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科技体制问题的争论　

　　1957年，在科技界发生了一场关于科技体制问题的争论。

　　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号召向科学进军，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而奋斗。为此，周恩来提出:要“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13］

　　建院之初的中科院，科研经费比较稳定，有可供研究的仪器设备和图书;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也较为宽松，因此，许多高校教师都愿意到中科院从事科研工作，中科院的地位有所加强。规划编制完成后，中科院承担了其中许多重要任务。在十二年规划所确定的57项重要任务当中，中科院作为主要负责单位的有8项，作为联合负责单位的有15项，合计23项，占总数的40.4%;此外，作为主要协作单位的有27项，以上合计50项，占重要任务总数的87.7%。因此，国家采取多项措施加强中科院的力量。经科学规划委员会决定和国务院批准，中科院从各部门抽调一些专门人才到承担紧急任务和重点任务的研究单位去工作。高校教师中有些人员的调动使得高教部和中科院的关系趋于紧张，引发了争议。

　　对于1957年高教部和中科院争议的过程、内容和结果，薛攀皋有专文阐述，［1］（pp.20～29）笔者不再赘述。这次争议的导火索是人员调动问题，但焦点却是中科院的存废。高教部强烈要求撤并中科院，对此，国家技术委员会也持部分赞同的意见。在当时，这场争议不仅牵涉中科院、高教部和国家技术委员会等部门，在科技界也曾有过广泛的讨论。如1957年发表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一文，在提出中科院、高等学校、业务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意见的同时，就指出:学术领导和科学研究的“火车头”应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形成，不要先行规定。这其实就是对中科院“火车头”地位提出质疑。

　　中科院于4月8日和18日两次向科学规划委员会表明，中科院应该继续加强，不能削弱;中科院、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之间应当强调相互辅助、密切配合，不要过分强调矛盾，忽视相辅相成的一面;高教系统科研工作能否加强不取决于科学院的存废和地位;没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现状，重新部署。建议对中科院、高教系统、产业部门和省（市）地方等在任务分工和人才合作的方式上进行统筹安排，由科学规划委员会或其下属机构来完成。［6］（pp.77～79）　

　　对于中科院和高教部的争执，毛泽东曾做过调解。1957年3月16日，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对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和高教部部长杨秀峰说，中科院和高教部之间的矛盾不要吵了，划个“三八线”，具体的“停战协定”由科学规划委员会开会讨论。［6］（pp.77～78）五六月间，周恩来又召集会议讨论科技体制问题。他在会上要求各方面顾全大局，克服本位主义，同时要求科学规划委员会加强协调。［6］（p.79）6月13～15日，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聂荣臻就科学体制的争论一事发表了总结性意见:“我国统一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是由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地方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学术领导和重点研究的中心，高等院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包括厂矿实验室）和地方所属的研究机构则是我国科研的广阔基地。”他的发言明确了中科院在全国各类科学研究机构中的学术中心地位，为这场关于科学体制的争议画上了句号。聂荣臻阐述了科技管理的核心问题:“科学工作的体制问题，不仅是目前的人力、物力的分配问题，它的更根本意义，在于使全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力量能在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系统中，按照合理的分工的原则，有计划而又密切协作地进行工作。”  按照这样的管理思路，科学规划委员会在科技系统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