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正确看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坚持用历史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深入剖析产生问题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根源，真正把握历史规律，得出科学正确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起草的。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就历史决议的起草问题共进行过十多次重要的谈话。为《决议》的最终形成付出了他的智慧和心血。
拿出一个东西来，对建国30年来党的历史作出科学的总结，对“文化大革命”作出评价、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正确的评价，澄清人们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在实际工作中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和深入进行，党内外的思想也空前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但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人受“左”倾思想的束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把党的错误加以极端的夸大，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恶毒攻击毛泽东同志。党内也有极少数人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在党揭露和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时，思想发生动摇。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必将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在1979年春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人们比较集中地讨论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和对“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总结的问题。有人提出要像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作出一个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30年来的历史作一个总结，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文化大革命”。
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邓小平认为，我们党要真正掌握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就必须正确地认识建国以来党走过的历史道路，科学地总结党在这个历史时期的历史经验。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党的历史、正确对待毛泽东同志的功和过。起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以提上党中央的议事日程。因此，他提出，应该“拿出一个东西来”，对建国30年来党的历史作出科学的总结，对“文化大革命”作出评价、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正确的评价，澄清人们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针对当时有不少人主张不要急于做历史决议，留待十二大甚至更后去解决的意见，邓小平说，很显然，人们“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05—306页）1979年10月下旬，邓小平找有关同志谈话，他说，常委研究，准备为明年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后年十二大做点准备工作。主要是思想工作。关于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着手，明年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
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
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党中央于6月间决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庆祝国庆30周年的大会上作重要讲话。中央认为：“对过去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但是，在庆祝建国30周年的时候，有必要给予初步的基本估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0页]这个讲话要对建国30年的历史作出总结，必然涉及到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邓小平对这个讲话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邓小平提出，对建国30年的总结，要有“新内容”、“新水平”。他认为，不要局限于过去党的认识，要随着几年来的实践向前发展。
第二，邓小平提出，建国30年讲话对毛主席的作用和贡献一定要讲够。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讲话稿几经修改，9月下旬，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获得讨论。讲话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对我们建国30年来的成绩，作为历史的主要方面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个讲话比党的十一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又前进了一步，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要求。为随后历史决议的起草奠定了基础。邓小平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
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10月底，中央组织了历史决议起草小组，20多名理论工作者先后参与起草。邓小平亲自主持决议的起草工作。
1980年3月，起草小组拟出了《决议》起草提纲，送给邓小平审阅。3月19日，邓小平约请起草小组主要成员谈话。邓小平说，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好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他说，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这三条”贯穿了历史决议起草过程的始终。
不要把30多年的历史写成黑历史
1981年3月9日，邓小平对决议草稿中历史部分提出了重要意见：他认为，缺点错误讲得多，成绩讲得少，鼓舞人们提高信心、提高勇气的力量不够。从历史问题决议中肯定成绩，指出缺点错误，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很必要。但是千万要注意，不要把30多年的历史写成黑历史。
在看到决议的初稿后，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前10年这部分与原先设想的方针不对头。历史不是这样的，这不符合实际。
邓小平对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了他自己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看法：他认为，建国头7年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
“文化大革命”的前10年情况比较复杂，争议也比较大。其间发生的问题比较多，在决议草稿讨论的过程中，有的同志认为，这十年成绩不是主要的，错误是主要的。邓小平认为，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充分肯定成绩，同时也要讲到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
关于“文化大革命”，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整个是一场反革命。邓小平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他主张，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事件要作具体分析。在决议稿讨论过程中，有人提出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产物，是非法的。邓小平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认为要承认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这不符合实际”。“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03—305页）“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
对建国以来党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的分析要恰如其分
历史决议中涉及建国30年来党史上的一些重大是非问题。邓小平强调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要恰如其分。比如说高饶问题。邓小平认为，“揭露高饶问题没有错”。作为当事人之一，邓小平回顾了当时高岗、饶漱石搞分裂的情况，认为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再比如，反右派问题。邓小平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但是，“错误在于扩大化”。对于错划的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邓小平特别强调，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
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对华国锋的问题写不写，怎么写？粉碎“四人帮”后，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决议稿中要不要点华国锋的名，在讨论过程中意见不一致。邓小平说：“我们大家斟酌，认为不提名字还是不行。”“华国锋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我们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对于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华国锋的旗帜的这种动态，邓小平说，“我们应该说，我跟好多同志也说过，这些事华国锋同志本人没有责任，他自己并没有搞什么活动”。
不要再提“路线斗争”
关于“路线斗争”的提法，邓小平提出，以后“原则上不再用”这种提法。他说，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
把“路线斗争”、“路线问题”提到比较严重地步在我们党内是从30年代王明开始的。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以来，在我们党内的生活中间，在搞所谓“路线斗争”、在批判所谓“路线错误”的时候，形成了一套形式主义的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讲路线，历史上用惯了，用到谁的头上谁就不得翻身，还要上挂下联。“文化大革命”中用得更滥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提过一段党的历史上的“十次”路线斗争。历史决议要不要这样提？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第一次对决议起草提纲谈意见时，就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谈了对党内的几次大的斗争的看法。
他说，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但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
决议起草过程中，在分析毛泽东和党过去的错误时，有人提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路线错误。邓小平认为，提不提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就有个分寸问题。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过去评价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这是我们不主张提路线斗争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对待这个问题。邓小平把这个问题提高到“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他说，对十一大，不要说什么路线错误。对“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
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争议最多的是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首先是决议要不要写毛泽东思想？
1980年6月，决议草稿出来后，邓小平看了不太满意。认为没有很好地体现原来设想的要确立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6月27日他同起草小组主要成员谈话，他说，这个决议草稿不行，要重新来。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要把这些思想充分表达出来。
邓小平随即列举了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要求“都要写到”。“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他还说，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他强调，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恰当。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主要的内容，还是要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结语写一段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中间还要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方针办。“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 胡乔木关于《历史决议》的历次谈话记录（打字稿），第38页]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实际上为历史决议写好毛泽东思想这一内容找到了一把钥匙。也就是我们现在要把毛主席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评。7月，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草稿作了较大的修改。并将修改后的稿子提交中央书记处讨论。在经过反复修改，并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后，10月中共中央又组织4000名高级干部对草稿进行讨论，进一步征求修改意见。
关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仍然是讨论中的热点和争论的焦点。大多数同志认为决议中应该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肯定毛泽东思想。当时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干脆不提毛泽东思想。
10月25日，邓小平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它还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邓小平认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要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就是要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的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
历史决议要不要写毛泽东的错误？怎么写？邓小平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要写，但不能写过头。
在决议稿讨论过程中，有些同志带着私人感情，对毛泽东的评价提出了不正确的批评；也有人提出：“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也有人说：“评价毛泽东可以分前后两段，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后期是极左主义者。”有人甚至说：“整个建国三十年来，中国发生很多次重大错误和失误，所有这些错误都应该由毛泽东一个人负责。”
邓小平看了有关讨论意见的简报，首先肯定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有些意见很好”。
同时，对于一些偏激的意见，特别是对毛泽东的一些不正确的意见，邓小平认为必须予以澄清。
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必须立足于党的整个历史，立足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立足于毛泽东在党的历史发展的各个重要关头所起的关键作用。不能只看到建国后，特别是晚年毛泽东犯了许多错误。因此，邓小平认为陈云的意见很好，在决议中“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60年。60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03页）这就是后来形成的《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回顾》和《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
对于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认为，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毛泽东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等问题上，犯了大错误。邓小平还反复强调，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文化大革命”以前那些错误都归一个人，别人都是正确的，这样看问题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共产主义的道德。他在决议起草之初就说过，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邓小平讲他自己在当时也都同意过一些错误的东西。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要求，在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
即使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犯了严重错误，邓小平也不同意完完全全否定毛泽东这10年。虽然在全局上毛泽东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的错误。比如说，打倒老干部的问题，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的老干部整倒，“至于后来愈来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邓小平还充分肯定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文化大革命”中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所以，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邓小平始终坚持，毛泽东不是孤立的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在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第一位？在讨论过程中，有些人认为：毛泽东 “过大于功”。受这些意见的影响，决议过程稿曾加重写错误的分量，调子比较低沉。邓小平看后十分不满。他始终坚持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一原则。1980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
根据邓小平的这些谈话精神，决议起草小组对草稿作了大的修改。1981年3月9日，邓小平在看了修改后的稿子中的历史部分时说，现在稿子的调门不对头，好像错误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别人都对。中心是老人家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错误讲过分了，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恰当，国内人民不能接受，国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几经修改，到3月18日，邓小平说，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3月底，决议草稿送交中共中央52位负责同志修改。在他们修改基础上，起草小组再改出一稿，提交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0多人讨论。6月22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举行预备会，对决议稿进行第四轮大的讨论。邓小平再次谈了他对《决议》稿子的看法，指出：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邓小平始终站在历史的高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分析的方法，实事求是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对起草历史决议提出了正确的原则性的意见，从而抛弃了过去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方法。他强调要把握建国30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重点写好党领导人民进行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他还强调，要正确看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坚持用历史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深入剖析产生问题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根源，真正把握历史规律，得出科学正确的结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作者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