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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健:海外学界对中国小康社会建设的认知与评价
发布时间: 2023-01-28    作者:孙健    来源:当代中国研究所 2022-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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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海外学界围绕中国小康社会的思想渊源与当代发展、成功经验与积极影响等维度已有较多研究成果,本文拟对这些成果进行系统分析,以期对国内学界开展相关研究有所启示。

  中国小康社会的思想渊源与当代发展

  任何理论都有其思想渊源及发展演变轨迹。对于中国小康社会这一具有中国特色议题的研究,海外学界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双重影响方面考察其思想渊源,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断丰富小康社会的内涵给予了肯定。

  (一)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双重影响

  海外学界能够看到小康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威廉·卡拉汉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断将社会主义和中华文明进行了融合,旨在逐渐消灭社会不平等问题。美国大峡谷州立大学学者约瑟夫·格雷戈里·马奥尼认为,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的产物,旨在为走向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海外学界深入解读了小康社会与中华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时任新加坡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主任的黄朝翰在《小康:邓小平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一文中指出:“小康”源于《礼记》,是一个有历史传统的中国概念,深受中国儒家哲学的熏陶,象征着大同的理想世界,体现着“天下为公”的追求。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院专家克雷格·史密斯认为,小康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文化与当代中国政治的完美融合,体现了中国历史和中国现代化道路是中国所特有的。西方的相关话语、定义、制度不适用于中国,是因为它们不适应中国国情。

  海外学界关注到中国小康社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文化之间的渊源,并对中国历史传统的当代价值进行了分析,认为不能用西方理论分析中国实践,体现了海外学界逐渐开始从中国角度出发研究中国问题。值得肯定的是,近些年来,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小康社会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虽然研究成果的深度有待加强,但无疑推动了海外学界这一研究的发展。

  (二)当代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以贯之坚持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并不断赋予其时代内涵

  海外学界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以贯之地推动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同时不断与时俱进,丰富小康社会的内涵。“小康”这一概念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其现代理念首先被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发掘,以描述中国现代化的实现。从此“小康”这一理念为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领导集体所坚持,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1991年,苏联远东研究所哲学副博士В·Ф·费奥克蒂斯托夫在《邓小平的著作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源泉》一文中提出:“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发展生产力,保证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强人民的精神文明建设,这些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全面改革构想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克雷格·史密斯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泽民、胡锦涛一直坚持实现“全面小康”,这在中共十六大至十八大报告中均有体现。在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重申了这一承诺,明确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这一任期的执政目标,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外学界认为,中国小康社会的内涵与时俱进,但“发展”始终是核心,中国针对不同的发展阶段提出了不同的发展理念。黄朝翰认为,小康社会的内涵不断丰富,不仅包含狭义的收入增长,也扩大到广泛的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普遍进步,如中国国家统计局于1992年提出了《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以衡量民众的小康水平。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布莱恩·霍尔特认为,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将中国的主要关注点从单纯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更加平衡、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方式。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则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突破在于全面推进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更强调发展的全面性与平衡性。比如,精准扶贫让所有人共享改革和发展的红利。”

  海外学界从动态演进的视角考察中国小康社会概念的内涵,体现了一个历史性长时段的延续性研究的特点。

  中国小康社会建设的实践与成就

  海外学者对中国小康社会建设的考察与自身研究领域相结合,从不同学科背景出发研究这一议题,主要聚焦于中国的贫困治理、区域间平衡发展、社会民生保障、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生态环境治理这五个方面。

  (一)中国贫困治理成就显著

  海外学界运用标准化测量方法,结合实际数据指标肯定了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贫困治理效果。

  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研究部专家马丁·拉瓦雷认为,中国的发展积累为消除贫困提供了有利的初始条件,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通过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发展了生产力,迅速减少了贫困。《经济学人》杂志发文肯定了中国减贫的巨大成功,他们将中国视为世界减贫行动的英雄,认为中国不仅解决了城市人口的贫困问题,同时在农村扶贫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80年的7.75亿人减少到2016年的4300万人。到2020年,中国会全面脱贫。文章对习近平高度重视扶贫工作表示赞赏,指出习近平将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中国政府为全面脱贫做了一系列的重要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彼特·桑德斯通过运用卢森堡收入研究数据并引入衡量和比较贫困的标准化方法,肯定了中国吸收国际经验在减少老年人贫困方面上取得的成就。

  海外学界对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贫困治理问题高度关注,他们积极探索中国脱贫的成功经验,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脱贫中的重要作用。

  (二)注重推动区域间平衡发展

  海外学界结合中国政府制定的具体政策肯定了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区域平衡发展的良好效果。

  德国全球和区域研究中心亚洲研究所研究员海克·霍尔比格认为,中国内陆地区的发展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拿大韦仕敦大学教授史泰丽等人认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等区域发展方案缩小了中国区域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海克·霍尔比格因认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目标是减少区域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平等,解决民族事务、推动民族融合,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英国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汉娜·里德认为,中国政府为西南地区制定了一系列脱贫战略,政府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在保护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同时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这些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海外学界关注到推动区域间平衡发展是中国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这一议题的研究是与具体政策相结合的,如西部大开发战略、乡镇企业改革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海外学界研究的全面性。

  (三)中国社会民生保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自中国开启小康社会建设征程以来,社会民生保障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得到了海外学界的肯定。日本九州大学学者爱德华·威克斯认为,中国共产党将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因此,有助于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20世纪90年代初,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学者约瑟夫·蔡认为,经过改革开放十余年的发展,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明显改善,这为实现中共十四大提出的20世纪末人民生活由温饱进入小康的目标创造了条件。日本时事综合研究所研究员山本一郎在“对比了中国和他访问过的苏联、东欧各国的社会和市民生活后”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却基本上解决了衣食问题,这不能不令人吃惊。

  美国马里兰大学道格拉斯·比沙罗夫、美利坚大学凯伦·贝勒等学者通过将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发展政策与越南、印度等比较,肯定了中国政府在改善社会民生方面的努力,如建立统一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向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开放城市教育体系;重新确定农村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等等。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学者埃琳娜·保恩认为,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不断增加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中国政府在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社会民生保障议题是海外学界进行中国小康社会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海外学界对这一议题的考察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就业、教育、医疗保险等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同时通过比较分析肯定了中国民生保障的成就,展现了海外学界开阔的研究视角与微观化的研究特点。

  (四)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海外学界关注到中国在不断优化经济增长质量,推动发展升级。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詹姆斯·曹曾于1989年指出,近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迅速发展,国家工农业生产总值、出口额都取得了大幅的增长,认为中国的迅速发展与经济改革是分不开的。进入新时代,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策分析师费格斯·格林和“气候经济学之父”、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表示高度肯定,他们认为,中国的新发展模式即新常态,更强调社会发展结构变化,对社会分配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质量要求更高。

  德国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学研究部主任克里斯坦·德瑞格尔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中国经济目标更丰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至少有以下几层经济含义:一是实现环保型和包容性增长;二是经济增长应使更多人受益;三是中国经济增长应更多转向创新驱动,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者罗米·哈因认为,中国高度重视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习近平就一直强调要实现由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支撑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新常态是在中共十八大后提出的新表述,海外学界展开了一定的研究,对习近平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肯定。但海外学界对中共十八大之前的相关研究较少,对为什么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演变的关注度不够。

  (五)中国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明显

  海外学界对于中国在实现小康社会征程中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也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安东尼·吉登斯认为,中国领导人已经完全意识到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中国政府于2007年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是一个全面的规划,“并预示着向可再生能源资源的一个重大转变”。美国著名生态文明专家罗伊·莫里森对中国政府在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给予生态环境问题高度关注表示了赞赏。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具体政策清楚表明了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承诺付诸实践的意愿”。

  海外学界也将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环境问题置于全球视野进行了考察。美国统计协会院士邹至庄在将中国的能源消耗量与印度、巴西等同类发展中国家做比较后得到结论,认为中国能够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降低每美元GDP消耗的能源消耗。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郜若素认为,中国曾经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大的国家,但由于中国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低碳经济,中国的排放趋势发生积极变化,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重要贡献,对实现全球气候治理目标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政府对生态环境问题重视力度的不断加强,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也得到了海外学界的肯定。海外学界主要是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增添了这一议题研究的客观性。

  综上所述,海外学界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维度的把握相对全面,在大体上勾勒出了中国小康社会的样态,但是还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丰富:一是已有的研究多是从横向上进行梳理,对于从小康社会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演变的研究成果较少,对两者的关联把握不足;二是海外学界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联性研究较少,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把握不足,研究视域还有待进一步丰富;三是对以上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的把握较为欠缺,从整体视角考察各个维度之间的关联和作用的研究亟待加强;四是目前的研究都是偏实践层面的研究,从理论层面的归纳较少,可以进一步丰富。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验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验是什么?这是海外学界关注中国小康社会的又一重点问题,他们围绕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观点。

  (一)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海外学界高度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优势,他们从执政理念与执政能力两个维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功经验。

  1.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小康社会的实现

  高度重视小康社会建设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将解决发展过程中不平等问题作为一项重点工作,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心解决日益困扰中国发展的问题。黄朝翰认为,自从1979年邓小平首次将小康作为中国的主要发展目标以来,“小康”这个概念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代名词。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小康社会的实现,它被纳入到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中,并被连续三个“五年规划”列为重点发展目标。克雷格·史密斯认为,习近平高度重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小康”一词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出现了十余次。同时,中国共产党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置于“四个全面”的引领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战略目标。

  2.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执政能力以提升国家治理水平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印度管理学院学者文卡特·拉曼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断采取新理念、新政策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优势,促进地方政治和经济治理水平的提升。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断通过改革提升治国理政的能力: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增强国家财政能力;通过政府机构改革打造协同统一的监管机构。这些改革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能力,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二)发挥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海外学界立足于中国的体制优势,分析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验,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

  1.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小康社会的实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道路的成功。GВ·Ф·费奥克蒂斯托夫对邓小平追求“小康”的目标与策略表示赞赏,他指出:“邓小平的构想的另一个基本论点,是根据实际按劳付酬原则保证居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种思想允许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的不平等客观存在,部分劳动者可以靠‘诚实劳动’先富起来”。这实质上是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安排,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后富裕的人,最终达到“小康”与共同富裕。美国棕榈滩州立学院研究员戴维·佩纳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坚持了社会主义,适应了本国国情,实现了国家全面有序地发展。南非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原主任加亚·乔西认为,“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果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

  2.发挥与国情相适应的政治经济体制优势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认为,中国将市场与计划相结合、将私有制与公有制相结合的发展路线,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做出了贡献。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认为:“中国能够打赢脱贫攻坚战和疫情防控阻击战,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和组织动员,是习近平主席的庄严承诺和强大领导力,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巨大优势”。许多在中国的投资者和公司都认为,与反复无常的被动民主体制相比,中国政治体制最大的一个优势是政府更重视长期发展目标以及大型项目建设。

  德国特里尔大学教授韩博天认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都是建立在中央和地方互动这样一个基本模式之上,即中央确定政策目标经过地方政府摸索和尝试,最后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因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差异较大,这种反复试验及不断反馈的机制非常适合采用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和培育不同的动员组织模式,这让中央政府无论面对何种情况都能找到相应的政策工具”。文卡特·拉曼指出,中央政府不断将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以及乡镇企业发展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都激发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史蒂文·戈德斯坦认为,中国地方政府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利用市场经济这一手段搞活了地方经济,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综上所述,海外学界关于中国实现小康社会经验的分析较为客观,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政治体制的优越性,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的影响与面临的挑战

  海外学界充分肯定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就与经验,与此同时,他们也对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影响和面临的挑战展开了相关研究。

  (一)对中国:推动了国家发展,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海外学界认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助推了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小康社会的愿景是由对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信心提供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小康社会的目标促进了党和国家、民族、人民之间团结一致,大家共同向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推动了国家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英国北安普敦大学学者理查德·桑德斯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至中期,小康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亲身体验,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镇,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注重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国家对贫困线进行调整、提高扶贫标准是为了适应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和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利益,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二)对世界:提高了全球发展水平,为全球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

  海外学界认为,中国的小康社会建设为解决人类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

  理查德·桑德斯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占世界上约1/5的人口摆脱了以贫困为主的不稳定生活状态,进入了小康社会,这对于世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研究员奈拉·塔斯尼姆认为,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使大量人口摆脱了贫困,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改革进程中不断探索实践、进行制度创新,为广大亚非国家提供了发展的路径参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致2017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贺信中高度评价中国精准扶贫的成就,称赞“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已实现数亿人脱贫,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尼古拉斯·斯特恩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探索是具有前瞻性的。比如,在环境问题上,过去中国的观念是“后治理”,“如今,中国在治理污染和交通拥挤等方面付出巨大的努力,并且研发出切实可行的技术。这些都是‘一带一路’国家可以借鉴、使用的”。

  如上所述,海外学界对中国小康社会建设产生的影响主要是从现实层面展开,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积极影响以及示范效应给予了高度肯定。但在以下两方面似应可以给予更多的关注:一方面是加强理论层面的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多聚焦于现实层面,对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原创性贡献的理论研究较少。另一方面是深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意义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人类文明史上均具有重要地位,要进一步对这一历史意义进行深入发掘,彰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意蕴。

  (三)海外学界展望了中国进入全面小康后的挑战

  海外学界对中国进入全面小康后进一步制约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有海外学者认为,在中国,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密切相关,尽管在和谐社会中,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但是,人们还没有达到高度富裕的状态。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中国对和谐社会指标的组成部分与测量标准还未统一,这对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一个挑战。当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社会素质应该是中国下一步需要考虑的问题。小康社会还存在一些短板亟待补全,还会受到社会不平等等问题的影响。

  关于这一问题,一方面,海外学界的分析基本紧扣中国发展实践,指出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进一步解决;另一方面,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持续推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环节。中共十九大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做出了战略安排,即推动中国“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国更加全面、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对海外学界研究的评价与思考

  综上所述,海外学界对中国小康社会的思想渊源与当代发展、内涵、实现的有利条件与挑战、意义等进行了探析,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海外学界的研究特点。但是囿于各种原因,他们的研究还存在不足。

  (一)研究特点

  1.研究主体多元化

  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稳步推进,海外学界对中国小康社会的研究兴趣日益高涨,研究机构和研究者来源日益多元。在研究机构方面,除了早期在汉学研究或中国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高校东亚研究中心或高校中国研究中心之外,很多智库纷纷开展对中国相关议题的研究,如美国的外交关系协会、德国的全球和区域研究中心、英国的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等。这些智库大多以项目制的形式运作,对与中国相关的议题设立专项资料,并定期组织学术研讨会和出版研究报告,在海外学界对中国小康社会的研究发挥了一定作用。在研究学者方面,虽然目前仍然以欧美学者为主,但是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学者参与这一议题,这些华人学者大多有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国情相对更为了解,更能够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而且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变迁,对中国的研究相较于欧美学者相对更为深刻。

  2.研究学科、方法多样化

  第一,海外学界研究小康社会的学者不仅仅来自经济学、社会学界,还有很多政治学、历史学学者也参与其中,为中国小康社会研究提供了多学科的视角,丰富了中国小康社会研究的整体图景。第二,海外学界在开展小康社会的研究中,不仅仅拘泥于定性研究的方法,还注重多学科方法的交叉使用,比如将历史研究法与统计分析法相结合、将文本研究与数学建模相结合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有利于推动小康社会研究的深化。

  3.研究兴趣的持续性与研究议题的具体化

  海外学界并不是中共十八大以后才关注中国的小康社会建设,而是从“小康社会”提出之后就开始关注。如В·Ф·费奥克蒂斯托夫的《邓小平的著作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源泉》(1991年)、黄朝翰的《小康:邓小平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目标》(1998年)都是与小康社会直接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论著;约瑟夫·蔡的《中国经济改革》(1987年)以及海外中国研究代表性刊物《中国季刊》在1992年第131期“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专刊、1995年第144期“中国经济转型”专刊中也有所涉及。这体现出海外学界对小康社会研究持续关注的特点。通过对海外学界关于中国小康社会研究成果的梳理可知,海外学界对于中国小康社会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经济发展、农村建设、社会治理、生态环境等具体议题,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系统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验提供了参考。

  4.侧重于社会治理与国际比较的研究视角

  海外学界对中国小康社会的研究,主要立足于社会民生、经济发展、环境治理等维度,体现了海外学界侧重于社会治理的研究视角,这与中国治理方式的变革密切相关,体现出20世纪下半叶以来海外学界研究的现代化视角与治理视角的特点。同时,海外学界在对小康社会进行研究时,一方面采用国际通行的标准,如贫困测量方法等来探究中国小康社会的成效,另一方面不断探寻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的经验,以为他国发展提供参考,彰显了国际比较的研究特点。

  (二)研究不足

  1.理论性有待加强

  有少部分海外学者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与小康社会之间的关联,但是很少有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去分析与解读小康社会。诚然,海外学界偏好跨学科研究与多元化方法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这一议题的研究。但是,忽略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容易造成理论与现实、历史与当代的割裂,不利于把握小康社会的理论渊源、理论逻辑与理论贡献,不利于发掘小康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人类文明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造成此议题研究的理论性的缺失。

  2.整体性研究不足,系统性研究有待加强

  诚然,海外学界的中国研究逐渐呈现出微观化的特点,这虽然有益于推动某一议题研究的深化,但是却容易看不到事实之间的多维联系。海外学界在对中国小康社会进行研究时,能够对中国小康社会的具体维度进行深入把握,但是却不能很好地把握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此外,他们的研究很少将小康社会这一议题置于中国梦、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视角下分析,对小康社会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探究较少,大历史视野不够,因而不能在更宏观的维度下观照到中国实现小康社会的历史意义,对于中国小康社会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学理阐释。

  3.囿于“西方中心论”的研究成果仍然存在

  海外学界在对中国小康社会进行研究时,相当多的研究成果肯定了中国小康社会建设是积极的。但仍有少部分学者戴着有色眼镜来观察中国,做出“中国建设小康社会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人民”“中国的小康社会消灭了阶级斗争”等错误判断,这些误读的实质是这些学者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与国情,脱离了中国现实谈中国问题,在“西方中心论”的语境下解读中国实践。

  总之,海外学界对中国小康社会的肯定,不仅有助于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小康社会建设的成果与经验,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与认知,同时也为我们分析研究小康社会、总结小康社会建设的成就与经验提供了有益借鉴。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小康社会建设是一项立足于中国国情的系统宏观的工程,如果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刻了解,容易做出误判。因此,准确、全面地加强小康社会的研究,仍有赖于国内学者的努力,具体要从以下三方面加强: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以阐释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第二,在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价值逻辑中的统一中着力推动中国小康社会的整体性与系统性研究,不断发掘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不断加强小康社会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第三,系统总结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验,加强对外宣传工作,有针对性地讲好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故事。这不仅是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小康社会建设的误解与质疑的需要,也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真正做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作者简介]孙健,法学博士,讲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复旦大学海外中共学研究中心。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6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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