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走渐进式改革与发展之路

　　在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我们似乎也想走渐进式发展之路，即有一个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问题是实践并非如此，互助组的凳子还没有坐热，就开始向初级社过渡。初级社还没有站稳，就来了高级社阶梯。到1958年，更是心血来潮地走向“空想共产主义”式的人民公社。批判“小脚女人”，变革之快之剧，是整个社会所难以预料的。1956年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对资改造更是如此，所谓一夜风雨，落花满地。这类激进式的变革，给中国经济与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后遗症。

　　上个世纪末的苏联经济体制改革，更是采取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激进式改革方式，设想在三五个月内完成经济改革的全部任务，包括价格的全面放开、私有化任务的完成等。“休克疗法”给苏联带来了很大灾难，不仅是导致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瓦解的一大原因，更造成了苏联经济10年低迷不振。

　　渐进式改革思路，是邓小平改革理论与实践中的一大创新。这既是吸取我国20世纪50年代“不断革命论”与苏联“休克疗法”的教训，更是由于来自中国经济变量极其复杂的现实。

　　冲破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硬壳，引进市场经济机制，是改革初的既定方针。问题是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包括所有制结构动到什么程度，这些在改革之初也不是十分清晰的。改革目标的这些是清非清状况，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像苏联那样实行“休克疗法”，从而只能是局部推进，在过程中逐渐完善我们的改革目标与方向。这也是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即“摸”论的基本意思，一种相当务实的思想方法。

　　渐进式的改革思路，也是与我们多方面因素形成的复杂国情有关。前面讲到的价格改革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一方面是计划体制所造成的价格体系的极度扭曲，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工业领域上下游产品差价的严重存在，另一方面是广大城乡居民长期的低工资、低收入所造成的贫困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如果采取苏联式一下子调整与放开的“休克疗法”，必然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大乱。于是，我们就推出了局部调整的双轨制改革办法，先是一物双价，即计划价与市场价同时存在，既有计划低价保证了广大居民基本需要，又以市场略高价为进一步改革探索与铺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随着工农业产品数量的增多与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价格改革逐步从调放结合、先调后放到双轨合一，期间足足花了10年时间。我们在价格改革即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这一核心问题上尽管费时甚长，却是效果显著，不仅有力地发挥了价格杠杆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没有引起社会动荡，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的平稳推进。这正是渐进式改革的最大特点，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改革过程中所可能出现的摩擦与阻力，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渐进式发展，还清晰地表现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上的“三步走”。

　　在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先提出要在20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即“四个现代化”的宏伟建设目标。但是，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严重干扰了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开始进一步思考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l979年12月，邓小平与前来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还是很低的。”到l987年4月，邓小平更进一步勾画出实现现代化发展“三步走”的明确蓝图。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人均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第三步21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人均四千美元，使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正是这“三步走”的渐进式发展方案，使我们一步步地走向成功。六、从非均衡发展到科学发展观

　　从非均衡发展到科学发展观的推出，是60年来我国又一成功的发展经验。

　　在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我们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建设方针，促进了钢铁等产业的快速发展，却也导致轻工产业发展的严重滞后，这应该也是一种非均衡发展的产业政策。但当时在地区发展、收入分配等诸多方面，显然执行的是平均主义发展方针。为了构造地区间发展的“平衡”，从50年代初就开始了上海等沿海发达地区企业的内迁了。到六七十年代的“大三线”、“小三线”建设方案的推出，企业内迁与财政投资向内地倾斜更是大幅度加剧。其结果是大小“三线”中的那些现代化企业。不是迟迟上不了马，就是建成了也往往游离于地区经济之外，发挥不了带动当地经济的作用。至于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方式，更是扼杀了广大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平均主义的人为“均衡”，违反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只会给社会带来严重恶果.批判平均主义，实现非均衡发展战略。首先是从分配领域开始的。l978年底。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会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又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

　　“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政策意义重大，可以说是开辟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新时代，使人们摆脱了长期以来平均主义即空想社会主义式的思想禁锢。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无疑比按劳分配承认的差别更进了一步。这既是因为在传统体制内，按劳分配早就异化为平均主义“大锅饭”，更由于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按劳分配的实现更是一个需要很好研究的问题。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本质上是反映商品与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分配关系。市场有竞争，经济有起伏，分配与收入必然会有差异。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体，最初提到的是“一部分工人农民”，通过辛勤努力成绩大而先富起来；之后随着现实的发展，其主体是进一步扩大，即除了工人农民，还包括经营者，通过辛勤劳动与合法经营而先富起来，这反映了市场经济的现实情况与发展要求。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意义，绝不限于一个分配领域。正像邓小平指出的那样，这是一项“大政策”，一项能够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大政策。这就把非均衡发展的整体思路托出来了。

　　六、地区经济更是改革以来非均衡发展战略

　　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l980年推出的深圳、珠海等四个经济特区建设，实现的特殊政策与优惠措施，是其他地区所难以企及的。经济特区成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前驱阵地，改革的先试地点。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社会既希望通过开放引进技术与资金，尽快缩短我们与发达国家间的发展差距；又担心与害怕因开放而带人资本主义腐朽因素，损害我们自己的肌体。由于长期的封闭环境，对外部世界的不了解、不熟悉而产生的种种疑虑，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使到了1990年决策浦东的开发开放，对新区采取的一定的优惠政策与特殊措施，仍是非均衡发展的局部推进的一大典型。所谓“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上海”，中国对外开放与地区经济发展就是这么局部推进的。

　　20世纪80年代所实行的地方财政“大包干”政策，那一种增长越快、地方财政留存越多的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地方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比如说，80年代的广东，正是依靠地方财政“大包干”政策之力，实现了区域经济的高速增长与超越式发展。

　　改革以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不可否认也由此引发了收入分配高低悬殊、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别拉大等矛盾，再加上这段时期在追逐高增长中所出现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许多问题，新的科学发展观就在21世纪初被提出来了。科学发展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非均衡发展思路的继承与发展。众多的经济与社会矛盾不仅急呼科学发展观的出台，多年来非均衡发展战略所创造的巨大财富，也为科学发展观的实现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