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提高农产品价格是一个积极因素

　　据有关资料，从1954年到1960年的7年间，粮食购价平均每年只提高1.4%。1967年到1978年的12年间，粮食购价平均每年只提高1.64%。[16]而集市贸易上的粮食价格，直到1979－1983年间，还始终保持在比国营牌价高130－140%的水平。[17]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相对量1952年是12%，1957年是18.7%，1965年升至28%，改革前夕的1978年为28.1%。[18]20多年积累起来，农业通过剪刀差向工业提供的资本积累高达6000多亿元，相当于1982年全部国营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在这种不平等的工农产品交换条件下，1978年，每个人民公社的财产仅有543万元（不包括土地）；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不到1万元；农户家庭平均拥有的财产估值不超过550元；农业人口的年平均收入只有70多元，其中1/4生产队社员年收入在50元以下。[19]

　　针对此种情况，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开会讨论粮食等农副产品价格问题，明确指出，调整粮价应当使农民得到实惠。最终形成提高粮食价格的农业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产品等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作相应的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以后，粮食销价一律不动；群众生活必需的其他农产品的销价，也要基本保持稳定；某些必须提价的，要给予消费者以适当补贴。今后，我们还要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对工农业产品的比价，继续进行必要的调整。”

　　政策出台后，政府于1979年3月开始对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进行调整，提价的平均幅度为24.8%；对粮油的超购部分，在提高的统购价基础上将加价幅度由原来的30%提高到50%；棉花以1976－1978年平均收购量为基数，超购部分加价30%，并对北方棉区另加5%的价外补贴。至1984年，全国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比1978年提高了53.6%，而同期农用工业品零售价格水平的上升幅度为7.8%，剪刀差缩小了29.9%。这些措施使主要农产品之间基本保持合理比价，从而促进了农业全面增产。[20]

　　到1984年底，属于统派购的农副产品由1978年的170多种减少到38种，共计减少77.6%。农产品出售总额中，国家按计划价格收购的比重由1978年的82%下降到了73%。[21]

　　政府通过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等措施，暂时缓和了长期以来工农产品贸易条件过分对农业不利的状况，增强了农业自身发展的能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各地农业普遍受益不少。从全国看，1978年到1985年，农副产品价格提高了56.4%，工业日用品价格只提高了13.1%。六种原粮（稻谷，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大豆)平均统购价格，每百斤1978年为11.8元，1985年提高到20.63元，1986年10月1日起，代购粮在原超购加价的基础上，每公斤又增加了6分钱。1987年又决定减少定购任务1000万吨，减少定购基数，增大超购基数，农民可以从双轨制价格中增收15亿元。[22]到1984 年，粮食总产量突破4000 亿公斤，人均产量接近400 公斤，创历史最高记录，农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23]农民在集市贸易自由出售的部分，据有关部门估计，1986年约有150亿斤左右，这部分价格都是随行就市的，成交数量逐年增加，是粮农增加收入的重要渠道。[24]

　　另外，还有家庭副业收入，在全国范围内，1978年农民人均家庭副业收入只有35.79元，到1982年已升至102.8元，家庭副业收入所占的比重也由29.42%升至38.06%。[25]

　　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于1982年首次超过城镇，达到50.03%，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26]

　　对于这次提高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价格，1980年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措施是非常正确的，确实起了刺激农业生产的巨大作用。”[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