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与中国研究

　　我是从十年前开始学习中国历史的。起初，我只能去本地的华侨学校语言班听课，因为当时阿根廷大学基本上没有开设任何关于中国的课程。十年后，情况大有改观：关于中国的活动愈来愈多，学术活动也随之日渐丰富。现在，我已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IIGG-USA)和圣马丁大学（CEMECH-UNSAM）中国研究中心的一员，而且每年还在拉普拉塔国立大学（CeChino-UNLP)参加关于中国的学术活动。

　　虽然阿根廷文化丰富多彩，然而在阿根廷学者中很少有勇者研究欧美以外的世界，学术界对中国的关注远远不够，在中国研究方面要走的路还很长。但是，我们这群致力于研究中国的青年学者目前都在美国或欧洲准备博士论文，且当中的绝大多数都到过中国，在中国的学术体系中接受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因此，中国研究的大方向显然是比较清晰的：由具有这样经验的青年学者作为将来的栋梁，阿根廷即将建立起真正的中国研究中心。希望在我们回国后，中国研究在阿根廷学术界能获得其正当性，而阿根廷学术界也能借此拓展自己的视野，从中受益。

　　目前，我在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准备博士论文，导师是法兰西学院的Anne Cheng和高等研究实习院的Francois Martin。巴黎有着极为丰富、多元的文化环境，各种知识在此处交融、互动，因此能免于因过于专门而带来的弊端。在我看来，这是其对学人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以我个人经历而言，我在阿根廷时，本科读的是古典文学，特别关注古希腊美学史，毕业后我在台北住了一年，其间我发现中国竟有一本与亚里士多德《诗学》“类似”的古书—刘勰的《文心雕龙》。这让我特别兴奋，立刻开始着手研究。到巴黎读硕士后，我对这部书依然有浓厚的兴趣，但我的视角因受到巴黎学术环境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开始从社会科学以及话语分析的角度而不再是哲学角度来切入。这种方法可能会成为中国研究的新取径，也可能使中国研究加入整个学术界相关问题的讨论。

　　我的博士论文将围绕南朝（特别是南齐）权力与书写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具体来说，我会用Quentin Skinner概念史的方法来对南朝的朝廷精英（特别是世家大族的文人）作详细分析。论文中还会分析书写在朝廷官僚中的作用、书写与传统的关系、文人相互竞争与权力组织的关系等问题。我的目标是比较具体地了解书写（体类与风格的作用和象征地位）与权力组织（官僚、地位、权威）之间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之所以不说“文学”而说“书写”，不说“政治”而说“权力”，是因为我想将“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这一问题置于更大的框架中。实际上，“文学”与“政治”这两个概念中蕴藏了太多现代含义，常常不为人所察觉，每个社会语境都有自己的话语、自己的方式来解释其行为与文化产品。就概念而言，“书写”与“权力”相对要更宽泛些，因此它们与语境的契合度也就更高些。但我不会完全抛弃“文学”、“政治”之类的概念，而是更为谨慎地使用它们。

　　选择“书写与权力”这一论题，可以说与我的个人经验有关。在南朝，“以文取士”十分普遍。我原以为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后来才发现，在欧洲和拉丁美洲的精英中也有类似的现象。换言之，这在精英文化中是一种普遍现象。还是以我为例，我在阿根廷或法国的“转迁”也与论文写作、发表紧密相关。如此看来，这种“古代中国”的现象虽然自有其特性，但对一个阿根廷人或法国人来说却也不完全是“特例”，而是一种有普遍性的人类经验。从广的层面上来看，在阿根廷，中国被当做思想上、文化上乃至各个层面上的特例。法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对中国作如是观。

　　这种“特例观”中含有如下危险倾向：中国历史仅仅被当做“民族”的，而不是全人类的历史经验。当我在阿根廷介绍中国时，听众的预期便是听到某种“特例”，鲜有人会与自身经验或自己的研究对象联系起来。对他们而言，学欧洲历史是必不可少、理所当然的，而学中国历史仅仅是出于好奇而已。然而，中国历史对于一个拉丁美洲人来说真的只能是猎奇的对象？除此之外，他从中什么都学不到？

　　过于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也会对中国研究本身产生某种伤害。在我刚开始进行中国研究时，我也把中国看做是“特例”：这么遥远的国家，如此迥然不同的语言，那里发生的事情对我而言肯定是陌生的。事实也的确如此，这是一个超出我想象的国度。然而，这真的意味着中国是个特例？中国的经验会不会也是人类普遍经验的一个方面？我学习中国历史的经历就好像是一个小孩子在认识世界：开始时，什么都是新鲜的，无从知道是否所遇的皆属例外。十年后，通过书本学习和亲身体验，我对中国的认识更深了，当然不再是刚开始遇到中国的那个小孩子。中国只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一个地方，但是，尚未看过的，未必就是陌生的。

　　（作者单位：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圣马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