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大陆还提出,两岸“三通”的立足点与出发点是“以民为本、为民谋利”;两岸“三通”的原则是“直接双向、互利互惠、平等协商”等等。大陆提出促进两岸直接“三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务实、灵活、诚挚、善意,真正在为台湾同胞谋利益,为两岸经济谋发展。
(二)台湾当局的阻扰
1990年李登辉正式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初,也做了些改善两岸关系的事情。然而,其分裂主义也逐渐显露。对两岸民众急切盼望的直接“三通”则与政治挂钩,人为设置种种障碍,千方百计阻扰直接“三通”的进程。
一是提出三个先决条件。本来,在李登辉上台不久,台湾当局成立“国统会”,并于1991年2月出台“国统纲领”,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李登辉又在“国统纲领”中,将承认台湾为“对等的政治实体”、保证对台“不使用武力”、允许台湾拓展“国际活动空间”作为开放两岸“三通”及双向交流和官方接触的先决条件。这就对两岸直接“三通”设置了一道政治屏障。
二是设置惩罚性限制。1992年7月台湾当局公布《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其中许多规定不仅远远落后于两岸交往的现实,而且用“立法”的形式限制两岸“三通”的发展。如对两岸海上、空中通航问题设立严格禁止条款,规定两岸船舶、飞机等运输工具不得进入对方区域,对违反规定的台方人员视为犯罪行为。这完全违背了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
三是编造种种借口。台湾“陆委会”于1992年9月和1994年3月,先后两次公布“两岸直航问题说帖”,罗列许多“安全”、“政治”、“法律”等的问题,一再声称现阶段直航危及岛内“安全”,还引起经济依存度增加、走私偷渡等。以此误导台湾民众,阻扰直接“三通”进程。
四是提出“戒急用忍”政策。李登辉于1996年8月提出“戒急用忍”的大陆经贸政策,以抑制大企业赴大陆投资热潮,拉开两岸在经济上的所谓“安全距离”。其后确立了“西进暂缓,南向推动,台湾优先”的投资策略,把大企业赴大陆投资调整为以投资岛内为主,将“以大陆为腹地”的“亚太营运中心”计划,改为以东南亚为重心,以分散台商赴大陆投资。加之其在政治上大搞“台独”分裂主义,严重破坏了台海的和平与稳定,阻碍了两岸直接“三通”的进程。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台商遭受重大损失。李登辉阻扰两岸直接“三通”,限制台商到大陆投资,遭到岛内民众、尤其是工商界的愤慨和强烈反对。
2000年,坚持“台独”立场的陈水扁上台后,继续将两岸直接“三通”政治化,特别是对两岸“三通”的关键——直航问题,仍以种种借口加以阻扰。
一是只说不做,反复无常。为了赢得民意,陈水扁在竞选时就许下当选后将开放“三通”的诺言。2000年5月20日就职演说中又承诺要“全面检讨‘三通’政策”。正式就职后他又公开表示,“三通”是2000年底前的工作目标。2001年7月,陈水扁多次放风说自己“倾向开放两岸‘三通’”。但是迟迟没有行动。在台湾工商界特别是航商的强大压力下,2002年5月9日,陈水扁在金门公开表示“两岸‘三通’是必走之路”。但此后“三通”不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反而有所倒退,公开与祖国大陆务实灵活的政策主张唱对台戏。如称“三通”是“一个中国的内部事务”是预设前提;“三通”或直航,“并非台湾经济的万灵丹”;任何形式的直航都涉及“政府公权力”的行使,“不是民间可以取代”等等。
二是散布直航“有害论”。在岛内民意不可抗拒以及选举利益的驱动下,2003年8月15日,民进党当局公布《两岸直航影响评估》报告,代表了民进党当局对两岸“三通”直航的态度和政策。该“评估报告”称直航会造成大陆产品进口增加,冲击岛内产业;“直航”导致台湾民众赴大陆经商、旅游、消费及人才外流,减少岛内需求,影响岛内就业等等。这实际是在宣传直航“有害论”。该“评估报告”还称“直航”将对台湾的“国防安全”构成“冲击”和“威胁”,对台湾社会治安、社会福利、疫病防治与金融风险等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在台湾民众中制造对直航恐惧与排斥心理。
三是设置新的政治障碍。在上述“评估报告”中,民进党当局提出两岸直航协商的“四项原则”:国家主权绝不退让,绝不陷入中共“一中”、“一个国家内部事务”之统战;公权力运作不受任何侵蚀;国家整体利益及民众长期福祉必须确保;由政府充分主导协商。可见,民进党当局对两岸直航毫无诚意。
另外,由于陈水扁在政治上,既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也不承认“九二共识”,大肆推行“去中国化”的“渐进式台独”,在其当政后期,则疯狂推行以“公投”、“制宪”为特征的“法理台独”。这些倒行逆施,严重破坏了两岸关系,使两岸协商解决“三通”问题的条件和气氛荡然无存,严重阻碍了两岸交流合作的深入开展。陈水扁当局在两岸“三通”问题上自食其言、频设障碍,使得台湾经济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老百姓怨声载道。陈水扁的所作所为,遭致岛内各界及媒体的一致批评,纷纷指责陈水扁仅是将两岸“三通”、“直航”作为选举工具及与大陆对抗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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