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首次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概括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并指出，这是“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一概括科学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和特征，使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了系统、完整、清晰、明确的科学表述，使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并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有了更加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在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前，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便对毛泽东思想的实质进行了系统阐释。在主持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等对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态度鲜明而坚定，这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提出奠定了思想认识基础和政治基础。作为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的负责人，胡乔木竭忠尽智，为完成从三个基本方面概括提炼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突出贡献。虽然学界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提出及相关问题已有不少探讨，对胡乔木与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提炼也有一定梳理，但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尤其是对胡乔木为什么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缘由还鲜有研究涉及。对此，本文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毛泽东思想实质阐释的背景入手，拟对胡乔木在归纳提炼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的作用及缘由进行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毛泽东思想实质的系统阐释

　　“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结束后，由于“两个凡是”的提出，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成为时代的必答题。1977年2月，“两个凡是”甫一提出，邓小平便对这一提法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他又致信中共中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邓小平在谈到“两个凡是”以及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时指出：“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由此可见，邓小平一直非常强调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及其地位问题，并为此做出了极大努力。

　　1977年7月，邓小平重新恢复职务，针对“两个凡是”，他进一步阐释了毛泽东思想的实质问题。据公开资料统计，从1977年4月至1979年9月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前，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在不同的场合，邓小平先后就此问题有过25次谈话。其谈话的核心问题是批评“两个凡是”，阐释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提出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一是强调“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思想”，“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二是肯定“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指出“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三是强调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除邓小平外，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徐向前、谭震林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也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畅谈学习毛泽东思想、发扬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优良传统的心得体会。其中，陈云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刊发于1977年9月28日的《人民日报》，谭震林的《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一文发表在《红旗》杂志1978年第12期，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毛泽东思想的实质进行了阐释。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79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做出决定：立即着手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从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邓小平先后多次就决议起草和修改发表重要意见。据统计，这些谈话先后共计17次之多。其中，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了决议起草的“三条要求”：一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二是“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三是“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总结”。对上述“三条要求”，“特别是最核心的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要求”，邓小平“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阐述、发挥，对各种模糊认识和反对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严肃而又耐心的说服教育，自始至终都坚定不移，毫不动摇”。“陈云对邓小平的三条基本要求坚决支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谈话五六次，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见和建议”。此后，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就是在上述“三条要求”的指导下逐渐展开的。

　　邓小平曾指出：“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如何贯彻落实这一要求，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思想的实质用概括的语言写出来，胡乔木在负责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胡乔木在概括提炼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中的作用

　　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实际工作中坚持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解决实际问题。那么，贯穿于毛泽东思想丰富内容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在负责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过程中，胡乔木带领起草小组结合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中国革命和建设史，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毛泽东思想实质阐释的基础上，完成了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的概括和提炼。

　　（一）提出“要做到少而精，讲出来要是颠扑不破的”概括原则

　　着手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不久，胡乔木就提出概括毛泽东思想“要做到少而精，讲出来要是颠扑不破的”原则，并将其贯穿决议起草的全过程。自1979年10月决议起草小组成立至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在20个月的时间里，胡乔木就决议起草问题先后有33次长篇谈话。这些谈话既包含了对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的设想与思路，又包括对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的贯彻，还包括对党史、新中国史若干问题的认识和处理。

　　在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之初，1980年3月15日，胡乔木与起草小组成员谈话时便提出起草工作要解决好“两个难题”，其中之一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讲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讲坚持什么”，并强调，对毛泽东思想既要讲适用过去的，也要讲适用于现在的，“特别要讲适用于现在的。这个问题在这个文件中一定要答复。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在谈话中，胡乔木强调“毛泽东思想需要先从理论上讲”，并对“《实践论》的贡献”“群众路线”“三大改造”“自力更生为主”“两条腿走路”“两类社会矛盾”“反对大民族主义”等方面做了初步概括。他以《实践论》的贡献为例指出：“一篇《实践论》，实际上不仅仅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一篇文章，而是自觉地有系统地开创了党的思想传统。我们现在还在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等等，就表明了这个事实。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方面，来说明它的地位，它的价值怎样”。关于“自力更生为主”，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毛泽东首先强调了这一点。我们现在还需要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因为对今后还有很大的作用。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一定要争取外援，但不能盲目地依赖外援”。可见，从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一开始，胡乔木就高度重视概括提炼出适用于现在和将来的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内容，并就此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即“要做到少而精，讲出来要是颠扑不破的”。

　　“要做到少而精”，这是胡乔木在贯彻邓小平用概括的语言把今后仍要坚持的毛泽东思想写出来的要求。强调“讲出来要是颠扑不破的”，则是要求第二个历史决议应对贯穿于毛泽东思想丰富内容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出准确、全面、科学的概括与提炼。

　　（二）提出“两个区别”，为概括归纳提供科学方法

　　在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的过程中，起草小组遇到的最大问题和困难，“就是怎样分析、评价毛泽东同志”，“又要确定他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又要批评他的错误，这个问题要处理好，实在不容易”。为处理好这个问题，胡乔木提出了“两个区别”，即“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的思想加以区别，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加以区别”。

　　一是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的思想加以区别。1980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论为刘少奇同志平反》。在文章的撰写、修改过程中，4月3日，胡乔木在与相关人员谈话时指出：“现在很多同志对五中全会公报中讲的‘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这句话意见很大，很不理解，就拿这个作题目”。他还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指它的科学体系，并不是毛泽东同志的个别言论。任何一个人都会说错话，但是毛泽东思想指的是它的科学体系”。9月21日，胡乔木在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也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个提法（关于这个名词将来怎么样解释得更妥当些，我们还有时间来研究）。毛泽东思想里面不包括他的错误，我觉得，这不算什么奇怪的事情。这个‘思想’不是个动词。毛泽东思想，并不是说毛泽东同志在那里思想，他想什么东西，就把他记录下来。不是这样，这是个名词。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学说……不合逻辑的东西，当然不能放到这个学说里面”。这些论述澄清了一些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为科学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础，有利于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和修改。

　　二是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加以区别。1980年7月3日，胡乔木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指出：“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小平同志找我们谈过几次，中心任务是要把毛泽东思想旗帜高高树起来，给它一个比较完整准确的解释，用它来统一党的思想。这个要求在现在这个稿子中没有能够实现。为了充分地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对稿子作比较大的修改或改写”。“我们现在要把毛主席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给予正确解决是非常必要的”。会后，胡乔木对其秘书黎虹说：“大家听我讲后都说这样一区分，简单明了，很有说服力，都能接受”。可见，这一区分对于更好地修改第二个历史决议、科学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两个区分”的基础上，结合全国党政军各部门高级干部四千人（此外还有中央党校等参加讨论的很多同志）对第二个历史决议讨论稿的意见，1980年11月6日，胡乔木致信邓小平并转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新稿提出了一些重要原则性设想。信中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晚期思想，在方法和主要观点上都不同于前期，我们建议加以区分，而以八大为分界。这样区分，符合历史事实，可以解决原讨论稿中的许多困难，也可以取得多数同志的同意”。“在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晚期思想以后，可考虑不用或少用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提法，但要明确批判两个‘凡是’的观点。毛泽东思想还要继续发展”。这一意见是对“两个区分”的进一步归纳和提炼，为第二个历史决议新稿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提供了科学指引，使“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得到了正确的解决”，由此奠定了科学提炼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的政治和理论基础。

　　（三）从三个基本方面概括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内涵

　　1980年5月16日，胡乔木在与决议起草小组成员谈话时提出：“要把毛泽东思想贯穿到从始至终，使人感到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在这一点上要很鲜明。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原则，要贯穿在整个《决议》的字里行间，始终使人感觉到，这是这个文件的思想的坚定不移的基础”。可见，全面系统完整准确反映毛泽东思想是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一条主线，也需要起草小组尤其是胡乔木本人对此有进一步的理论思考。经过几个月的认真思考，从三个基本方面概括提炼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思路日渐清晰，集中体现在7月胡乔木的9次谈话中，时间分别为7月3日、4日、5日、7日、8日、18日、19日、23日、24日。在这9次谈话中，胡乔木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联系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史，集中阐释了“文革”发生的原因、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如何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等问题，逐渐完成了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的概括和提炼。

　　在7月初连续三天的谈话中，胡乔木便已经着重从三个方面对毛泽东思想的实质进行梳理，三个基本点的概括已经呼之欲出，只是他还没有就三个方面展开详细论述。如前文所述，３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即“要把毛泽东思想旗帜高高树起来，给它一个比较完整准确的解释”。这既是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稿的中心任务，同时也是概括和提炼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的总要求。4日，在与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的谈话中，胡乔木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一直到今天，到将来，都是要坚持的”。“讲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加上也好，毛主席是有创造的，同汉朝人讲的本质上很不相同。毛泽东同志从反对本本主义就提出了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找不到的，如迈开双脚的说法，虽不完整，但是非常具有独创性，把是否从实际出发提到党性的高度，一直到后来的蹲点，等等，这些都不只是物质第一性的哲学观点的简单重复”；“群众路线，不能不是一个发展，虽然后来受到破坏，但仍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在当天的谈话中，胡乔木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并简要归纳了其中的两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5日，他在与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谈话时又“对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它的活的灵魂作了概括”。他说：“今天讲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怎么结合？就是要研究中国的实际，从实际出发；就是要联系群众，从群众的最大利益出发。毛主席把这些发展成了一个观点、一个工作方法的系统，还可以加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确实在世界政治上显出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寻找的道路来取得胜利的。这个传统可以永远保持……子子孙孙都要继承这个思想，要把这个思想固定下来，用显著的形式，用科学的形式、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

　　到7月24日与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谈话时，胡乔木不但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而且还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做了详细论述。

　　一是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胡乔木指出：“各国革命的道路要由各国党和人民自己去找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条件、背景。革命要依靠各国革命人民在实际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加以运用，同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在当时、现在以至将来，永远都是正确的，要坚持的。所以毛泽东思想强调调查研究，尊重群众的经验。智慧、办法要从群众中来。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总结实际经验，把各国实际经验提高成为理论，不然各国经验不会自然成为理论。这种理论还要拿到实践中去检验，无论什么好的办法都要通过试验。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二是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胡乔木结合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指出：“为什么提出依靠群众？因为当时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能依靠。要么是失败，是投降；要么是从依靠群众找出路。固然马克思主义也讲工人自己解放自己，但马克思主义政党产生后，很容易丢掉这个观点。中国革命在失败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相信群众能接受革命道理，能找到胜利的出路，能找到达到胜利的智慧和力量”。

　　三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胡乔木指出：“中国革命、建设要胜利，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任何革命斗争，不能仅仅依靠别人的援助来达到胜利，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自己的道路，是不能达到胜利的。要争取外援，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但不能离开自力更生这个基本点。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任何动摇”。

　　在此基础上，胡乔木进一步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经过很长时期发展的。这几个基本原则一直是我们的出发点。”此后，胡乔木又在不同场合对此做了相关阐述。例如，1980年9月4日，胡乔木在会见由德中友好协会主席格查·菲利普教授率领的联邦德国知名人士代表团时指出：“我们把毛泽东思想看成是一个科学。它有三个基本点：一是中国共产党决定自己采取的原则、方针和办法要从实际出发，一切服从实际。二是我们的一切活动，一定要紧紧地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力量，也就是走群众路线。三是我们的前途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奋斗，而不依靠外国力量（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朋友）。这三个基本点，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根本的出发点。”

　　在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的过程中，中央先后就决议稿的修改组织了四次较大范围的讨论：第一次是1980年10月中旬开始的四千人大讨论。第二次是198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部分老干部参加的四十多人的讨论。第三次是198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第四次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的讨论。在上述四次大的讨论中，大家畅所欲言、气氛热烈，出现了分歧很大、甚至相互对立的观点，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的概括也有不同意见，如有人认为“三项原则概括的不行，不如讲学哲学”。胡乔木坚持“三项原则”，并得到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及参加讨论的绝大多数人的认可和赞同。结合讨论意见，胡乔木对决议稿做了多次修改。据统计，其中大的修改有9次，小的修改则不计其数。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第二个历史决议，其中，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2800多字，在决议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胡乔木曾多次指出，第二个历史决议是集体作品。例如，1981年5月19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强调：“这个决议稿是二十几位同志一年多的集体作品，中经多次修改，我只是参加了一部分修改工作。稿中的重要观点很难分清是哪一位提出的”。但又正如他在会上指出的：“如有不正确不适当不明了之处，以及其他缺点，都应由我负责”。可见，作为整个起草工作的负责人，胡乔木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尤其是在概括提炼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更是如此。正如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之一、胡乔木的得力助手吴冷西所回忆的那样：“这个决议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乔木同志概括毛泽东思想丰富内容的精粹之作。”

　　三、胡乔木能够在概括提炼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

　　胡乔木之所以能在概括提炼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与毛泽东长期相处，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有着深入了解

　　从1941年2月起至1966年“文革”爆发前，胡乔木一直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在20余年里，他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对毛泽东有着深入了解。特别是20世纪40—50年代，正值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形成体系，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向前发展的时期，也是毛泽东的事业、威望发展到鼎盛的时期。在毛泽东身边，胡乔木目睹了毛泽东的正确和伟大：抗日战争时期，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由小变大、由弱到强，逐渐成为“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解放战争时期，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用三年多的时间，“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个人口占全世界近1/4的大国，毛泽东又带领“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了很大成就”。他同时也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有深刻感受，特别是十年“文革”，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胡绳认为，因为长期担任秘书，使胡乔木对毛泽东思想有更深刻的理解，“对于必须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种精神有深切的体会”。因此，胡乔木对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艰苦奋斗中所形成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些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着深刻的认识。

　　总之，与毛泽东多年长期相处的独特经历，对毛泽东本人的深入了解，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刻认识，使胡乔木能够在概括提炼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二）对党史、新中国史的深入了解

　　在延安工作期间，胡乔木协助毛泽东编辑供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史用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重要历史文献；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展后，他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整风会议和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并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中共七大；他还参加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为决议的最后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都让胡乔木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的学习和了解。因此，1951年胡乔木在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时，“五万字，一个星期完成，真是成竹在胸，一挥而就”。新中国成立后，胡乔木亲身经历了党和国家的诸多重大事件，是重要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对新中国史有着深入的体会和了解。他是“新中国多个机构首任负责人或创始人：新华社第一任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第一任署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任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任主任，等等”，这些重要经历让他与党史、新中国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建立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认识的基础上，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高度概括提炼。基于对党史、新中国史全面深入的了解，胡乔木得以在归纳提炼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自身的特质和睿智

　　所谓自身的特质和睿智，是指胡乔木的理论水平、文字功力及其聪明才智。胡乔木是中国共产党内公认的才子。毛泽东曾说：“靠了胡乔木，我们有饭吃”。邓小平曾说胡乔木是“党内第一支笔”。杨尚昆也说：“共产党有胡乔木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大笔杆子，连反对我们的人都不得不佩服。”胡绳则称胡乔木是“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这样的学者至少在我们党内是不多见的”。

　　胡乔木知识渊博，勤于思考。他既是著名的党史专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他接触过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当他深入思考问题时，一方面其思想之活跃，有如涌泉，不断喷溢智慧的琼浆；另一方面，其思维之缜密，有如水银泻地，立论严谨，少有疏漏。同时，他对文字十分讲究，强调文字要夹叙夹议，有质有问，议论风生，画龙点睛”。胡乔木一生勤奋好学，与时俱进，并有密切关注现实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忧国忧民，忧得很深”。在胡乔木身上，体现了一种“不断研究社会主义实践的新经验，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而不受过时的和不符合实际的观念的束缚的科学精神”。

　　自身的特质和睿智，能够与时俱进，善于把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使胡乔木能够得出带有规律性的认识，从而归纳提炼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的内容。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和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重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并强调“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这就说明，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与此同时，胡乔木在负责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过程中，为完成归纳提炼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也更加彰显，体现了一名共产党人为党和国家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作者简介：鲁书月，法学博士，教授，邯郸学院。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