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量进口粮食是不可或缺的外部因素

　　建国以后，我国在粮食问题上立足于独立自主解决。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国内粮食供需矛盾突出，这个格局得到改变。1961年开始净进口，从1961年到1965年，国家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不过，进口粮食占全国当时粮食总量很小，主要作用是为国家掌握大宗粮源以利调度，保证市场的稳定，起应急作用。如1961年6月20日以前抢运到国内的215万吨粮食（43亿斤），就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1961－1976年间我国平均每年进口粮食50多亿斤。[28]

　　此后至1982年平均每年进口粮食170多亿斤。并且由大豆出口国变为进口国，每年花费1.2亿美元进口8亿多斤大豆。[29]进口粮食中90%以上是小麦，虽然也主要是保证基本的口粮供应，但进口粮食的指导思想却完全不同。这一点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有明确表述。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全国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1971年到1975年‘一定五年’的基础上，并且从1979年起减少50亿斤，以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发展生产。水稻地区口粮在400斤以下的，杂粮地区口粮在300斤以下的，一律免购。绝对不许购过头粮。”

　　因此，1978年后，国家在减征购粮指标的同时开始大量进口粮食，常年粮食进口量平均达到1262.1万吨。这种情况决非像20世纪60年代中期那样，进口少量粮食以应急。70年代末，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国家决定大量进口粮食，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减少粮食征购基数，以缓解农村的粮食供给缺口，提高和改善农民生活，促进农业生产增长。

　　有关数据表明，1979年，粮食实际调减了55亿斤，即把粮食征购基数由755亿斤降为700亿斤。调减的目的，主要是解决贫困地区征过头粮的问题。此后3年间，又调减了一些地区的粮食征购基数。到1982年，全国粮食征购基数减到了606.4亿斤，比1978年减少了148.6亿斤。[30]减征的粮食数量由进口替代，不但保证了工业和城镇的需求，而且由此带来的收益也不小。从1980 年开始，国家利用进口的粮食在棉、糖产区实行粮食换购、奖购政策，使棉花、糖料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其他经济作物如黄麻、烤烟、蚕桑、柑桔等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这样，促进了中国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使各地区能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据估计，仅从国际价格变动因素计算，我国即可获得4亿多美元的经济收益。并且少进口这些棉、糖还可以节省十几亿美元的外汇来进口急需的商品或设备。[31]

　　前面我们已经提及提高粮食价格给农民带来的直接利益，而改革开放后大量进口粮食是和提高粮价配套的。所以，大量进口粮食这一举措对农村经济改革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