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完成土地改革，采取一系列从低级向高级的过渡形式，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1949～1956年的努力，成功实现了马克思曾设想的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和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既借鉴了苏联的许多做法，又以苏为鉴并结合中国国情，开始了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这个探索实践中，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主张，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新的探索，逐步形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起到了理论奠基和经验准备的作用，而邓小平理论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创新发展。 

　　一、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的制约，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并以苏为师，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践中，毛泽东发现了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提出对苏联模式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的思想，并开始探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他从多个方面对苏联经验进行了反思，第一个站出来批判苏联模式，并试图“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的发展模式［1］。这正是他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反映。他曾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2］他多次强调，认清中国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基本依据。毛泽东勇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精神，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冲破长期“左”的禁锢奠定了思想基础，对党破除僵化的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是与毛泽东破除迷信苏联，试图寻找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实践分不开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3］是当代科学社会主义最伟大的理论成果。正如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道路“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3］（p.1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4］，提倡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此后，邓小平讲到毛泽东思想，讲得最多的就是实事求是。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5］坚持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学习外国经验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邓小平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5］（pp.2～3）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内容上，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正确的思想主张，如重视发展农业、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等等。这些都为邓小平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探索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曾意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1954年6月和1957年2月、7月，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讲话中，把社会主义区分为“建立”和“建成”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他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刚刚建立，还没有建成，要建成社会主义，还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和发展社会生产力。1958年11月，毛泽东告诫全党对中国经济发展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其主要问题就是要解决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他明确指出，现阶段是社会主义，人民公社中的集体所有制不等于全民所有制，将来达到全民所有制也不等于就是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期，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有10多年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结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进行了较为集中的思考，提出了“社会主义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的思想。他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是凝固不变的，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实现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并提出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到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需要一百年左右或更多时间。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在当时急于过渡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大背景下，没有形成理论体系，较多的是建立在对马列社会主义阶段论的感性认识之上。但这些思想主张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艰苦探索，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对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成为一个基础性的理论课题。邓小平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成员，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有深刻的认识。他在谈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有一个发展过程。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6］。1987年8月，邓小平在谈到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时第一次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5］（p.252）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阶段性理论，结合中国国情，较好地解决了阶段性与整体性相统一的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此后，经中共十三大正式确认，并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经过上百年的时间。 

　　三、关于所有制改革路径的探索 

　　在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并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7］这破除了长期以来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的保守僵化的认识。 

　　毛泽东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规律，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有了正确认识，这对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探索是一大贡献。 

　　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写信给中央，提出了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充分肯定和支持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二是提出问题不等于解决问题，用什么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需要进一步研究。邓小平从生产力角度来考虑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适应性问题，他提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5］（p.63），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时，往往忽视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仅仅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社会主义发展程度的错误。为此，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特殊形式，邓小平提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从发展生产力角度进行体制改革。他多次提到要发展生产力，改革是必经之路。邓小平一再强调，改革“实质上是一场革命”［5］（p.174），“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5］（p.113）。这样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不仅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变革，而且还涉及整个社会的转制与改造，并最终引起社会的经济、科技、文化和人的精神状态等一系列全新的变化。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5］（p.370）这一思想深刻揭示了改革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彻底消除了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仍然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错误认识的影响，指明了唯有改革才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由此，邓小平所有制改革理论全面系统论述了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对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伟大作用，解决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不断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重要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不断实践、不断总结，“摸着石头过河”，终于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中枢环节——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逐步得到突破性的进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有制改革的过程，就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对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的认识越来越科学、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定位越来越准确的过程。邓小平理论对所有制改革路径的探索，在实践中体现了中共中央在大力倡导改革的同时，不只是注重改革的形式，而是更加注重改革的内容。邓小平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p.373）这一思想使全国人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一个科学的认识，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从而使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与实践得到进一步的统一，使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实践探索中得到创新发展。 

　　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向苏联学习”，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毛泽东基本上赞同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意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但是他主张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革，并从1956年开始寻找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精神，中国开始改进管理体制的尝试，然而探索的方式集中在分权与放权方面，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寻找平衡点。1958年11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说：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地进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8］他还提出让领导干部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赞同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存在原因的分析。此外，毛泽东还提出要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要把国家和人民公社的商品交换纳入计划的轨道。这一看法不仅突破了把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而且开始克服了把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的局限性。这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论断是一致的。可以说，毛泽东还是重视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但只是把它们放在次要的地位。尽管毛泽东的一些正确认识在经济建设中没有始终坚持，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是有所突破的，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末他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论述，对此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具有积极影响。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责主要应限于宏观经济领域，而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最大弊端在于限制和排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调节作用。正是在这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长期滞后。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毛泽东关于计划经济体制思想的局限性在于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因而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藩篱。而邓小平抓住了制约经济发展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并有了突破性的认识。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说过：“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4］（p.236）1985年，邓小平又重申了这一思想，他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5］（pp.148～149）邓小平还对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做了明确界定：“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5］（p.367）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5］（p.373）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指导下，中共中央逐步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郑重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深刻阐述了这一改革目标的理论原则，在理论上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正式确立。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理论上指明了解决“新旧体制并存状态”的途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提出，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发展的必然产物。邓小平提出并阐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他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对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而产生的。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又总结了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的经验，从体制上作了比较，具有时代性、实践性、开放性与中国特色，从而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崭新的目标模式，赋予了社会主义发展事业新的生机与活力。 

　　五、关于建立全面开放战略格局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上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中国在外交上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是当时国内外条件所决定的。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对中国采取封锁、压制和敌视的政策，只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积极支持刚成立的新中国。但即使在实行“一边倒”政策时期，毛泽东也一再强调不能丧失党和国家的独立性，不能盲目照搬外国的政策和经验，而应该独立自主地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去处理问题和制定政策。 

　　新中国遵循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不仅坚持独立自主，而且不干涉别国内政。正因为依靠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思想，新中国正确处理了国家间和政党间的关系，因而赢得了世界各国和各国党以及人民的信任，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些都为以后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一贯的指导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极为重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学习外国的经验。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谈到要正确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主张，应该把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长处、本国实际与外国的经验辩证地结合起来。正是由于在实践中坚持和遵循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一方针，新中国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的长期封锁，捍卫了国家的独立与主权，依靠自己的力量逐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一指导思想未能得到坚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概括和发展。首先，他指出：“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5］（p.64）其次，邓小平根据世界局势的变化，顺应时代潮流，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5］（p.64）、“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5］（p.78），指明了中国一定要面向世界的发展方向。再次，鉴于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确保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邓小平指出“没有对外开放政策这一着，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更困难”，［5］（p.90）指明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符合中国国情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只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吸收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验（包括资金），才能加速中国的建设。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逐步形成了由沿海到内地，从东部到中部、西部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多渠道的全面开放的格局。 

　　邓小平在不断的实践中把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提出的对外开放思想是对毛泽东有关思想主张的继承和创新发展。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确立、发展过程及实践证明，独立自主必须同对外开放相结合，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要在对外开放中增强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使毛泽东独立自主原则达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邓小平在总结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少走了弯路，并勇于创新，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加快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 

　　［ 参 引 文 献 ］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 

　　［3］《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5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8页。 

　　［7］《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757页。 

　　［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10页。 

　　［作者简介］钟瑛，管理学博士，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