然后分组讨论，互相交流经验，最后进行总结。通过交流经验，表扬优点和批评缺点，达到互相教育和改进工作的目的，也提高了站长的领导能力和业务水平。复兴花园和小伙巷的托儿站站长听过民园托儿站介绍经验后，感觉自己业务领导水平差，对卫生、辅食不关心；家庭妇女联谊会托儿站听到小伙巷托儿站发言后，检查了自己站内只重视业务，对保育员思想教育不够，存在保育员不团结的问题，表示回站后一定改进工作［33］；东四经路托儿站站长过去总不想干，站长会议以后，每天抽出工余时间到站内协助保育员研究工作，明确保育员分工，制定伙食表等［34］。
总体来说，天津市针对保育工作者和保育干部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采取了形式多样、内容不一、方法各异的教育和引导措施，逐渐提高了儿童保育工作的质量和效果，促进了儿童保育事业的发展。
三、儿童饮食的调剂和卫生保健制度的健全
儿童的健康成长，是检验儿童保育工作成效的直接指标，也是兴办儿童保育事业的重要目的，而儿童的健康成长，离不开良好的饮食调剂和健全的卫生保健制度。
饮食是决定儿童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在一段时间内，天津市儿童保育机构普遍存在伙食不细致、营养价值低、调配花样少的问题。首先，不能按儿童需要调配营养，1岁以上和3岁以上的幼儿时常吃同样的食物，甚至将成年人的食物喂给幼儿吃，造成儿童消化不良；其次，不注意调换花样，每月营养调配不均，或不注意精打细算，开支虽大营养却不全面；再次，缺乏科学知识，不懂得如何保持食物的营养价值。［35］为此，天津市通过举办伙食员经验交流会的方式，使伙食员认识到饮食对儿童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增强了责任心，提高了工作技能。东四经路托儿站伙食员掌握了制作“又要好，又要巧”、“精打细算”，积极改进辅食的做法，也注意保存食物的营养价值。［36］六纬路托儿站按照季节和儿童的需要来调剂饮食，每天早晨吃豆腐浆和馒头片，午饭和晚饭做有营养的食品。儿童们因吃饭按时，营养又比较均衡，体重增加较快，平均每人每月体重增加一斤多。［30］1952年，天津市女工部召开托儿所专业会议后，不少单位成立辅食委员会、制定辅食制度。天津市棉纺六厂托儿所的辅食委员会，专门开会讨论辅食中存在的问题并规定：每半月根据营养需要订出食谱；征求母亲和保育员对辅食的意见，改善辅食上的缺点；每半月收辅食费一次；每日负责掌管辅食的一切用具，并做好消毒工作；每半月召开辅食委员会一次；有计划地掌握伙食开支，按时公布伙食账目。［37］
卫生保健亦是影响儿童健康的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市儿童保育机构的卫生保健问题较为突出，一方面是卫生环境差。儿童保育机构不重视清洁卫生工作，没有认清卫生环境会直接影响儿童的健康。有些保育员认为“到托儿所工作不用想干净，不是这个孩子拉，就是这个孩子尿，还讲究什么卫生”；有些保育员把做好卫生和带好孩子的工作对立起来，认为“在保育训练班学的是护理孩子，没有学搞清洁工作”。［38］受此错误思想影响，儿童保育机构厨房不干净、用具消毒不严格、保育员个人卫生差的现象非常普遍，正如专家所批评的：“不合乎卫生要求的现象非常普遍，很多托儿机构对小儿的食具清洁的非常不够，虽然食具消毒了，但仍残存着剩余食物，用这样的食具对小儿的威胁是怎样的？一切上呼吸道疾病都是通过小孩的嘴传染的，所以对健康儿童和患病儿童饮食卫生都应注意。”［11］另一方面是保健制度不健全，消毒隔离工作流于形式。儿童保育机构普遍存在保育员在隔离室不穿隔离服、不戴口罩，非隔离人员和健康儿童随便进入隔离室等问题。正是由于存在上述问题，造成儿童发病率高。1955年9月，恒大烟草厂托儿所的162个儿童，咳嗽的占半数，还存在气管炎、百日咳、麻疹、腮腺炎等多种疾病，发病人数达59.8%。［23］
1954年，天津市卫生部门主管儿童保育工作后，经过周密调查和仔细研究，制定了天津市保育机构卫生保健制度，召开了天津市第一次保育工作会议，中心问题是扭转托儿所不卫生的状况，明确提出“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会后，保育机构积极改进清洁卫生工作、建立健全卫生保健制度，并认真执行健康检查、晨间检查和消毒隔离制度。1955年11月，《天津市街道托儿站卫生保健制度》颁布，对保育职工的保健制度、儿童的卫生保健制度和托儿站环境卫生保健制度都做了详细规定［39］，为扭转托儿站卫生状况和降低儿童疾病率提供了具体指导。北洋纱厂托儿所实行分片负责的办法，经常保持整齐清洁，每天进行检查，对整洁的表扬，对不干净的批评，还利用母亲哺乳时间向她们宣传清洁卫生工作的重要性，让她们注意儿童的个人卫生和哺乳室的清洁卫生。天津市第一次保育工作会议还要求托儿机构为儿童创造户外锻炼的条件，改变对儿童重保护、轻锻炼的认识。黄家花园托儿站发现早操不能引起儿童的兴趣，保育员便采用游戏的方法，引导儿童做飞来飞去的各种动作，锻炼他们的颈部、腰部、上肢和下肢［40］。
各种竞赛活动也是提高卫生保健水平的有效形式。为了配合大生产竞赛运动，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1950年5月，天津市总工会、纺织工会及妇联发出开展托儿所工作竞赛的号召。中纺三厂托儿所响应竞赛号召，与医务室订立联系合同。托儿所向医务室承诺4条保证：婴儿的卫生健康护理，一定听从大夫的指导；节省所用的医药物品；保持业务学习的积极性，服从大夫的指教；婴儿看病时一定遵守医务室的规章与纪律。同时，医务室承诺5条保证：负责检查儿童入所时体格是否合乎规定条件；尽量协助完成儿童疾病预防工作；尽可能协助制备托儿所需要的药品；负责协助保育员的业务学习；负责检查和改善托儿所的清洁工作。［41］这种双向联系和承诺的竞赛活动，有助于推动托儿所卫生保健水平的提高。1955年2月，天津市总工会女工部又组织开展托儿所竞赛活动，大型托儿所竞赛指标包括：加强护理工作以降低季节流行性的疾病率；按照年龄制定儿童体重增加标准，1～7个月的儿童达到85%，7～14个月的儿童达到40%，14～24个月儿童达到50%；加强室内温度的调控；减少事故，事故率不得超过1%。［42］尽管形式不一，但通过各种竞赛活动，加强了对儿童的预防护理工作，提高了保健工作水平，有益于儿童的健康。棉纺一厂的女工李某某说：“孩子出疹子，保育员们白天黑夜的细心照管现在都好了，长的又白又胖，这只有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咱们工人的孩子才能得到这样的幸福，我们一定要努力生产，减少回花来报答毛主席和各位保育工作人员。”［43］
在中共天津市委、市妇女联合会和市工会联合会等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与积极推动下，各类儿童保育机构得以广泛建立，并且性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随着儿童保育机构的完善、保育工作者的培养、儿童饮食的调剂和卫生保健制度的健全，儿童保育质量得到逐步提高，不但适当地解决了儿童的基本照管问题，而且发挥了一定的教育作用，做到了“保教合一”。儿童保育事业是妇女解放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国家亟待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大规模生产迫切需要广大妇女的参与。天津市儿童保育事业的发展解决了妇女参加生产建设孩子却无人照看的具体困难，显著提高了妇女的生产热情和生产效率，进而促进了国家建设力量的增长。因此，广大妇女作为儿童保育事业发展的双重受益者，一方面孩子得到适当的照顾和教育，另一方面自己也有精力和机会参加生产建设，她们切实感受到了新社会的优越性，感恩于中国共产党和新的国家政权，进而成为新政权的坚定支持者，提高了她们对各项建设事业的社会认知以及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和国家主导与支持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天津市儿童保育事业，既促进了儿童的健康成长，也推动了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提高了妇女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还增强了广大妇女的社会认知与政治认同。
［ 参 引 文 献 ］
［1］《蔡畅 邓颖超 康克清 论儿童少年与儿童少年工作》，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版，第174页。
［2］《天津通志·中国共产党天津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897页。
［3］《五年来天津市保育工作总结》，天津市档案馆：X50-C-34。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05页。
［5］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蔡畅 邓颖超 康克清 妇女解放问题文选》，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6页。
［6］武衡主编：《东北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医药卫生卷，中国学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49页。
［7］《统一橡胶厂托儿间工作总结》，天津市档案馆：X50-C-19。
［8］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362页。
［9］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编：《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1949～1983）》第2册，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
［10］《康克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95～396页。
［11］《五年来天津市保育工作总结》，天津市档案馆：X50-C-37。
［12］《天津市保育工作的概况及今后的意见》，天津市档案馆：X50-Y-7。
［13］《发展群众性的托儿组织》，《中国妇女》1956年第6期。
［14］《天津市群众性托儿站工作介绍》，天津市档案馆：X50-C-34。
［15］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编：《努力办好职工托儿所》，工人出版社1955年版，第94～100页；《天津市级各有关部门如何共同配合领导托儿所工作的介绍（草稿）》，天津市档案馆：X44-Y-408。
［16］教育资料丛刊社编：《怎样办好儿童保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版，第65页。
［17］《中纺三厂托儿所》，《天津日报》1950年7月19日。
［18］黄嫣梨：《建国后妇女地位的提升》，《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19］《天津市二区工会女工科为中小厂的女工解决孩子问题》，天津市档案馆：X44-Y-417。
［20］《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21］《在工厂企业保教工作者大会上关于贯彻托儿所第二次专业会议的动员报告》，天津市档案馆：X44-Y-417。
［22］《热爱自己的工作》，《天津日报》1954年5月17日。
［23］《天津市保育机构工作检查情况报告》，天津市档案馆：X50-C-38。
［24］《群众性托儿组织优秀工作者奖励办法（草案）》，天津市档案馆：X50-C-53。
［25］《教养员业余学习班小结》，天津市档案馆：X50-C-30。
［26］《应重视保育工作》，《天津日报》1953年6月17日。
［27］《保育员班总结》，天津市档案馆：X84-C-213。
［28］《天津市几年来工厂托儿所工作报告（初稿）》，天津市档案馆：X44-Y-420。
［29］《保育人员短期学习班总结》，天津市档案馆：X44-Y-408。
［30］《津市民主妇女联合会、市总工会女工部和本报联合举办庆祝“六一”座谈会记录》，《天津日报》1953年6月1日。
［31］《天津市群众性托儿站工作报告》，天津市档案馆：X50-C-37。
［32］《天津保育事业进展》，（香港）《大公报》1951年7月21日。
［33］《街道托儿站站长领导方法专业会议总结》，天津市档案馆：X50-C-30。
［34］《1954年天津市托儿站工作总结》，天津市档案馆：X50-C-30。
［35］《儿童保育科半年来托儿站工作小结》，天津市档案馆：X50-C-30。
［36］《天津市街道托儿站工作检查情况（一、三、四区）》，天津市档案馆：X50-C-38。
［37］《天津市棉纺六厂托儿所的孩子为什么特别健康》，天津市档案馆：X44-Y-417；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编：《工厂托儿所工作点滴经验》，工人出版社1953年版，第16页。
［38］《我们是怎样改革托儿所爬行班生活制度和卫生制度的——天津市公私合营北洋纱厂》，天津市档案馆：X45-D-11。
［39］《天津市街道托儿站卫生保健制度》，天津市档案馆：X50-C-34。
［40］《天津市一九五五年保育工作总结》，天津市档案馆：X50-C-34。
［41］李慧敏：《天津中纺三厂托儿所是怎样配合大生产运动的》，《工人日报》1950年7月23日。
［42］《托儿所竞赛工作》，天津市档案馆：X44-C-172。
［43］《开展竞赛成绩显著》，《天津日报》1951年6月1日。
[1]［收稿日报］2014-09-19
［作者简介］王利娟，博士研究生，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300071。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天津社会改造中的党与阶级阶层关系研究（1949～1957）》（14BDJ011）的阶段性成果。
笔者所见学术性著述主要有《当代中国妇女》（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孟丽媛的《新中国初期北京女工研究（1949～1966）》（首都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张君丽的《建国初期上海的妇女解放运动研究（1949～1956）》（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等。另在一些有关妇女问题的论文中亦有所涉及。
[2]天津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后，为了使妇女干部能够安心投入工作，接收了台湾路的一个难以维持下去的托儿所，改名为天津市妇联保育院，于1949年四五月份起接收全市进城干部的孩子。参见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天津接管史录》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422～423页。新中国成立后，原晋察冀解放区张家口市的和平保育院迁入天津市，与天津市干部托儿所合并，改称天津市和平保育院，隶属民政局，1952年又与第一保育院合并。参见张宏铸主编：《天津通志·卫生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
[3]“核心组”成员包括：天津市工会联合会女工部、托儿所较多的产业工会女工部、天津市妇联福利部等。“核心组”的主要工作是确定工厂托儿所的工作计划，研究托儿所工作中的重要问题，组织有关部门共同推动托儿所工作。195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公布后，基层托儿所由工会领导改为受企业行政领导，企业管理部门中领导托儿所工作的干部开始参加“核心组”。
[4]托儿所管理委员会由女工委员、劳保委员、保育员代表、母亲代表、托儿所负责人等组成，每月开会一次，总结汇报工作，并且要随时到托儿所检查工作，每周最少检查一次。托儿所管理委员会的任务是：制定托儿所工作计划，及时总结工作经验，以促进业务水平的改善；加强引导和教育，使保育员与母亲形成良好的配合关系，并使双方遵守托儿所一切工作制度；保证保育员和家长对育儿卫生知识的掌握，为带好孩子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督促检查托儿所工作及保育员学习。参见《工厂托儿所的几个问题的初步意见》，天津市档案馆：X44-Y-408。
[5]1953年春，天津市麻疹流行，托儿机构中有20余名儿童由于麻疹并发症而死亡。鉴于此，天津市工会、妇联、民政局、卫生局等部门立即组织关于疾病预防、隔离问题的检查，发现工厂托儿所中疾病蔓延的主要原因是：工厂行政方面预防工作没有做好，疾病发生后也没有及时地、严格地进行隔离；隔离室工作人员缺乏护理常识，隔离室卫生状况较差等。这些问题仅仅依靠“核心组”成员很难解决，亟须卫生机关的参与。
[6]天津市保教工作联席会的成员包括：卫生局、妇联、工会组织、教育局、纺织管理局、地方工业局等单位负责领导托儿所工作的干部。截至1955年2月，天津保教工作联席会共召开六次会议，讨论了三方面问题：各有关单位交换托儿所工作计划意见，以便相互配合；研究全市托儿所工作中共同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并通过有关方面解决；组织相关力量检查工作，总结交流工作经验。
[7]四○二厂三部的托儿所成立于1951年5月，成立初期所内无专职领导，缺乏工作制度，工作混乱。1952年配备托儿所所长后，一方面，推动由所长、班长、组长及工会小组长组成的核心小组发挥组织作用，研究问题时先分头酝酿，准备意见，再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另一方面，建立一系列的责任制度，实行分工负责制度，如卫生委员、护理委员一人负责清洁卫生督促检查工作，安全干事一人负责安全问题，宣传委员一人负责在各种流行性疾病时组织保育员向妈妈进行宣传，考勤干事一人负责工作人员及孩子出勤情况，劳保干事一人负责工作人员的福利问题，物资保管及清洁卫生则实行分段负责，试体温表、洗脸也有轮流负责制，每天都有专人负责，每星期轮换一次。参见《四○二厂三部（现改为服装厂）托儿所工作总结》，天津市档案馆：X44-Y-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