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中，西方对当代中国研究(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的兴趣呈上升趋势，相关研究成果颇丰，对中国的内政、外交、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所深入，出现了大批学术著作，包括《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论中国》、《红色资本主义》、《奔跑的红色女王:中国的政府、创新、全球化和经济发展》、《应对中国挑战》、《毛式经济学》和《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吗？》等。然而，与当代中国研究热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作为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区域研究门类――西方高校的当代中国研究学科却在很多方面既没有能够跟上社会变化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有被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边缘化的危险。
2011年大量中国研究新著出版
2011年，西方当代中国研究成果相当丰盛。一些老资格的政治家和硕果累累的资深学者撰写了对新中国发展历史的回顾及对中国领导人的分析评价，成为2011年中国研究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著名的东亚研究学者傅高义2000年从哈佛大学退休之后，经过十年磨一剑的钻研，呈现给世人《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一书。书中，他运用大量的资料，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及其在中国改革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分析，成为西方迄今为止关于邓小平研究最权威的著作。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大门，并见证了中美关系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基辛格，也出版了《论中国》(On China)一书，对中国的历史和未来发展前景以及对世界的意义进行了分析。这是这位蜚声世界的外交家和资深学者首次以专著形式专门分析一个国家，也是他对中美关系几十年历程的个人见证。
全面地看，西方当代中国研究在2011年的研究内容还与往年一样包罗万象，但在几方面的探讨尤为引人注目。在对中国发展模式探讨和分析方面，出版的著作包括《红色资本主义》(Red Capitalism)、《奔跑的红色女王:中国的政府、创新、全球化和经济发展》(Run of the Red Queen: Government, Innovation,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李侃如的《应对中国挑战》(Managing the China Challenge)、德国的韩博天与美国的裴宜理主编的《毛泽东无形之手：中国适应性治理的政治基础》(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以及意大利纳波利奥尼的《毛式经济学》(Maonomics)。相关的著述还包括：《中国治理术》(China's Governmentalities)、《中国的国家调控：一种全球化的新战略》(China's Regulatory State: A New Strategy for Globalization)，以及美籍华人学者等人关于中国模式的著作《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探索：超越北京共识》(In Search of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Beyond the Beijing Consensus)等。托尼·塞奇(Tony Saich)的《治理和中国的政治》(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2011年也出版了第三版。
关于中国未来发展前景方面，相关书籍有：基辛格、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李稻葵和扎卡利亚对中国未来发展的辩论《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吗？》(Does the 21st Century Belong to China?)、当代中国研究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主编的《对中国未来的国内和国际挑战的图示》（Charting China's Futur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的《中国向何处去？》(Where Goes China?)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的《崛起中的中国：全球的挑战和机会》(Rising China: Global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等。此外，加拿大学者特洛伊·帕菲特(Troy Parfitt)在《为什么中国不可能统治世界》（Why China Will Never Rule the World: Travels in the Two Chinas）中还特别指出，对中国实力崛起的过分解读是一种夸大其辞的言论。
在中国发展对西方政治经济影响方面，一些著作产生了相当的社会影响。包括：《未来实力展望》（The Future of Power）、《美国的挑战：在21世纪与崛起的中国接触》(America's Challenge: Engaging a Rising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统治的阴影下》（Eclipse：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中国导致的死亡：呼吁全球对抗巨龙》(Death by China: Confronting the Dragon – A Global Call to Action)、《霸权之争：中国、美国和亚洲控制权之争》(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和《中国、美国和全球秩序》（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Global Order）等。同类书籍还有《中国与美国的战略竞争》(China's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和《谁害怕中国？中国软实力的挑战》(Who's Afraid of China?: 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Soft Power)等。
除了对中国现实的研究外，一些学者立足人文学科传统，从更为宏观的、东西方历史发展比较的综合角度，对当今中国进行分析。这类研究往往与西方新闻界唱衰中国或者妖魔化中国的特点相反，常常秉持一种近乎“唱盛中国”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西方学者以西方为中心，以文明社会的眼光俯看非文明社会的传统立场。他们以客观的角度，描绘和分析东西方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此消彼长的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那种认为中国一直落后，或者固步自封、闭关自守的传统看法。这类书籍包括哈佛大学尼尔·弗格森的《文明：西方与其他》(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和斯坦福大学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的《西方为何至今统治世界》(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等。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诸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也用相当篇幅分析了中国治理模式的历史发展。
专业学术研究的危机与应对
虽然2011年当代中国研究成果颇丰，作为一门学科的西方当代中国研究，却在社会影响力和学术影响力两个方面都遇到了危机。以上所述的很多关于中国的著述，并非出自大学的研究者之手，而多是非专业研究者的成果。在2011年关于中国研究的学术奖项中，包括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的伯纳德·施瓦茨(Bernard Schwartz)图书奖等，非专业学者的著作在学术上毫不逊色，对中国的分析深入具体。正如欧博文2011年7月在《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撰文所指出的那样：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往往没有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与中国的宏观发展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研究内容碎片化和研究领域孤岛化趋势严重，各种研究之间的关联性差。在当西方各国政府、社会大众和社会科学其他领域需要对中国有更多宏观与系统认识的今天，业内学者们提供的帮助与社会期待并不相称。
从学术影响力来看，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对世界发展意义重大，应该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当代中国研究却对比较政治学的影响十分有限，在现代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的学术地位一直无法提升。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玛丽亚依芙·芮妮（Marie-Eve Reny）在《东亚研究杂志》（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2011年第一期上撰文《比较政治学领域的中国研究怎么啦？》指出：中国问题研究对政治学发展的影响甚微，一个最明显的指标就是当代中国研究者在主流政治学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少得可怜，与这门学科领域在政治学与比较政治学中的地位十分不相称。
不过，西方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应对危机的努力，使过去一年多来当代中国研究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并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未来学科建设方向。这突出表现在学术期刊提升学术研究的政策相关性的努力。新一届的《中国季刊》主编，英国政治经济学学者克里斯·布拉莫尔（Chris Bramall）在对自己的编辑理念进行说明的公开信中指出：《中国季刊》这个西方当代中国研究的旗舰期刊，未来会重视政策研究的文章。此外，由华人主办的当代中国研究期刊，包括《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和《中国政治学》(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也一直关注中国的热点问题。以历史研究为主的《近代中国》(Modern China)也用2011年11月号推出“重庆模式”研究的专刊。此外，华人学者，包括大陆学者对西方当代中国研究有了更多的投入。他们在英文的中国研究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更多地用英文撰写中国研究著作，或把中文著作翻译成英文，促进了西方当代中国研究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一些当代中国研究学者还投身与政策相关的智库研究，为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的《亚洲政策》(Asia Policy)和胡佛研究所主办的《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等政策期刊撰写分析文章，为智库撰写政策书籍，使学术研究与政策过程的联系更为密切。李侃如在《应对中国挑战》中对中国体制的分析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性。黄亚生和傅士卓等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具有系统性的特点。另一些学者则注重研究的文化和历史深度，立足自己深厚的知识积累，从文化和历史角度拓展宏观研究空间。裴宜理等分析中国制度历史渊源的《毛泽东无形之手》就是一例。还有一些学者，特别是新生代学者，开始了真正比较研究的探索，从研究范式和方法上缩小与现代社会科学学术规范的距离。甘思德主编出版的《超越天朝上国》(Beyond the Middle Kingdom)就不仅试图提供新的解释视角，而且开始真正从国际比较的角度考察当代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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