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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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实际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另一个便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在当时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也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也包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着手改革经济体制，实行对外开放的意思。会后，这条路线经过不断丰富发展，最终被完整地表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虽然是在三中全会上确定的，但并非是这次会议突然提出的，而是在事先有一个酝酿准备的过程。

　　早在建国前夕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就明确指出，在夺取全国胜利的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到城市，而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上为中心。建国以后，特别是抗美援朝结束后，党的工作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确实是经济建设。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之前，尽管中间发生过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那样的错误，在中央领导包括毛泽东的头脑中，经济建设是党的工作中心的认识并没有出现过动摇。但1962年后，工作中心逐渐转移到阶级斗争上面。对此，党内是存在不同看法的，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可能表达就是了。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这实质上就是要把经济建设重新作为党的工作中心。当时，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写了一篇《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文章写道：“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好是坏，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泽东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这篇文章还没有来得及发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就开始了。它被揭发出来后，连同胡乔木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一起，被“四人帮”攻击为邓小平搞所谓“翻案”的“三株大毒草”。那时，“四人帮”在《红旗》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剖析《论总纲》的大批判文章，题为《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其中写道：“以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为了对抗以阶级斗争为纲，《论总纲》“从所谓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又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结束，这决不是偶然的。”据说，姚文元看到《论总纲》后，还在上面批批划划，说这是“歪曲马列，回到唯生产力论。”其实，把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和《论总纲》说成是唯生产力，这才是歪曲马列。但“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核心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质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倒是确实的。

　　对于全党工作重点的内容，邓小平是这个思想，其他许多老一代革命家也是这个思想。粉碎“四人帮”后的第10天，即1976年10月16日，李先念打电话给陈云，征求他对今后工作的意见。陈云经过同王震、姚依林商议，提出了几条建议。其中主要是：“要大力抓生产，使国民经济能够较快恢复和发展”；“要尽快使一些老干部站出来，领导本部门的工作。”可见，在夺取政权以后，党的工作重点应当是经济建设，这个思想对于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来说，是一贯的，没有疑问的。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华国锋在主持工作中也是重视抓生产的，这一点与“四人帮”不同。但由于“左”的思想的禁锢和历史的惯性，他当时仍然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提出要“抓纲治国”；在安排工作时，还是把重点放在政治运动上，即使讲生产，也一定要在前面加上“抓革命”。例如，党的十一大报告提出了8项任务，第一项是“要把揭批‘四人帮’进行到底”，第四项才是“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在实际工作中，当然会发生种种矛盾。于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不失时机地从正面提出了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