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突破“贫困陷阱”选择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在所有落后的国家里，不管有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体制，都有一种所谓‘后来者’的急迫和压抑心态，深切地感到严重落后于那些更为发达和富裕的国家。”［12］(P153)一个像中国这样曾经辉煌、在近代又备受欺凌的大国尤其如此。而这种心态直接影响着后发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对资源配置方式和发展战略的选择。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对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在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后，最高决策者渴望迅速建立一个全新的、实力强大的中国的心情十分急迫。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为中国在严酷的国际环境中赢得应有的地位和尊严，同时，也让此前人们所期待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真正得以体现。

　　在经过了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之后，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民族“危机感”，在1949年以后并没有消失，而是表现为对国际上的危机仍有着过高的估计。［13］(P234-237)为此，我们不仅要进行工业化，还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14］(P353)

　　然而，当时中国工业化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却十分苛刻。对内，重工业发展所急需的资金是我们最稀缺的资源之一。从就业和产值结构来看，成立之初的新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1952年，不仅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总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高达83.5%，人均生产资料非常缺乏，据1954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农户土地改革时平均每户拥有耕畜0.6头，犁0.5部，到1954年末也才分别增加到0.9头和0.6部。加上人多地少，农业能够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也非常少。另外，工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6%［15］，其自我积累的能力也非常有限。1952年，我国的城乡人均储蓄只有1.5元，国家的外汇储备1.39亿美元，财政总收入183.7亿元，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尚不足100亿元。［16］(P67)国家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对外，西方国家政治与经济上的孤立和封锁，以及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同构，又决定了新中国只能在半封闭的状态下发展内向型经济，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依靠自身实行迅速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来启动工业化进程，有限和分散的农业剩余几乎是我们获取这种积累的唯一途径。

　　为了推进工业化，中国急需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确保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新民主主义经济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所以，新中国很快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步伐的加快，都是加快工业化的产物。发展模式的接近，是因为中苏两国在近于相同的目标和约束条件下必然会使用类似的方法手段，对于苏联经验的接纳也是实事求是的行为。［17］(P73)从1953年起，农业合作化运动加快。“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是中国近百余年多次社会变革中所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恰恰“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18］(P510、536)与此同时，对个体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迅速推进，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从而重塑了社会经济的微观行为主体，这也意味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终结。同时，行政性的计划管理方式也逐步形成，管理体制逐渐由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转向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经济。［19］(P298)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最终确立。这是在当时的资源“瓶颈”之下，由国家强力推进工业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