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学者韦政通的毛泽东研究谈起

　　〔作者简介〕韩步江（1981－），男，江苏盐城人，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南京大学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如何真实准确地勾画出毛泽东“人物肖像”，在毛泽东研究领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经过多年来国内外毛泽东研究的积累，大多数毛泽东研究者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毛泽东“人物肖像”的刻画离不开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历史中独特的政治身份（政治领袖），也离不开形成历史“大人物”角色的个人生活成长小环境和中国社会客观大环境。而这个理论共识似乎在毛泽东研究领域中的“心理历史学派”〔1〕学者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在把“心理分析”（精神分析）理论视角运用于毛泽东个性心理解读时，上述学者似乎都认识到，作为毛泽东个性心理的“潜意识”的形成和发挥作用都离不开毛泽东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

　　台湾学者韦政通的毛泽东研究（以下简称“韦氏研究”）也在上述理论共识的基础上对毛泽东个性心理展开了全景式研究，他在借鉴西方心理学家弗洛姆的理论对毛泽东个性心理特征进行细致入微的历史考察后，形成了两部重要学术著作《毛泽东的性格与命运》和《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其所包含的实质内容和透视出来的方法论对构建“心理历史学派”新的研究方法和完善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韦氏研究”的实质内容

　　开展毛泽东个性心理研究在学术界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原因在于，毛泽东是一个世纪伟人，传统的心理学解读模式因其在解读毛泽东个性心理的结果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很难在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领域获得正统地位，有学者这样形容毛泽东的个性心理特征：“他的性格特征、心理趋向与政治活动是外部情势与个人精力等各种因素交错互动、彼此影响的漫长历史进展的结果。”〔2〕因此，要真正概括出毛泽东个性心理特征内容，刻画出毛泽东的内心世界，不仅存在着客观上毛泽东个体特征复杂性的原因，而且存在着研究方法自身缺陷的原因。

　　从毛泽东个性心理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汉语学界真正以独立的心理学理论视角开展毛泽东个性心理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见，“韦氏研究”的实质内容填补了这项基础工作。“韦氏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为以往毛泽东个性心理宏观定性研究增添了微观定量内容，具体如下：

　　1.“韦氏研究”以“心理分析”的理论视角深入分析了毛泽东个体心理特征，以人物“性格”为主题词，将性格与权力、乌托邦等概念相结合，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毛泽东这个历史复杂人物，使“心理历史学派”研究有了真正的奠基平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心理历史研究方法在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一部分学者中盛行起来，主要以白鲁恂、罗伯特·利夫顿、理查德·索罗门为代表，他们认为毛泽东个性心理特征对毛泽东一生的革命政治生涯和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白鲁恂认为，毛泽东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他是哲学家、军事家和经济调控者，而且在于他能在中国社会控制和支配人们的情感，能够以自己的“戏剧性”人格熟练地掌握和驾驭“公众的热情”，“毛泽东能理解、唤起和引导人类情感的非凡的能力以及以他自己的人格去驾驭他人的情感与热爱的无数种方式”〔3〕。罗伯特·利夫顿认为，“不朽的象征”在整个中国社会心理结构中的复兴是推动中国社会革新和历史发展（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动力，毛泽东的个性心理就包含着中国人的这种“不朽的象征”特征。理查德·索罗门认为，分析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及其行为，必须从人们对待权威和权力的态度入手，因为共同的态度、情感和道德规范，亦即文化，本质上是“被整合了的社会行为”〔4〕。仔细分析一下上述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他们的研究会给人带来“海市蜃楼”的印象，因为他们的研究似乎都忽视了对毛泽东个性心理特征成因的系统研究。“韦氏研究”从“大人物几乎都是坏人”〔5〕判断出发，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毛泽东个性心理特征形成的整个历史过程，从毛泽东的性格的形成到性格与权力，再到性格、权力、乌托邦〔6〕，每个部分都包含着毛泽东性格特征的具体内容和这些内容形成的历史背景，最后“韦氏研究”将毛泽东的个性心理特征通过他的历史角色给予了高度评价：“‘大人物’的所作所为，从一般的价值观点，是无法理解的，他们具有强大的破坏力，但也是历史的重要推动者，毛泽东的时代，充分证明了这一点。”〔7〕

　　2.“韦氏研究”在深入细致地分析家庭、学校、社会对形成毛泽东个性心理特征的作用的同时，还具体分析了毛泽东个性心理特征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在经验层面上概括出“文化大革命”真实历史原像，突破了毛泽东个性心理研究抽象化、学院化研究理路。在西方毛泽东个性心理研究中，很少有学者去关注经验层面的毛泽东，更多学者会借鉴抽象化的理论视角研究学理层面上的毛泽东，结果在历史层面上不是“放大”就是“缩小”毛泽东历史肖像，使毛泽东个性心理研究很难获得真正的全面性、科学性和深刻性。白鲁恂认为，毛泽东取得的伟大历史功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个人情感上的驾驭能力，他有心理学层面上驾驭人们情感的各种技巧和方法，有按照客观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运用这些技巧和方法的本领，这就奠定了他的伟大历史地位。〔8〕罗伯特·利夫顿则将弗洛伊德理论同存在主义的某些分析要素相结合来研究毛泽东的个性心理特征，认为毛泽东的“心理特质”对中国历史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苏联学者耶基莫娃最早指认了利夫顿理论框架中精神分析方法之外的存在主义因素。“韦氏研究”没有停留在抽象理论层面的说理上，它从毛泽东身处的家庭、学校、社会等要素出发，对这些要素作感性经验研究后指出这些要素在毛泽东个性心理特征形成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正是在家庭、学校、社会中通过学习、模仿、磨练、反抗斗争等手段而形成自己的独特个性心理特征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的这种独特个性心理特征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现，这种展现是一种历史经验过程的展现，毛泽东是通过“别人的手”而将自己的个性心理特征体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

　　二、“韦氏研究”的方法论透视

　　毛泽东的个性心理特征究竟从何而来？他的个性心理特征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作用机制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这种影响作用究竟有多大？围绕这些问题，毛泽东个性心理研究获得了成长空间，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同的学者得出的结论往往并不一样，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所选择的理论视角存在着差别，而且还因为他们在研究的方法上也存在着差别。究竟如何作出正确的评价和选择，这是毛泽东个性心理研究中的重要难题，而破解这道难题的关键就在于从方法论角度透视出不同结论的历史逻辑过程，在系统的比较分析中作出科学合理的选择。“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是“潜意识”，它是指不愿被人自己所承认而在深层结构上支配人的行为的某种心理动机（如原始性冲动或攻击性本能）。这就告诉我们，毛泽东个性心理研究要有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才能探寻出毛泽东内心真正的“潜意识”，而毛泽东个性心理研究已取得的研究成果远远不够。“派伊的著作带有明显的心理历史主义倾向”，“索罗门的著作从总体上看，是在寻找领导人格与群众意愿之间的关系，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心理基础研究花费了较多的功夫。而利夫顿作为纯正的心理学家，对群体社会心理机制的研究则更显得独具特色”〔9〕。从方法论角度看，“韦氏研究”超过了上述学者的研究思路，它开辟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思路，而这种研究思路的新颖性、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结构主义方法研究毛泽东的个性心理。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结构主义研究方法最终关注的是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整体逻辑，其研究成果将会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联系在一起。从研究目标上看，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不满足于那种断断续续思想勾画的方法，它尝试用一幅图象勾勒出毛泽东的思想全景”〔10〕。“韦氏研究”成功实现了将这种结构主义方法运用于毛泽东的个性心理研究，使毛泽东的个性心理研究在整体逻辑的基础上凸现出全景式面貌。“韦氏研究”开展毛泽东个性心理特征研究时充分认识到毛泽东个性心理的整体性，因此，它将毛泽东个性心理置于共时性的框架里进行探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跨过了时空间隔和时段划分，使毛泽东个性心理获得了一种本质的内容规定。在《毛泽东的性格与命运》中，毛泽东的个性心理就是这样被结构化的，在充分认识到毛泽东是一个复杂人物之后，韦政通在内容上作出了这样的处理，即用人格心理学分类法将毛泽东个性心理作多元结构因素的划分，并在完整结构的基础上探讨毛泽东个性心理的历史功能，“我试用人格心理学对人格特质的分类法，对引起性格的各个层面，做了相当详尽的描述和分析，使‘复杂’有了具体、有条理、可理解的内涵”〔11〕。在探讨毛泽东个性心理特征时，他从毛泽东的体格与生理特征、习惯、嗜好、气质、能力、态度、思维模式、理想等方面具体分析了毛泽东个性心理特征内容，最后得出这些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了毛泽东的斗争性和革命性、心理冲突与矛盾、复杂与多变的个性心理特征。而在探讨毛泽东个性心理特征形成时，“韦氏研究”又作了内容结构的划分，将影响毛泽东个性心理的内容划分为湖南人的精神、家庭、学校、传统、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等进行研究，最后得出这些内容都不同程度地包含着毛泽东痛恨仇恨的情感，毛泽东正是通过这些内容的影响而积淀起自己稳定的个性心理特征的；在探讨毛泽东个性心理与权力时，“韦氏研究”作了历史结构的划分，将毛泽东个性心理与权力的研究划分为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进行研究；在探讨毛泽东个性心理、权力、乌托邦时，“韦氏研究”作了关系结构的划分，通过各种关系的分析和比较得到毛泽东个性心理的重要内容和个性心理所带来的历史命运。

　　2.以历史主义方法研究毛泽东的个性心理。历史主义研究方法与结构主义研究方法不同，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强调毛泽东研究应根据不同的时段划分，分别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个性化特征。〔12〕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历史考据意义上的界定，一是思想发生学意义上的界定。这一方法的特点是按照编年史的顺序对历史事件加以详细描述，从而清晰地反映出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和问题的来龙去脉，使人一目了然。〔13〕“韦氏研究”从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角度选取“文革”历史事件作为研究切入点意图在思想溯因和历史真相上运用历史主义研究方法探寻出毛泽东个性心理的历史景观。“文革”历史事件的研究是晚年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很多学者围绕该历史事件的成因写了很多著作。“这些著作不同程度地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归因于毛泽东的个性，各派在方针政策上的斗争，争夺继承权的斗争，革命的乌托邦思想的吸引力，以及治理像中国那样一个大国、处在那样的发展阶段所必然产生的各种组织机构上的问题，等等。”〔14〕“利夫顿从毛泽东的个性中寻找文化大革命的动力，索罗门分析毛泽东的动机同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15〕“韦氏研究”顺延了这种传统，“充满罪恶和悲剧的‘文化大革命’，如果对人类历史还有什么重要意义的话，那就是它将促使我们对人性做更深更全面的探讨。”〔16〕由此，它将毛泽东的个性心理研究引向了更深入的层面。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在“韦氏研究”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历史考据层面上，“韦氏研究”十分重视对“文革”历史事件文献资料的收集、阅读、分析和总结，强调不同历史时期的划分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成熟观点，“在阅读文献时，因丰富的资料改变了我的想法，根据这些资料，我提出‘文化大革命根本就是毛泽东由少至老一生的梦想’的假设，并经由毛泽东青年期（中共成立之前）的革命观、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之间的传承关系、以及阶级斗争，不断革命的观念加以阐述”〔17〕。而在分析毛泽东个性心理在“文革”历史事件过程中的表现时，“韦氏研究”又抓住客观历史事实分历史阶段，着力分析出毛泽东具体的个性心理内容，例如，“韦氏研究”就抓住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具体分析了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的处境和心情，这避免了脱离历史语境来探讨毛泽东的个性心理。

　　3.以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内在逻辑一致的方法研究毛泽东的个性心理。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和历史主义研究方法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研究方法，在毛泽东研究领域能够将这两种研究方法同时运用于研究并保持这两种研究方法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学者并不多见，因为这需要有宽广的理论视野和丰富的历史资料，更需要有一种将两种方法进行有机结合的理论能力，即“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能力，使“抽象的毛泽东”上升到思维中的“具体的毛泽东”〔18〕。“韦氏研究”在整个研究体系的建构上成功实现了这种以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内在逻辑一致的方法研究毛泽东个性心理的目标。“韦氏研究”与以往的毛泽东个性心理研究相比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突破，这种突破不是杂乱无章的突破，而是有着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突破。“韦氏研究”的著作写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写作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但细心地阅读就可以发现，这些著作在整体上保持着作者一贯的研究立场，那就是挖掘人性的负面或者黑暗面的根源和历史功能，也正是在这条线索的贯穿下，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和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得到了有机结合，毛泽东的个性心理研究才超越以往毛泽东个性心理研究而表现出内容庞大的局面。

　　三、对“韦氏研究”的批判性反思

　　究竟应该如何在毛泽东个性心理研究学术史上定位“韦氏研究”的价值和地位，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以上的分析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要想获得科学的答案还必须对“韦氏研究”自身作出批判性反思，那就是“韦氏研究”自身在哪些方面还存在着问题，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韦氏研究”作一点批判性反思。

　　1.“韦氏研究”与以往的毛泽东个性心理研究一样带有其片面性，即单纯从政治心理学角度研究毛泽东的个性心理，将毛泽东的个性心理解释为政治上层建筑发展变化的重要原因和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毛泽东的出生和成长在很多学者看来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魏斐德就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包含着“主观意志”和“客观历史”辩证运动的思想，而毛泽东本人更强调如何用反映社会历史要求的意志来改变客观历史，“毛泽东相信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创造的。……但是，他又总是认为历史有自己的必然性。……他要求与历史保持同步，要顺应历史的变化。不过，这种观点仍然来自于他本人的信念：历史就是革命，因而就是意志”〔19〕。而毛泽东本人的意志与历史是一致的，因而毛泽东实际上就决定了历史的发展，毛泽东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结论”的最好注脚。 在毛泽东的个性心理研究领域，与这个“结论”异曲同工的“结论”也出现了，那就是毛泽东的个性心理是政治上层建筑发展变化的重要原因和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白鲁恂认为，毛泽东的生命伴随着现代中国的诞生，毛泽东的性格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方式和方法。〔20〕这源于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这个角色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情感领域，“既然毛的伟大很清楚地在于情感领域，因而关于毛泽东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心理学的问题。把毛仅仅看作一个思想家或一个精明的战略家就会忽略他的历史作用的关键方面”〔21〕。而从政治心理学角度看，毛泽东的个性心理对历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就毛泽东而言，因为没有为他明确规定要充当的角色，因此他的个性创造着他的角色，并从而塑造着中国的历史。〔22〕

　　“韦氏研究”也没有摆脱这种“结论”本质的约束，它对毛泽东的个性心理分析也带有强烈的政治心理学色彩。 透过“韦氏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单纯从政治心理学角度研究毛泽东的个性心理从某种程度上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因为毛泽东个性心理事实上包含着政治因素，但是从政治心理学解读毛泽东个性心理不能脱离中国社会的历史，不能偏废毛泽东个性心理的其它因素，因为忽视其它因素的存在解读出的毛泽东个性心理必然是“病态”的，从研究的结论上讲，得出的结论也往往是“夸大”毛泽东个性心理的作用和地位，将毛泽东个性心理这样一个属于历史人物主观因素的概念置于一个客观历史发展的“核心”地位。

　　2.“韦氏研究”带有强烈的预设理论研究立场，存在着一定的唯心主义倾向。韦政通开展毛泽东个性心理研究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由于对中国社会经验存在着深刻的体会；一是由于对弗洛姆《人类破坏性的剖析》一书的阅读。正是这两个方面奠定了“韦氏研究”的基调，使毛泽东的个性心理得以充分地展示。但是也正是这两个方面奠定了“韦氏研究”预设的理论研究立场，使其带上了先验色彩。一般而言，很少有学者从一本书出发去构建自己的理论研究体系，因为书本往往包含着先验知识，处理不好往往就被书本所“俘虏”，就被书本先验知识所结构化，“韦氏研究”在解读弗洛姆的《人类破坏性的剖析》时就没有完全摆脱书本预设的理论立场。在“韦氏研究”看来，人类对现实的否定心理是人类破坏性的根源，但“韦氏研究”没有历史地分析人类破坏性这个概念本身，这个概念被不加分析地运用到了毛泽东个性心理分析上，使毛泽东很多符合历史发展方向改造现实的建设性努力被误读为人类破坏性的表现，将毛泽东个性心理解读为本质上包含着“小人物”阴险恶毒色彩的个性心理，各种历史事件正是这种负面或者黑暗心理所导演出的一幕幕“闹剧”。“韦氏研究”中有很多历史事件并没有真正地在历史唯物主义层面上得到解说，很多历史事件被脱离具体的客观社会环境进行孤立化地运用，很多有着客观要求的行为被主观化地解释为毛泽东个性心理的集中体现，毛泽东主观上的思想进展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夸大地解释为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这种单纯从主观层面分析毛泽东个性心理和历史发展原因的研究思路使“韦氏研究”从根本上带有了一定的唯心主义倾向。

　　3.“韦氏研究”从本质上讲并没有摆脱心理学还原论缺陷，很多分析因缺乏证据或对证据运用牵强附会而使问题分析不够全面。“社会心理学派的主要方法论的缺陷在于他们的心理学上的还原论，这种唯心主义的分析方法夸大了人格在历史上的作用，而忽视了客观条件的影响。”〔23〕“韦氏研究”从根本上讲也没有摆脱这种方法论的缺陷，在很多方面毛泽东的个性心理被机械地还原成了社会和政治事件的重要原因。“韦氏研究”在分析毛泽东的个性心理时十分巧妙地将毛泽东儿童时期的心理特征演绎到了毛泽东成年时期的行为中，毛泽东儿童时期所经历的家庭斗争被理解为毛泽东叛逆心理的反映，这种理解从心理学自身角度讲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毛泽东的这种行为究竟是不是偶发行为，是不是人的心理本能反应，这些问题都没有深入地分析，而认为每一种行为都有十分确定的行为动机成了“韦氏研究”重要的出发点。“韦氏研究”在分析“文革”历史事件时认为，毛泽东个性心理中一直存在的破坏性是“文革”历史事件的重要原因，这种解释将研究者的感情带入了毛泽东的个性心理研究，得出的也只能是“意象中的毛泽东”。

　　〔参考文献〕

　　〔1〕〔4〕〔23〕尚庆飞.略论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心理历史学派”〔J〕.学术界,2008,(3).

　　〔2〕刘宪阁. 走近毛泽东的心理世界：一次重要尝试——评介白鲁恂《作为领袖的毛泽东》〔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3〕〔8〕〔9〕〔14〕〔15〕〔20〕〔21〕〔22〕萧延中.从奠基者到红太阳〔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256,256,252,407,407,253,256,257.

　　〔5〕〔6〕〔7〕〔11〕韦政通.毛泽东的性格与命运〔M〕.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9,10,11,9-10.

　　〔10〕〔12〕〔13〕〔18〕尚庆飞.历史与结构：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探讨〔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8).

　　〔16〕〔17〕韦政通.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M〕.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3,3.

　　〔19〕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M〕.李君如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95-296.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