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东汉以降，在中国流传甚广。自牛痘术传入中国以后，尽管每年许多城市都在为民众接种牛痘疫苗（以下简称种痘），一些中心城市甚至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种痘运动，但全国的种痘率依然较低。在广大农村，受人力、物力及种种陋习所限，种痘更是没有得到普及，致使天花仍时有发生甚至大规模流行。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致力于改变天花肆虐的状况，开始有计划地部署和推行全国范围的种痘运动。本文试通过分析种痘运动的具体实施经过，探讨这一时期党和政府为消灭天花所做的重大努力以及推行种痘运动过程中的成功经验。 

　　一、天花的广泛流行及种痘运动的开展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天花广泛流行 

　　新中国成立之初，天花肆虐不止，呈现出流行范围广、发病率与病死率双高的特点。从各省卫生志来看，当时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天花流行的问题，一些省份还相当严重，死亡率也非常高。以1950年为例，安徽省天花发病高达11620例，发病率为38.7/10万，死亡1534人，病死率为13.20%。［1］广西、山东两省疫情也相当严重。广西省天花发病7896例，死亡2552人，病死率高达32.32%；［2］山东省天花发病8463例，发病率为20.20/10万，死亡791人，病死率为9.35%。［3］ 

　　江苏、福建等沿海省的部分地区开展过牛痘接种工作，天花发病情况稍轻，其中又以江苏省的天花发病人数最少，1950年仅为729例，发病率为2.03/10万。［4］而吉林、辽宁等省由于卫生防疫基础较好，种痘工作开展较快，天花的发病人数也较少。1950年吉林市天花发病人数仅为650例，患病率为9.37/10万。［5］ 

　　北京、广州等中心城市的天花防控工作做得更好，1950年下半年天花即在北京市绝迹［6］。但个别大城市因战争导致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等原因，造成了天花的大流行。如上海市1950年秋首先在北火车站附近发现天花47例，至12月患者即增至516例，并向车站临近的普陀、新成、江宁等区蔓延，到1951年6月共发病3307例。［7］ 

　　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医疗资源严重匮乏，且民众缺乏种痘意识，致使天花流行严重。以山东省为例，1949年春，天花仅在平邑、泰宁、沂东、蒙山等县流行，发病即达8545例。胶东的滨北、西海两专署流行也很严重，藏马县大山区店子村共1129人，发病100例，死亡30人，病死率高达30%［3］(p.347)。河北省的农村地区天花流行也相当严重，据《河北省1949年卫生工作总结》载，该省2市24县天花发病达9466例，死亡1707人，病死率为18%。［8］ 

　　显然，新中国成立之初，天花的广泛流行已严重威胁到人民的生命与健康，若任其肆虐，必将影响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的开展和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固。可见，新中国的种痘工作亟待开展。 

　　（二）种痘运动的初步开展（1949年至1950年11月） 

　　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新中国的各项工作进入了紧张筹备阶段。9月，中央军委卫生部（以下简称军委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就全国胜利后如何开展卫生工作展开讨论。会上，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指出：“全国卫生建设的总方针应是预防为主（治疗为辅），卫生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保证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方面，要面向农村、工矿，依靠群众”。对于天花预防，他提出：“天花早已可以用种牛痘的方法预防，但仍远未根绝”，估计患者有475万。这样巨大的患病人数，“单靠治疗既无条件也无可能。只有积极采取预防措施，才能解决问题”。［9］ 

　　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以下简称卫生部）、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军民春季防疫工作给各级人民政府及部队的指示》，其中提出了要通过普种牛痘来控制天花流行的要求。［10］4月，卫生部公布《一九五〇年工作计划大纲》，将大量制造疫苗、施行普遍种痘作为工作计划的重点。［11］8月，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贺诚又进一步提出：“对于危害最大但在实行预防上非常简单的疾病——譬如天花……我们应该马上着手，组织普遍的预防，定期地予以全部或大部消灭”。［12］ 

　　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普种牛痘工作，1950年10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积极开展秋季种痘运动。［13］10月12日，卫生部颁布《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居民，不分国籍均须种痘。［14］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号召下，各省、市纷纷行动起来，全国的种痘运动由卫生基础条件好的地区逐渐扩展至缺医少药甚至无医无药的边远地区。 

　　东北区由于卫生防疫基础条件较好，种痘工作开展较快。1950年，东北7省均已开展种痘运动。3月1日，吉林省颁布《预防天花暂行办法》，下达了在3年内扑灭天花的指示。仅在1950年春季即完成190余万人的牛痘接种工作，占应种痘总人口的27%。［5］其他如黑龙江、热河等省以及旅大地区、鞍山市的种痘规模也颇为可观，其中又以旅大地区种痘率最高，1950年的接种率已达97.6%。［15］ 

　　华北区各省、市整体种痘情况略逊于东北区。其中，河北省因建政工作进展较快，使得种痘工作起步早，1950年春即开展了大规模的种痘运动，共施种888万余人［8］，约占全省总人口的28.2%（河北省1950年年末总人口为3147余万人，参见《河北省志·人口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山西省次之，1950年春、秋两季种痘260余万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1/4。［16］绥远省则因卫生基础条件较差，种痘运动推进较慢，据1950年1~7月统计，仅接种74630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编：《全国卫生情况参考资料》，1950年，第103页。） 

　　西南区部分省、市因卫生机构不健全，加之交通不便、地瘠民贫等原因，卫生防疫工作开展更慢。到1950年秋，云南省才发动第一次大规模的种痘运动，种痘约80万人，仅占总人口的4.9%（1950年年末，云南省总人口为1626.7万人。参见《云南省志·人口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更大规模的种痘运动至1951年才全面展开［17］。 

　　1950年，全国共接种牛痘6400余万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宣传处编：《新中国人民卫生事业的成就》，1951年，第24页。）。从总的种痘人数来看是史无前例的（民国时期最高接种700万人［18］），但对全国总人口5.5亿人（1950年全国总人口为5.5196亿人。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而言还相距甚远。一些边远地区的接种率仍然很低，宁夏省1950年只种痘5.2万余人，约占全省人口的6%。［19］ 

　　此期，天花仍在许多省份广泛流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旧中国遗留下来大量传染源和易感人群，加上国内战争尚未结束，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尚未健全（1950年，全国共有2199个县，而县级卫生院仅有926个，其中西北区的283个县中仅有县级卫生院9个。参见黄鼎臣：《一年来的医政工作》，《健康报》1951年1月4日。），致使种痘工作未能全面落实。 

　　（三）种痘运动全面铺开（1950年12月至1952年12月） 

　　1951年以后，卫生部仍一再强调卫生工作要以防治天花、霍乱等危害最大的几种传染病为主。4月，在全国防疫专业会议上，卫生部更是明确了防疫工作的方向，并制定通过了鼠疫、霍乱、天花等19种传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及关于防疫工作的规章制度等”14个文件。［20］此期，中央、各大行政区以及各省、市卫生机关公布的工作计划中几乎都包含普种牛痘的内容，逐步形成了自上而下推行种痘运动的运作机制。 

　　1951年春，卫生部先后发出种痘通报与春季种痘指示，要求各地卫生部门切实布置好1951年春季种痘工作，完成1/4人口的接种任务，并拟在3~5年内完成普种牛痘的工作。［21］通报发出后，各地陆续布置了春季种痘任务。东北区的种痘工作推进得最好，仅1951年上半年，东北区即有2768万余人接种了牛痘，占应接种总人口的65.1%，远高于1950年的种痘人数（1004万余人）。这也使得东北区天花发病人数迅速下降，由1950年的5471人降至1951年上半年的388人。《健康报》在1951年9月13日、20日对东北区的种痘运动进行了大篇幅报道。东北区的种痘工作还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其种痘经验也给各地提供了有益参考。1951年春季，全国共接种牛痘约1.16亿人，加上1950年的数字，共接种牛痘约1.8亿人，超额完成了春季种痘任务。（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宣传处编：《新中国人民卫生事业的成就》，第24页。） 

　　为了尽早完成全国普种牛痘的任务，卫生部于1951年秋再次号召各地开展秋季种痘运动。到1951年年底，全国已有约3.05亿人接种了牛痘［22］，约占总人口的54.2%（1951年全国总人口为5.63亿人。详见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第2页。）。这样的成绩在解放前是难以想象的。 

　　进入1952年，卫生部“乘势追击”，将种痘运动进一步扩大。2月初，卫生部发出指示，要求各地继续在1952年春、秋两季普遍开展接种牛痘工作，全国要接种约2.6亿人，以达到基本消灭天花的目的。［23］这一指示将全国的种痘运动推向高潮，在各级卫生部门的努力下，1952年最终接种牛痘约2.41亿人［22］。 

　　至此，全国完成牛痘接种5亿多人［22］，约占全国总人口88.9%（1952年全国总人口为5.7482亿人。详见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第2页。）。除少数边远地区外，大部分地区已基本完成普种牛痘的工作。 

　　二、推行种痘运动的具体举措 

　　（一）积极开展卫生宣教 

　　实际上，早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卫生常识的宣传普及。新中国成立后，卫生部一再强调要积极开展宣教工作。1951年5月11日，卫生部正式颁布《关于卫生宣传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加强卫生宣教工作，务使民众了解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宣传基本的卫生常识。［24］ 

　　在宣教方式方面，各级卫生机构主要是利用报纸、书刊等大众传媒手段进行宣传。仅1950~1951年，各地发行的卫生报刊就有20余种，政策性、学术性、普及性出版物则达到了几百种之多。［25］ 

　　1949~1952年出版的《健康报》和《人民日报》都刊载了大量关于种痘运动的报道。各级卫生机构还充分利用图文并茂的宣传手段，如编印挂图、连环画等，让群众更直观地了解天花的传播与流行以及种痘的好处等知识。这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众整体文化水平不高的国情而言无疑是最佳宣教手段之一。也正因如此，挂图和连环画的发行量远高于其他出版物。人民美术出版社1952年6月出版的《人人种痘预防天花》挂图，仅半年的发行量就达到了43万幅［26］，足见其受青睐程度。 

　　此外，各市、县的文教卫生部门还组织起宣传队到群众中间，运用召开座谈会、演街头短剧及组织演讲等鲜活的方式开展宣传，以提高民众对天花和种痘的认识，打消他们躲避甚至逃避种痘的念头，主动种痘。辽西省部分县将文工团、业余剧团及小学校组织起来，演出《快种痘别迷信》、《预防天花快种痘》、《种痘有什么好处》、《卫生好》等短剧，收效颇大。［27］ 

　　在有条件的地区，卫生机构还采用广播、幻灯、电影等形式进行宣教。东北部分市区的广播电台利用国民卫生、妇女、儿童、青年、职工、听众服务、市政等栏目，报道种痘工作情况，收到一定效果。但这类形式仅限于少数大城市，全国大部分地区尚无条件普遍采用这一宣传方式。 

　　总体来说，上述灵活多样的宣教方式对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国家推行普种牛痘的方针，认识天花及种痘常识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种痘运动的开展。以河北省为例，因开展了积极有效的卫生宣教工作，该省1950年上半年即种痘815万余人。［28］ 

　　（二）大量培训种痘人员 

　　新中国成立之初，卫生防疫人员严重匮乏，要顺利完成普种牛痘的任务，就必须大量培训种痘员，这项工作成为部署种痘运动的重要一环。1951年初，江西省制定了各市县种痘实施计划，训练种痘员被列在了“任务及要求”之后，且分为种痘对象、种痘方式、训练内容、训练时间以及结业证书5部分进行阐述，篇幅占到了实施计划的一半，足见培训种痘员的重要性。［29］ 

　　为了尽快落实培训工作，各省、市卫生行政机关联合当地的医疗卫生群众团体，共同组织短期种痘培训班。受训人员主要是医疗卫生人员、基层干部、小学教师及社会青年中的积极分子。在农村地区还要求每村基本上训练2名不脱产种痘员。 

　　具体的培训内容由各地结合种痘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内容一般包括免疫学常识、痘苗保存法、消毒法、种痘方法及部位、痘苗压出法和种痘禁忌等。 

　　通过上述办法，全国培训了大批种痘员（详见表1），有效地解决了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1951年春季种痘运动开展时，仅黑龙江省即培训了4290人［30］。 

　

　　资料来源：《安徽省志·卫生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河南省志·卫生志　医药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云南省志·卫生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8页；《江西省卫生志》，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70页；《山东省卫生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9页；《吉林省志·卫生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湖南省志·医药卫生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9页。 

　　（三）实行种痘责任制 

　　为了有效地推动种痘工作，各市、县卫生行政机关通常会结合实际情况，采取不同形式的工作责任制。 

　　以城市来说，一般采取各部门分工负责制，即由各区政府配合公安部门做好召集居民的工作，各区卫生防疫部门负责组织区内防疫力量为居民（包括机关团体、工厂、学校）接种牛痘。其中，各医院为基本固定站，其余的开业医师则集中起来统一分组，并依照各街道人口数量来决定工作人员名额。种痘人员要保证彻底消毒，种好痘，检好痘，并进行补种工作。如种痘以后再发生天花则由责任种痘人负责，学校、机关、工厂、团体等如发生天花则由各单位领导负责。 

　　在农村，一般由上级委派的防疫队统一领导。防疫队依靠当地的组织力量，如农会、村政府、派出所、土改工作队等开展工作。由地方各部门负责动员工作，如召开农民大会进行宣传教育等。种痘过程中一般以村或屯为单位建立责任制，设立一个种痘组（种痘员、消毒员和登记员各1人），与村行政领导机构共同订立责任制。种痘组保证做好种痘工作，行政组长保证做好监督工作。有的地区为了打消农民怕种痘耽误生产的顾虑，还会与农民订立保证种痘后不会化脓、不会耽误生产的种痘合同。 

　　相对于城市而言，在农村地区实行种痘责任制更为迫切。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绝大多数农村没有开展大规模种痘运动的经验，很多人从未接种过疫苗，民众的“思想包袱”很重，加上一些基层干部对种痘工作抱有“应付了事”的态度，因而实行将责任落实到人的种痘责任制切实保证了广大农村地区种痘任务的顺利完成。 

　　（四）解决重点地区的防疫问题 

　　如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之初，因卫生资源极度匮乏且分布极不均衡，致使部分地区的防疫工作不能自主开展，尤其在灾区、疫区以及缺医少药的边远地区更是如此。这些地区的防疫力量相当薄弱，有的甚至毫无防疫基础。另外，农村地区群众的卫生知识水平也相对较低，迷信盛行、缺乏防疫观念以及地瘠民贫等原因，造成传染病时常大范围流行。即使在人口稠密（约31万人，通镇约5万余人）、交通便利（距北京仅40多里）的河北通县，由于解放前一直没有公共卫生设施，天花仍时有流行。［31］ 

　　为及时有效地解决防疫问题，1950年3月，卫生部成立了中央防疫总队，下设6个大队，共有438名工作人员，经过短期的政治学习和技术培训后，防疫队分赴各地协助地方政府开展防疫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资料室编：《农村防疫工作》，1950年，第7页。）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地方政府扑灭疫病、防止疫病流行，同时协助地方开展卫生工作，如为群众种痘、团结改造中西医务人员、进行卫生知识宣教、开展卫生运动等。 

　　在中央防疫总队开展工作的同时，各大区、各省也陆续成立了防疫队，以重点解决医疗资源尚未覆盖地区的卫生防疫问题。到1951年10月，全国共组织了125个防疫队，6000名医务工作者深入灾区、疫区，开展卫生防疫工作。［32］以大区一级来说，东北区设有东北防疫总队，工作人员1443人，各省、市防疫队9个，工作人员1618人。1951年，全区更组织了近10万人的种痘大队，开展定期种痘运动。［33］由于较好地完成了普种牛痘工作，1951年天花在东北区几近灭绝。在省一级，1951年春，青海省人民政府卫生处组织了医疗队深入农村及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春季防疫，医疗队会同各县卫生院给30万人接种了牛痘。［34］向重点地区派遣医疗队的方式很好地解决了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的问题，为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天花做出了贡献。 

　　三、种痘运动的实施效果与成功经验 

　　（一）推行种痘运动的成效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推行的种痘运动取得了卓越成效，迅速降低了天花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旅大、营口、秦皇岛、厦门、广州、北京等城市，自1950年5月以后再未发现天花病例，东北、内蒙古、平原、河北、江西、陕西、福建、天津、武汉等地，1951年天花发病人数较1950年减少了约一半以上。［35］到1953年，全国绝大多数省区的天花发病人数急剧下降（见表2）。 

　　种痘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革除了一些迷信、落后的陋习，使科学的防疫观念逐渐深入人心。通过广泛深入的卫生知识宣教，许多群众的旧有防疫观念发生了转变，开始主动配合卫生部门开展种痘工作，有些地区的群众还自觉进行宣传，成为卫生宣传队伍中的骨干力量。鉴于民间仍存在着滥用人浆种痘而引起天花流行的情况，卫生部于1951年3月发出通报，要求各地禁用人浆种痘，并注意团结旧有“种痘先生”，予以教育改造，提高他们的技术。［36］至此，在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人浆种痘术被取缔。 

　

　　资料来源：《黑龙江省志·卫生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页；《吉林省志·卫生志》，第28页；《辽宁省志·卫生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安徽省志·卫生志》，第289页；《福建省志·卫生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4页；《江苏省志·卫生志》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山东省卫生志》，第348～350页；《江西省卫生志》，第170页；《广东省志·卫生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广西通志·医疗卫生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湖南省志·医药卫生志》，第160页；《内蒙古自治区志·卫生志》，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页。 

　　在降低天花发病率与革除种种陋俗的同时，种痘运动的开展也扩大了新政府的影响力。党和政府积极开展种痘运动的举措及取得的成就，不仅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誉，而且获得了他们的广泛政治认同。例如，1950年沈阳市沙岭区沙岭乡的春季种痘工作得到了当地群众的高度赞许。老乡们说：“政府对咱们照顾的太周到了，过去的时候小孩种痘还要花钱，今天连大人种痘都不要钱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备委员会编：《人民卫生丛刊：种痘》，1950年，第3页。）再如，辽西省阜新县十一区北革命村桑树春老大爷说：“现在的国家真好，共产党毛主席处处关心我们，从解放后，没听说哪个地方闹天花，也看不见有麻子的孩子啦。我家的四个孩子，要是在过去请‘花先生’栽‘花’，顶少也得一石来粮”。［22］ 

　　（二）推行种痘运动的成功经验 

　　1.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是种痘运动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前提 

　　自1949年11月1日卫生部成立起，至1952年年底基本完成全国普种牛痘任务止，卫生部在研究卫生工作计划、召开卫生工作会议以及部署卫生防疫工作时，均无一例外地强调要在全国普种牛痘。在种痘运动的实施过程中，各级党政领导也给予了高度重视，一些领导干部甚至亲自挂帅，现场指挥种痘。事实证明，只要是领导干部重视的地区，种痘工作进行得都比较顺利。例如，抚顺矿区1950年开展种痘运动时，开始相当困难，后来在矿区领导的推动下很快便完成了种痘计划。［37］又如河北省邢台县，因县里派下去的种痘组没有行政领导带队，引起了群众的疑虑，竟没有人前去种痘。（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宣传处编：《新中国人民卫生事业的成就》，第25页。） 

　　针对部分党政领导轻视卫生防疫工作的问题，1951年9月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批示中强调：“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38］由此可见，党和政府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高度重视，是新中国在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依然在短短3年多时间内完成5亿多人种痘任务的重要前提。 

　　2. 深入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不断提高群众的卫生防疫常识，使卫生防疫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是种痘运动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 

　　鉴于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的经验，朱德在提交给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的讲话稿中指出：“人民政府和军队的卫生医药工作，应确定为群众服务的方针，并依靠群众去推动和发展人民的卫生事业。过去23年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正确地执行了这一方针的。”［33］(p.8)在这次会议的总结大会上，贺诚也提道：“医药是人类与疾病做斗争的科学，参加这一斗争的是人民全体……卫生工作者如果不把这种科学，这种斗争方法交给人民，使人民懂得怎样做，自己也动手来做，单靠少数卫生工作者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12］可见，充分发动群众对于做好卫生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推行种痘运动的实践也证实了制定符合群众利益的公共卫生政策，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使他们自觉自愿地接受种痘，种痘工作才能顺利进行。 

　　3.在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新政府仅用了3年多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全国范围普种牛痘的任务，这与广大卫生防疫人员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 

　　据资料显示，推行种痘运动过程中，广大卫生防疫人员不畏艰辛，认真负责，表现出了对人民卫生事业的高度责任感。重庆市第十八区第二卫生所以及绝大多数中西医，在推行种痘运动时都热情高涨，自己出钱印发宣传标语，掀起了种痘运动的高潮。公安医院张孝伦在种痘工作中不辞劳苦，耐心说服群众，仅他们一组就种痘5374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备委员会编：《人民卫生丛刊：种痘》，第28、29页。）类似的事例在各地推行种痘运动过程中屡见不鲜，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各级卫生机关派往灾区、疫区以及缺医少药的边远地区的防疫大队队员，发扬了为基层群众服务的精神，深入广大医药空白区，教育群众，团结和改造地方中西医，开展各项预防工作，为普种牛痘做出了巨大贡献。仅以中央防疫总队为例，在1950年4~11月的8个月时间里，即为群众接种牛痘322979人。［39］对于他们的无私奉献，1950年6月，卫生部部长李德全给予了高度赞许，她说：“你们是到了人民最需要卫生的地方去，与老百姓生活在一起，天上下着雨，地上踏着泥，刮着顶大的风，你们都毫无怨言工作着。”（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资料室编：《农村防疫工作》，第7页。） 

　　综上所述，尽管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总体医疗卫生条件没有太大变化，但种痘运动却得到了很好的落实。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与推动下，地方政府及卫生部门积极行动起来，团结广大医疗卫生人员，开展了深入的宣传教育活动，种痘运动在广大卫生防疫人员的不懈努力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此同时，种痘运动的开展也使广大群众逐渐认识到种痘陋俗的危害，为最终消灭天花打下了牢固基础。 

　　［ 参 引 文 献 ］ 

　　[1]《安徽省志·卫生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页。 

　　[2]《广西通志·医疗卫生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3]《山东省卫生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48～349页。 

　　[4]《江苏省志·卫生志》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 

　　[5]《吉林省志·卫生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6]《北京卫生志》，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7]黄炯元：《上海市天花的流行及其控制》，《上海卫生》1951年第1卷第8期。 

　　[8]《河北省志·卫生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04页。 

　　[9]冯彩章、李葆定：《贺诚传》，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50、149页。 

　　[10]李德全、贺诚：《中央两卫生部指示　开展军民春季防疫　各级政府、部队、团体、医务人员应把此项工作看成当前紧急任务之一》，《人民日报》1950年2月11日。 

　　[11]《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一九五〇年工作计划大纲》，《健康报》1950年5月4日。 

　　[12]《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贺诚副部长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山东政报》1950年第10期。 

　　[13]周恩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指示各地发动秋季种痘运动　减少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健康报》1950年10月26日。 

　　[14]《争取早日彻底消灭全国各地天花　中央卫生部颁发种痘暂行办法　通令全国各地各级卫生机关切实执行》，《健康报》1950年10月26日。 

　　[15]《辽宁省志·卫生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16]《山西通志·卫生医药志·卫生篇》，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51页。 

　　[17]《云南省志·卫生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8页。 

　　[18]《遏止或限制了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　全国防疫工作获得巨大成绩　半年来近五千万人种了牛痘或注射了预防针　灾区无疫病打破了灾荒之后必有病灾的惯例》，《人民日报》1950年8月16日。 

　　[19]《宁夏省布置五一年春季种痘　各县市旗组织防疫种痘委员会统一领导　发动当地的开业中西医生参加种痘工作》，《健康报》1951年1月4日。 

　　[20]《全国防疫专业会议制定各种传染病防治方案　保护人民健康保证国家生产和国防建设》，《人民日报》1951年5月6日。 

　　[21]《东北布置五一年种痘工作　普遍种痘争取三年内扑灭天花　中央卫生部通报各区切实布置春季种痘工作》，《健康报》1951年1月11日。 

　　[22]李克温：《为减少和消灭天花而奋斗——五年来的牛痘苗接种工作》，《健康报》1954年9月24日。 

　　[23]《中央卫生部发出指示　春秋两季应普遍种痘　要求基本上消灭天花》，《人民日报》1952年2月11日。 

　　[24]《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49页。 

　　[25]《关于卫生宣传工作的指示》，《上海卫生》1951年第1卷第8期。 

　　[26]新华书店总店编：《全国总书目（1949~1954）》，新华书店总店1955年版，第955页。 

　　[27]《东北1951年春季种痘工作（续完）》，《健康报》1951年9月20日。 

　　[28]张文、马彦杰、刘和一：《执行预防为主方针　河北开展卫生宣传防疫工作　半年中八百万人接种牛痘》，《人民日报》1950年8月12日。 

　　[29]《江西省各市县一九五一年种痘实施计划》，《江西政报》1951年第Z1期。 

　　[30]《有力控制天花流行保障人民健康　大部省市春季种痘工作已布置就绪　首都兴和县等地普遍掀起种痘热潮》，《健康报》1951年3月29日。 

　　[31]沈元晖：《十四个防疫队深入农村　通县普遍种痘》，《人民日报》1950年2月11日。 

　　[32]《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二十九日会上的专题报告和发言》，《人民日报》1951年10月31日。 

　　[33]武衡：《东北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医药卫生卷》，中国学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68、74页。 

　　[34]《青海省卫生处医疗队　深入兄弟民族地区免费治病》，《人民日报》1951年5月6日。 

　　[35]《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全国防疫工作的报告》，《人民日报》1952年1月4日。 

　　[36]《卫生部通报禁用人浆种痘》，《人民日报》1951年3月22日。 

　　[37]苏德隆：《天花的为害》，《人民日报》1951年5月10日。 

　　[38]《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 

　　[39]《卫生部防疫总队总结去年工作成绩》，《人民日报》1951年1月4日。 

　　［责任编辑：杨文利］

　　  本文原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1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