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扩大市场作用的问题，陈云20世纪50年代就很重视，并力图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加以实行。中共八大期间，他曾提出过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后的经济体制构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在生产方面，国家计划生产为主体，自由生产为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这个构想虽然未能实现，但却在许多干部的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9年3月，他在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与思考之后，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思想，指出:“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两部分，一为计划经济部分，二为市场调节部分;而且，在今后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部分的数额不是此涨彼消的关系，而是“都相应地增加”。［3］以后，他把这一思想概括为“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

　　那时，邓小平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观点与陈云是完全一致的。1979年11月，他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说:“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4］1982年4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全国一盘棋，主要经济活动都要纳入国家计划轨道。”［5］正因为如此，“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被写进了胡耀邦所作的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目标模式。江泽民总书记1995年在纪念陈云诞辰90周年大会上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率先批评过去计划工作中的弊端，“对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6］他这段话指的正是这个意思。

　　在扩大民主方面，陈云的观点与邓小平也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两人都遭受过“左”倾错误的打击，对缺乏民主的弊端有着切肤之痛。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说:“现在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不够，这个问题很重要，要展开讨论。”［1］（p.394）在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把“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作为自己闭幕会讲话第二部分的标题，并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4］（p.144）1980年，他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中，更加系统地分析了我国一度缺少民主的制度原因、历史原因和思想原因，指出这种现象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过于集中、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有关，与旧中国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有关，与对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管理体制的误解和个人崇拜的风气有关;提出要从健全法制，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划分中央 领导机构的任务和权限，建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制度，实行党委决定重大问题一人一票的制度等多个方面，解决现行制度中的弊端。［4］（pp.327～341）　

　　对于党内民主的问题，陈云早在1962年2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说过:“这几年我们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些人对是否能真正发扬民主表示怀疑，这是不奇怪的。”　 ［3］（p.190）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后的即席讲话中，他又指出:1957年，毛泽东曾提出要求全党达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由于种种干扰，很多年没有实现。“这一次党中央带了个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有可能在全国实现。”［7］中共十二大前，他审阅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稿，看到里面讲“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 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他指出这种说法不对，“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3］（p.274）后来，他又多次提出，要允许大家提不同意见，“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3］（p.275）他还在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民主制度化的问题，强调:党内“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3］（p.359）。正因为邓陈两人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有着共同的观点，那几 年，我国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人民民主，都比改革开放前不知扩大了多少倍。现在，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在沿着他们当年指引的正确方向，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深化。可以说，我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享有这么多切实的民主权利。

　　在要不要对外开放的问题上，陈云与邓小平的观点也是相同的。“文化大革命”后期，陈云一度部分恢复了工作，在国务院业务组（该组织是当时处理日常经济建设问题的最高领导机构——笔者注）中，协助周恩来负责对外贸易的政策，并积极参与了从西方国家引进总额达43亿美元机器设备和技术的工作。针对“四人帮”鼓吹的那套闭关锁国的极“左”理论，他提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3］（p.219），进口大宗货物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3］（pp.221～222），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棉花、化肥等原材料加工后再出口［3］（pp.223～224）。所有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对外开放的先声，与邓小平复出后提出的一系列对外开放的主张，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陈云与邓小平在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一致主张，是他们携手启动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