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纪念胡乔木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2012年5月30日）

　　胡乔木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研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不仅积极倡导、支持和推动国史编研的开展，而且在繁忙的公务活动中挤出时间致力编研国史，潜心解决国史编研中的各种重大和疑难问题，为党领导的国史编研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77年11月，乔木同志被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首任院长，未等中央的任命通知发出和国务院颁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印章启用，便动笔起草了一份上报国家计委的“三年规划的初步设想”，提出今后三年要编写的一批各学科的基础性著作和工具书，以及包括中国现代史研究所在内的14个需要新建立的研究所。接着，他在1978年1月社科院科研规划制定的动员大会上，详细阐述了对社科院三年规划和八年设想的指导思想、主要内容，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各研究所计划里应当首先增加的最基本的著作，并且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现在还没有人着手研究，要赶快着手研究。”会后，在他主持制定的“八年内拟新建的研究所（草案）”和“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题一百例”中，将原来设想新建的14个研究所扩充为40个，并将中国现代史研究所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许多国史专门史或专题性的选题列入了选题一百例。同时，他在草拟的《1978-1985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纲要（初稿）》中，又将选题按学科分成了20类，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和其有关国史的选题分别列入史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类里，还增加了许多与国史相关的新的选题。

　　囿于当时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始终未能建立起来。于是，乔木同志组织了三个写作组，分头负责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毛泽东思想基础。为使这三个组尽快开展工作，他出面找人谈话，亲自选择办公地点。以后，在他建议下，又成立了中国现代史研究室，放到近代史研究所里代管。1982年，他在辞去院长一职后，建议社科院对建国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作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指出这不仅是为中国现代史研究积累资料，也是为了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全党工作。根据他的建议，中国社科院上报了组织编纂大型丛书《当代中国》的方案，明确其意义之一在于“为以后进一步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做好准备。”该报告经过中央书记处批准，由中央宣传部出面部署，中国社科院、新闻出版署和后来成立的当代中国研究所组织实施，先后动员约10万多学者和干部参与编写工作。丛书按照部门、行业、省市、专题设卷，历时15年，陆续出版了 152卷、211册，总计1亿字、3万幅图片，为国史编研提供了翔实资料，打下了坚实基础。

　　乔木同志在从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后，仍时常挂念国史编研工作。1989年，他根据“八九风波”的教训和《当代中国》丛书编纂工作取得的成果，再次提出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意见，并借鉴中国古代重视国史，设置国史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统，以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正副组长杨尚昆、薄一波和他的名义，向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写出报告，郑重建议成立行政上由中国社科院代管、政治上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指导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得到了中央批准。报告指出：“我国建国已40余年，建国以来的历史已占党的历史的大部分，而至今对于建国以来国家和党的历史的研究工作都极为薄弱，极需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予以加强。”当代所成立后，创办了国史研究的杂志《当代中国史研究》和负责出版国史类书籍的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成立了挂靠在当代所、负责联系全国国史学界同仁的学术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创办了学会的刊物《国史参阅》，又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里设立了培养国史研究高级人才的国史系，使国史编研终于有了开展工作和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的基地。

　　乔木同志不仅积极推动国史编研的开展，而且对国史编研工作经常直接或间接地给予悉心指导。例如，他在三次提议设立国史编研工作机构的同时，都提出要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编年史搞起。他在提议建立当代中国研究所时，还具体谈了将1949-1989年的国史分为9个时期的设想。这一设想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从一定角度提出的，今天看起来虽然并不一定妥当，但国史工作者仍可从中受到启发，把它作为研究国史分期问题的一种参考。

　　既然我们党有党史研究及其工作机构，为什么还要进行国史研究、成立国史编研机构呢？对这个问题，乔木同志虽然没有直接回答，但从有关谈话中可以看出他的见解。有一次，他在谈党史编写的工作时说道：党史要跟政治史、军事史相区别，党史是党史，跟党史太远的事情不能成为党史的正式篇幅。在1979年8月同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同志谈有关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时，他指出：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规律不是文学史研究的对象，而是另一种历史研究的任务；科学史、哲学史、经济史等等研究的对象，也只能是科学、哲学、经济本身发展的实际成果和变化，而不能变成科学管理史、哲学批判史、经济政策史。这些意见所说的文学、科学、哲学、经济学学科中的当代史问题，虽然与国史学科中各专门史的研究不完全一样，但它毕竟触及到了国史研究的学科定位问题，对国史编研的开展，尤其是如何区分国史与党史研究、如何界定国史学科各专门史研究的内涵，具有宝贵的指导价值。

　　除有关国史编研问题的论述以外，乔木同志有关历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大量论述，许多对国史编研同样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例如，他反复强调，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历史研究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历史研究必须掌握基本功，历史研究要放宽视野，等等。显然，这些都是国史工作者应当遵循的原则。其外，他所发表的大量有关如何撰写史书的意见，虽然基本上是就党史而讲的，但其精神对编修国史也是适用的，同样需要国史工作者认真领会。

　　乔木同志不仅重视、倡导、关心、支持国史编研，而且本身就是一位国史编研的积极实践者、探索者。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时期，他结合党的文件起草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深入钻研国史中重大而疑难的问题，拿出了一系列具有相当学术水平和政治影响的研究成果和有很强说服力的答案，对国史学界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早在195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前夕，乔木同志便根据毛泽东要他写一个“党史大纲”的指示，依据自己担任毛泽东秘书以来参与党的历史文献编辑和对党的历史经验总结的长期积累，用不到一周时间写出了约3万多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初稿，显示了乔木同志善于驾驭史料和抓住历史脉络的能力。该文随后几经修改补充，又经刘少奇审改和毛泽东定稿．以小册子的形式和他个人名义公开发表。该文虽然主要回顾的是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和对其基本经验教训的总结，阐述的是毛泽东思想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但由于记述的下限截至1951年6月，所以里面已经包含了许多国史的内容。可以说，它既是我们党的第一本党史读本，也是第一本有关国史的作品，对后来的国史编研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后，乔木同志没有机会再动笔撰写国史，但他通过主持起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的讲话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导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七、八、九章，发表了许多对国史问题的真知灼见。他在晚年为赴美国访问而撰写的三篇学术讲演稿，即《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和《中国领导层怎样决策》，是他为党和国家进行对外宣传的力作，也可以看成是他有关国史专题研究的学术论文。

　　与其他学术研究一样，国史研究也有很多难点重点问题。例如，如何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如何看待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性质，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正确解决，不仅国史研究难以深入，就连撰写都很难下笔。对此，乔木同志通过主持党中央文件的起草和会见外宾的谈话，通过宣讲党中央文件的讲话、报告、文章，从理论与实际、政治与学术的结合上一一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乔木同志在国史编研方面的贡献，充分体现了他作为我党思想理论战线的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敏锐政治眼光、深厚理论功底和高超学术素养，以及科学严谨的学风。我们今天纪念胡乔木，应当记住他为推动国史编研事业，特别是为建立当代中国研究所而付出的努力、做出的贡献，学习他观察和研究国史问题的立场和方法，领会他对于国史和国史编研工作的精辟见解和谆谆教诲，沿着他为我们开辟的道路，努力把当代所建设成名副其实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汇聚一流科研人才、具有一流学术水平的国史编研基地和学术交流中心，把党的国史编研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