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传统王朝，吸收了中国的精神文化和社会制度的精华，这与在西欧国家发展的研究中国的“西方汉学”不同，是接受和学习汉学。

　　历史上的汉学研究：重儒教求发展

　　在这个过程之中，也发展了对于汉学研究的学术活动，可称为“东方汉学”也就是韩国和日本式的传统汉学类，主要研究中国文化和思想等。在韩国，历来对于这样的学者们统称为“儒学者”或“汉学者”，如16世纪朝鲜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李退溪和李珥。他们是研究朱子学的新学派即“主气论”学派的代表人物，并称为朝鲜思想界的“两大儒”。李退溪发展了朱熹哲学，继承了明朝王阳明的学说，并创立退溪学派，被称为“东方朱子”。韩国政府为了纪念他们两大儒学思想家，将其肖像印在了现在通用的1000元（李退溪）和5000元（李珥）的韩国纸币上。世界上难得再有汉学者如此受到国家尊敬，这反映了韩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特色，也是韩中两国在文化学术关系上特殊的一面。

　　韩国式“中国学”的初步形态也有另一类，如高丽到朝鲜时期的《朝天录》和《燕行录》就是访问中国的使巨的旅游记录，现在流传的有500部以上，记载朝鲜时期使臣到中国的所见所闻。这可以说是韩国传统的“中国研究”或“中国学”的杰作，与上面说的“东方汉学”是不同的。《燕行录》在研究中国社会传统和文化方面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之后，朝鲜18世纪出现了“北学派”，主张以学习和研究中国的文物来改革和发展朝鲜。北学派思想家都有访问中国的经历，代表人物有洪大容、朴趾源和朴齐家等人。北学派思想涉及的内容广泛，包括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总的来说，他们强调学习当时中国清朝进步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模式，以改变本国之落后情况。这是与“传统汉学”不同的“中国学”的初步形态。

　　近代韩国“中国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并重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许多韩国人在中国生活并进行抗日活动，但由于是非常时期，这段时间可以说没有“中国学”的研究成果出现。接下来的冷战时期，韩国与中国大陆由于政治制度上的差异而形成隔离关系，没有了来往，于是研究“中国学”也就有了很大的限制。这段时期，一些学者在韩国国内、美国、日本或中国台湾留学研究“中国学”，在韩国国内和中国台湾研究的学者，其研究主题是文史哲类的人文科学；而在美国的学者主要研究外交安全等有关国际关系范畴的社会科学主题。这些学者可以说是现代韩国的第一、二代“中国学”学者，他们构筑了韩国“中国学”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韩国出现了第一波“学中国语”的热潮。当时还没有开始与中国大陆交流，于是很多人就去台湾学习中国语言和研究中国大陆问题，他们可以说代表着第三代“韩国的中国学”学者，也是目前韩国“中国学”研究的核心力量。他们的研究主题不仅在文史哲，还涉及中国当代政治和经济问题。但是由于当时研究资料及人数等限制，其研究的内容还停留在概论性的范畴。一直到20世纪后期，即1992年韩中两国建交后，韩国的“中国学”才如两国飞速发展的友好关系一样突飞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