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7～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的紧要关头，一些发达国家再次将全球粮食危机的矛头指向中、印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归咎于中国。他们认为，中国人消费的牛肉越来越多，而生产牛肉需要消耗更多的粮食，从而引起了全球粮荒。2008年5月1日美国《生物能源文摘》公布的研究报告称，中国目前人均年消费肉类53公斤，是1995年的1．12倍，由此需要增加饲料粮近两亿吨，照此进度，会在2010年使全球粮食库存枯竭；如果美国关闭所有乙醇工厂，可使枯竭期推迟到2013年。该报告还称，目前中国人均肉类消费水平比美国少4．5成，如果中国人吃肉与美国人一样多，全球额外需要2．77亿吨饲料粮，需要6800万英亩耕地。因此，“世界粮价飙涨是由于中国大量进口粮食造成的”，全球粮食危机是由于中国人开始吃肉造成的。这一论调完全不顾西方发达国家肉类消费量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事实，把中国人民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看成是全球粮食危机的源头，从而达到推卸其生物能源计划造成全球粮食危机的罪责。美林投资银行发布的中国月度经济报告批驳了这种“中国粮食安全威胁论”。该报告认为，肉类食品对粮食贸易的影响，主要是同动物饲料，即玉米和大豆的贸易联系在一起。就玉米的贸易额来看，2001～2007年，中国玉米出口量仅为美国的12％，即使中国2002年玉米出口量达到峰值，但仍低于美国2001～2007年间乙醇生产所消耗的玉米年平均增长量。2001～2007年间，美国用于乙醇制造的玉米产量占国内总产量的比例已经从不足8％增长到近20％。中国在国际玉米贸易中的份额并不高，因此对于全球玉米价格影响有限。实际上，与生物燃料消耗的玉米相比，饲料消费的增减对玉米价格的影响甚微。21世纪以来，美国玉米工业消费逐年猛增，截至2007～2008年度，玉米工业消费的增量已达2469万吨水平，相当于整个东南亚玉米饲料消费总量（1540万吨）的1．60倍、欧盟27国整个饲料消费量（4819万吨）的51．33％。可以说，饲料消费的增减对玉米价格的影响可忽略不计。相比之下，玉米价格这几年高涨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用于乙醇生产的玉米需求量不断增长。因此，发达国家的能源政策是这一轮全球粮价上涨的祸首，而不能归结到中国。［21］
海外研究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能源需求的数量巨大，在粮食转化为生物能源的过程中，为了保障中国自身的粮食安全和世界粮食安全，中国进行了权衡取舍，在提高大米、小麦和玉米等主粮自给率的基础上，适当放开了大豆等油料产品的进口。还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强化了能源外交，为了能够取得并确保在非洲的原油等能源供给，中国向非洲国家承诺要抑制粮食价格的上升。如果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大量购买粮食，必将推动全球粮食价格的猛涨，这将直接冲击非洲国家，因此，中国在粮食生产上也将保持基本自给，而不是在国际市场上大量购买粮食。［22］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审时度势，重视发展替代能源，及时收紧了对粮食乙醇生产的控制，限制使用玉米等可食用谷物作为生物燃料的原料，鼓励生物燃料产业“坚持非粮为主”。显然，政府把粮食安全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2003年以来，中国实施了新农业政策，取消农业税，提高粮食收购价，禁止滥占耕地，增加农业投资，以冲抵种子、柴油、肥料和农药的价格上涨。中国粮食产量稳步增加。中国再次强调，至少95％的农产品应该由本国生产，粮食安全是中国的优先考虑。［2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粮食安全的研究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之一，中国粮食安全成为全球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国内的粮食安全研究应该实现与海外对中国粮食安全研究的对接，增加交流，消除误解，反驳谬论，共同应对粮食安全问题。
［ 参 引 文 献 ］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0页。
［2］DwightH．Perkins，Market Control and Planning in Communist China，Cambridge and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42，205～214．
［3］〔美〕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王建朗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185页。
［4］Kenneth．R．Walker，Food Grain Procurement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5］李福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0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98～217页。
［6］ThomasP．Bernstein，‘Cadre and peasant behavior under conditions of insecurity and deprivation：The grain supply crisis of the spring of 1955’，in A．Doak Barnett，ed．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Press，1970，pp．365～399．
［7］〔美〕黄宗智著，程洪、李荣昌、卢汉超译《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 第175页。
［8］T．J．Hughes and D．E．T．Luard：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mmunist China，1949～1958，London，etc．：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59．
［9］Vivienne Shue，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1949～1956，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236．
［10］ThomasP．Bernstein，Stalinism，famine，and Chinese peasants：Grain procurement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Theory and society，No．3（May1984），pp．339～377．
［11］〔美〕彭尼·凯恩著，郑文鑫等译《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2］Justin Yifu Lin，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No．6（Dec．1984）．
［13］Gene Hsin Chang，Guanzhong James Wen，Communal Dining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8～1961．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No．1（Oct．1997）．
［14］Dali L Yang，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State，RuralSociety，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5］Lardy，NicholasR．,and Lieberthal，Kenneth，eds．ChenYun"s strategy for China sdevelopment：A non－Maoist alternative．Armonk，NewYork：M．E．Sharpe，Inc．，1983．
［16］Lardy，NicholasR．Agriculture in China"s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17］〔美〕何炳棣著，葛剑雄译《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8］〔澳〕郜若素（PossGarnaut）、马国南（GuonanMa）：《中国粮食研究报告》，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9］梁鹰主编《中国能养活自己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人民日报》1996年10月25日；柯炳生：《中国粮食市场与政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陈耀邦：《中国粮食发展问题研究》，中华工商联出版社1995年版。
［20］胡岳岷：《中国未来粮食安全论》，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ⅳ页。
［21］马骏骎：《中国人吃肉多了引发世界粮荒？美林报告予以驳斥》，每日经济新闻，中融网，http：／／www．jrjg．com／neirong／look．asp？id＝xinwen＿08050816350＿69506。
［22］《中国会变成玉米进口国吗？》，《参考消息》2010年5月13日。
［23］《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2008年11月13日，http：／／www．gov．cn／jrzg／2008－11／13／content＿114841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