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曾荣（1983-），男，湖南永州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与文化研究。

　　地方志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客观、系统地记载了中华民族发展前进的历史进程，凝聚和保存了大量传统文化信息和优秀人物事迹。而在历代方志编修的漫漫长河中凝炼形成的方志文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国家经济与文化建设等的客观需要出发，积极倡导读志和用志。尤其是毛泽东，不仅喜欢阅读地方志，还十分重视方志文化的内在价值，大力倡导利用地方志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由此推动全国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热潮的出现，使方志文化这一我国特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得以传承和发扬。

　　本文梳理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关于方志文化探索与实践的若干史实，旨在探索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读志用志的历史经验，为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一

　　历代方志占中国古籍的十分之一以上，其中所凝炼形成的方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独特表现形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十分注重方志文化内存价值的探索与挖掘，尤其是他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或召开会议时，无论“外出到哪个省，总要预先把那个省的省志及某些县的县志都翻阅一下”〔1〕。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读过的志书有广东的《汕头县志》《潮州府志》，江苏的《无锡县志》，江西的《铅山县志》，安徽的《安徽省志》，四川的《华阳国志》《蜀本志》《四川省志》《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武侯祠志》等，表现出对地方志阅读和利用的极大兴趣。

　　毛泽东学识广博，这得益于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喜读包括地方志在内的各类书籍。1955年11月，毛泽东南下“调查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等情况”，4日下午到达上海。〔2〕在巡视黄浦江时，他询问陪同的上海干部，是否知道上海还有一个叫“下海”的地方，在场人员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上来，更不知道它的具体地点，后来有人在《上海县志》里查到了有关“下海庙”的记载。〔3〕经考察才知道，原来上海曾经是一个海滩渔村，既有上海村，也有下海村，而位于虹口区昆明路173号的“下海庙”，其所在地即是以前的下海村。〔4〕当天陪同考察的柯庆施“一时语塞”之余，更是感叹毛泽东的博学多才。〔5〕

　　毛泽东不仅爱读地方志，还重视方志文化内存价值的挖掘与利用，强调方志在开发各地历史文化资源和发展地方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分别查阅了《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等志书。3月6日，他考察成都武侯祠时，“嘱人将武侯祠的楹联抄录送给他”。7日，参观杜甫草堂时，他还“看完明、清和近世刻印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杜诗”，21日下午，他还“参观四川灌县都江堰水利工程”。〔6〕伴随毛泽东考察活动而进行的是查阅与研读各类志书，包括《武侯祠志》《灌县志》和《都江堰水利述要》等，而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时，毛泽东还“亲自挑选了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人员”〔7〕。可见，毛泽东以自己的言行为榜样，劝导大家要重视方志文化，多读地方志，并且利用地方志来提高领导水平，为建设社会主义做出更大的贡献。

　　1959年庐山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运用志书中的典故，进一步阐发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和存真求实的治学态度。是年7、8月间，毛泽东在江西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会前夕，毛泽东“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十四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读书”。〔8〕而在庐山会议期间，他先后阅读了民国年间吴宗慈编修的《庐山志》和《庐山续志稿》，并通过讲述庐山山名的由来和南宋朱熹下轿伊始问志书的典故，深入阐述“对历史的态度要严肃”和“以史为鉴”的道理。〔9〕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所读的《庐山续志稿》成书于1947年，主修者吴宗慈不仅对庐山的历史与文化作了全面记载，并且以“特载”“专载”“起居日录”的方式，介绍和收录蒋介石在庐山和赣北关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关于1937年7月蒋介石主持召开“庐山谈话会”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10〕毛泽东读完志书，连声称赞说：“这部续志稿很好，对现代历史有参考价值。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会都记录下来了，当时梁实秋有意迟到，名单最后是梁实秋，此人在会后两天迟迟登山，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也有爱国的一面，有学术、有才华，对人要一分为二嘛！我欢迎他进步的一面。”〔11〕显然，毛泽东依据志书记载的内容，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纵论史实，意在强调严谨的工作精神和科学的治学态度。

　　二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优秀文化传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大力倡导地方志的编修，为传承和发扬方志文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不仅随时随地借阅和研读地方志，并且在会上倡议“全国各地要修地方志”〔12〕。通过他的宣传和带动，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纷纷倡导旧志整理和新志编修工作。1958年8月9日，周恩来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邓衍林谈话时，强调文献和图书资料对科研的重要意义，认为可以“系统整理县志中的有用资料，编印国内外最近出版的科技资料索引，做到需要任何资料和文献时，一索即得”〔13〕。当天，他还在《关于整理善本的指示》中提出：“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县都编有县志，县志中就保存了不少关于各地经济建设的有关资料。”为此，他要求各地“系统地整理县志及其它书籍中的有关科学技术资料，做到‘古为今用’”〔14〕。

　　而在1959年4月29日举行的60岁以上全国政协委员茶话会上，周恩来进一步强调传承方志文化的重要意义，称“过去编的府志、县志，保留了许多有用的史料”，新的事物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15〕在他的亲切关怀下，还于五十年代末成立了中国地方志小组，负责推动全国的修志工作，这为全国修志工作的开展打开了局面，有力地推动了方志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重视对方志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还积极倡导各地编修地方志，并就如何编纂志书以及编纂一部什么样的志书做出重要指示。1959年夏天，董必武在湖北省考察工作。当他谈到方志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时，提出各县开展县志编修工作的要求，认为修地方志应增加以下内容：一是写政治、经济、军事的统一行动，着重写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一点；一是写新人物志、艺文志、科技志等。总之，地方志要成为这个地区的百科全书，成为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切片”——因子或元素。这样的地方志，历时愈久，则愈有价值。

　　显然，董必武从中华民族文化的高度，对传承、探索和利用方志文化作出了重要论述，尤其是关于地方志“百科全书”的定位，对当前我国方志文化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需要指出的是，董必武积极倡导编修地方志的做法，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1960年10月，毛泽东在湖北考察时说，古人常言“官不修衙而修志”，我们党现在有的地方修大楼，讲阔气。在批评这种不良风气的同时，毛泽东高度称赞“中央最积极主张修志的是董必武”。当时，毛泽东还对时任荆门县委书记梅白说：“领导者要尊重历史。不懂历史的人，就不能理解现实。你当县委书记，至少先要知道荆门的县志。”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梅白连夜阅读完乾隆和光绪年间编纂的两部《荆门县志》后，还把志书送到毛泽东住处。三天后，毛泽东通知梅白过来，并且点评道：“我发现了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乾隆年间修的《荆门县志》是最好的一本。这说明中央政府的好坏，可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好坏。乾隆最基本的任务是团结汉人，反映中央政权有一定的开明性，比光绪年间编的县志好。第二，我发现《荆门县志》里反映了一个规律，就是荆门年年有旱。三年一中旱，五年一大旱。你到那里注意改变这种状况，把解决旱灾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第三，要科学种田。完全靠老农不够，要靠新人，有文化的人。要尊重老工人、老农。但不能每一句话都照办。要尊重科学。不然，社会就会倒退。”在评说两部县志后，毛泽东还批评一些地方“修衙不修志”的不良之风，要求梅白“到荆门以后，要修县志”〔16〕。

　　毛泽东关于方志文化内在价值的探索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1961年8月，周恩来赴江西庐山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视察观音桥林场时，为了解观音桥的历史情况，他查阅了民国时期吴宗慈编纂的《庐山志》，随后对陪同的江西省有关领导同志说：“修地方志这个工作很重要，这不是可有可无的工作嘛。我们一定要以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修好社会主义新的地方志。”〔17〕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68级强烈地震，受灾面积几乎波及全境，造成八千多人死亡，倒塌房屋五百多万间，使五百六十多万人受灾，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在人口稠密地区发生的地震，损失极其严重。接到地震灾情后，周恩来就抗震救灾工作作出紧急部署，要求“既要防止再次发生地震而受损失”又要“尽快安排好群众生活和恢复生产”。〔18〕9日，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亲自赶赴地震中心隆尧县指挥抗震救灾。在安排和部署抗震救灾工作时，他说：“查了县志，在这里一千二百年以前，已有过大地震。我们的祖先只给我们留下了记录，没有留下经验。这次地震付出了很大代价，这些代价不能白费！我们还可以只留下记录吗？不能！必须从中取得经验。”显然，周恩来不仅重视方志的资料功能，更强调方志文化的科学性与内在价值，其目的在于“总结出经验要为人民造福”〔19〕。

　　三

　　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爱读地方志，还重视方志文化的内在价值，强调其在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他们以实际行动，大力倡导开展地方志的编修工作，推动方志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在他们的影响下，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全国兴起了第一次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热潮。据1960年国家档案局统计，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530多个县开展了地方志编修工作，其中约有250个县编写出县志初稿，一些志书还得以正式出版，取得了较为丰硕的修志成果。这些修志成果不仅有利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立足于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方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保存着大量的先进人物事迹与思想，凝聚着深厚的爱国爱乡爱民情怀。就此而言，梳理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关于方志文化探索与实践的若干史实，探索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读志用志的历史经验，既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对当前我国新方志编修、方志文化的创新与发展等，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具体而言：

　　一是坚持正确方向，深入探索修志之道。当前，坚持正确方向就是要保持修志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既要明确“志中有道”，深入探索修志之道，又要坚持“修志问道”，牢牢把握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二是创新方志理论，大力加强学科建设。方志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是修志实践不断前进的基石。既要倡导方志理论的创新，不断提高志书质量和学术性，同时要大力加强方志学学科建设，逐步构建并完善方志学学科体系。三是强化修志为用，不断挖掘方志文化的内在价值。中国地方志是一座内容无比丰富的宝库，“存史、育人、资政”则是对志书利用价值的经典总结。编修志书的目的在于利用，当前只有深入探索志书开发利用的新途径，拓展开发利用的新局面，才能不断发挥地方志资源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真正实现方志文化的内在价值。

　　总之，方志文化作为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系统地记载了中华民族发展前进的历史进程，凝聚和保存了大量传统文化信息和优秀人物事迹。当前，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关于方志文化探索与实践的历史过程，深入探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读志用志的历史经验，既是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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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19.

　　〔19〕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645.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