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历史决议》、研究当代史的成功做法。在历史问题上达成共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研究历史问题、总结历史经验，需要一个民主的社会环境。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经过一年半的起草、讨论和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的修改。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个决议的起草“经过不晓得多少稿”，同上书，第305页。“这个决议写了一年多了。中间经过四千人的讨论，以后是几十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这次六中全会预备会的讨论是第四轮了。我看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7页。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内外各个不同层次、不同范围对《历史决议》稿进行讨论、修改，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平等讨论，不同的观点、意见都得到充分、自由的表达。其中最大的一次是1980年组织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4000多人，集中20天的时间对《历史决议》稿进行严谨、认真、深入地讨论和修改，这充分地反映出我们党对中国当代史上的重大历史问题采取极为郑重、严肃的态度。一是在讨论中对毛泽东的严重错误以及中国当代史上的重大错误实事求是地分析，认真面对而绝不回避错误，对毛泽东同志“左”倾错误乃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严重错误公开提出恰如其分的批评而绝不隐瞒、护短。二是对于讨论、修改中提出的某些片面、偏激的意见则没有采纳，同时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力图取得多数人的理解。三是对于好的意见则及时采纳吸收进《历史决议》稿。例如，如何确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是决议稿起草中的一个难题，陈云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意见”，同上书，第306页。即建议在决议稿的前面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的历史，这样就把中国当代史与中国近现代史完整地衔接起来，从整个历史发展和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评价毛泽东同志。可以说，在这样大的范围、这么长时间的广泛深入征求意见，这在党的历史上、中国当代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二、《历史决议》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为中国当代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质疑“大叙事”，鼓吹“小叙事”，把历史“碎片”化，是近年后现代史学怀疑和否定《历史决议》的一个重要史学理论依据。他们常常表现为用微观分析、细节考证、个案研究的具体结论来推翻、否定《历史决议》。这种方法正如有的同志所批评：“现在流行的方法是用‘小历史’颠覆‘大历史’，他们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挖掘出一个处于边缘的‘小历史’的东西出来，经过一些论证就把‘大历史’颠覆了。”胡平口述、宋爱茹执笔：《改革开放亲历记——胡平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页。诚然，对历史细节和微观历史做精细的考证性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对历史的局部或细节考证得越细致、越准确、越周全，才能使由这些局部或细节构成的历史整体的认识更加可靠、更加接近历史真相。因此，后现代史学从微观的角度去考察历史，毫无疑问，这个研究思路是有价值的。微观研究对于中国当代史研究是必要的，但仅仅停留在微观层面并不一定能够揭示出历史整体的本质，甚至可能离开历史的真相。其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其一，如果仅把个别的历史事件或历史细节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往往难以把握最重要的历史问题，甚至可能忽略理应加以着重研究的重要历史问题，过分地纠缠细节只会使历史显得杂乱无章而难辨其本质。《历史决议》的一个突出特色在于，中国当代史评价的重点首先总是放在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中国当代历史的主流。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32年历史的主流是什么？究竟是光明的、正确的占主导，还是一个错误接着另一个错误，错误占主导？就32年历史来说，其中不同历史阶段，如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文化大革命”的10年，也需要把握其主流。就某个历史事件而言，如“三反”和“五反”运动、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斗争等，究竟是正确占主流还是错误占主流，也要进行分析。又如，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问题，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必须从整个历史发展、从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来研究。抓住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有利于分清大是大非，不被历史细节或枝节问题、个人得失所迷惑，从而有利于对建国以来历史的本质有一个基本的估量。

　　其二，如果只是孤立考察个别历史事实而脱离了整个历史现象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脱离了个别历史事实自身的发展以及它与其所处社会环境的联系，也不能做到深刻地考察它。任何历史问题都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发生的，要认识某一历史现象或历史人物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要求把研究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之内具体分析。例如，“文化大革命”10年的错误，有的人把它归结为毛泽东的个人品质问题。邓小平明确反对这种简单化的态度，他指出：“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具体来说，一定要坚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从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从当时党和国家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等方面去考察毛泽东这一历史人物，分析和揭示其犯错误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只有这样，才不为具体历史细节所拘泥，不为个人恩怨所纠缠，从而客观公正地看待历史人物。又比如，现在有一种论调指责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由于外交上“一边倒”、自力更生，结果搞成近30年时间的“闭关锁国”。这个问题怎么看，邓小平认为，“对这个问题要有历史分析”，“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条件接受外国的援助。从建国以后到一九七二年以前，有什么条件？那时你日本给过我们援助吗？美国能给我们吗？欧洲能给我们吗？”《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7页。“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邓小平所说的“要有历史分析”，实质上是唯物史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造成改革开放前“封闭半封闭”状况，首先是由于“那时候没有条件”，这其中包括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经济上封锁、外交上不承认等国际环境的客观因素；此外，“四人帮”的极“左”做法，主观上把自己与世界隔绝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