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原名钱秉穹，191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共产党员。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活，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16岁便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2年，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钱三强毕业后，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翌年，他通过公费留学考试，在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之际，以报国之志赴欧洲，进入巴黎大学居里试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是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

　　1940年，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又继续跟随第二代居里夫妇当助手。1946年，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1948年夏天，钱三强怀着迎接解放的心情，回到战乱中的祖国。他回国不久就遇到1949年1月的北平和平解放，他在兴奋中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随后，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派人找到他，希望他随解放区的代表团赴法国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共中央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5万美元，要他帮助订购有关原子能方面的仪器和资料。看到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新中国尚未建立时就有这种发展科学事业的远见，钱三强激动得热泪盈眶。从国外归来后，他于开国大典当天还应邀登上了天安门。

 

　　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并于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8年，他参加了苏联援助的原子反应堆的建设，并汇聚了一大批核科学家（包括他的夫人），他还将邓稼先等优秀人才推荐到研制核武器的队伍中。

　　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己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人们后来不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晚年的钱三强身体日衰，仍担任了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务，一直关心中国核事业的发展。1992年，他因病去世，终年79岁。国庆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钱三强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表彰了这位科学泰斗的巨大贡献。

　　钱三强和何泽慧

　　何泽慧为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1914年出生于江苏苏州，其丈夫钱三强为中国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之子、第二代居里夫妇的学生，也是赫赫有名的核物理学家、新中国“两弹一星”元勋。夫妇二人被西方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1992年，钱三强院士因病离何泽慧院士而去，终年79岁，两位科学家的爱情故事颇具传奇色彩，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

　　钱三强和何泽慧同为清华同学，但两人却在不同的国家留学、工作，一个在法国，一个在德国。从1943年起，何泽慧开始与在巴黎留学的清华同学钱三强通信。钱三强长何泽慧一岁，天性聪敏，勤奋好学。受家风影响，钱三强从小博览群书，兴趣广泛，待人接物彬彬有礼。

　　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与何泽慧就被物理系的同学称为“郎才女貌、天生一对”。毕业后，何泽慧赴德国留学，钱三强则被物理学家、北平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选中，考到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

　　二战爆发后德国与外界的交流被禁止，他们一直无法取得联系，直到1943年，德国与法国之间才可以通信。于是何泽慧给7年未见的钱三强写了一封信。当时由于战争信不能封口，而且只限25个法文单词。信的大意是:问钱三强是否还在巴黎，如可能，代她向家中的父母写信报平安。

　　何泽慧与钱三强这段美好的姻缘就是从这封短信开始的，两位年轻人的通信也越来越频繁。

　　金童玉女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与钱三强结婚后，已经在德国做过两年核物理研究的何泽慧顺利进入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与钱三强成为同事。

　　他们在居里实验室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经过几个月的实验分析，1947年初，他们正式发表论文，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这一项二战后新的重要科研成果公布后，在国际科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当时，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由我们所熟知的居里夫人的长女伊莱娜和她的丈夫弗莱德里克·约里奥主持，故在当时西方报道中，称赞何泽慧与钱三强是“中国的居里夫妇”。

　　为学部建设献策尽力

　　1954年2月，钱三强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他首先抓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筹建学部。经过反复酝酿讨论，他主持起草了筹组学部有关文件。同时，主持拟订了《学部暂行组织条例》。

　　科学院各学部成立后，在制订全国科学发展规划，加强学术领导，以及团结院内外科学家，发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国内科学界的重视，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文革”中，学部被迫停止一切活动。“文革”后，钱三强被任命为中科院党组成员和副院长，立即着手恢复学部的工作。

　　在当时条件下，恢复学部工作异常艰难。自1957年后，22年没有增选学部委员，健在的学部委员平均年龄达73岁。因此，增选一批新学部委员，是恢复学部活动的当务之急。钱三强亲自组织了选举工作。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推荐、酝酿、协商、评审，1980年11月，选举出新的学部委员283人，学部委员平均年龄从73岁下降到65岁。学部工作恢复了生机。

　　由于种种原因，1980年后10年未增选学部委员。钱三强考虑再三之后，于1990年5月7日，向李鹏总理写了一封言真意切的署名信。他写道：大家对我国人才“断层”问题深表关切和担忧。人才断层不仅表现在中层，还表现在高层，例如代表我国最高学术荣誉称号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也面临这种状况。

　　6月2日，李鹏总理在办公室约见了周光召院长，就学部工作进一步听取情况汇报，进行研究。同年11月16日，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增选学部委员的请示，还规定增选学部委员每两年进行一次。

　　自此，学部工作开始了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实践，学部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也为在我国实行院士制度创造了条件。

　　热心支持交叉科学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科技界出现了“加强软科学，发展交叉科学，提倡学科交叉”的认识热潮。当时身为中国科协副主席的钱三强，以鲜明的态度积极支持。他在第一次全国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上，作了《迎接交叉科学新时代》的演讲。这次演讲被公认为交叉科学发展史上的“著名演讲”，受到广泛重视。

　　1986年9月，中国科协成立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联盟工作委员会，钱三强兼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会的任务开宗明义：加强软科学、交叉科学、管理科学等方面的研究、宣传和培训活动，加强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联系，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1987年后的一段时间，包括科学技术、教育、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哲学、新闻出版等在内的知识界，出现了联合交叉大讨论的热潮。这一热潮的发起者，就是钱三强领导的促进联盟委员会，特别是由他亲自策划并主持的系列“科学与文化论坛”。

　　一开始，钱三强就“论坛”的宗旨作了说明：“充分认识科学技术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确定包括科技与教育、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在内的新文化观念，提高全社会的科学文化素质；充分认识科技在文化建设中的特殊作用，把科技知识的传播同思想道德教育结合起来，把数以百万计的科协成员变成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钱三强的设想，迅即得到钱学森、于光远、郑必坚以及指挥家李德伦、作曲家吴祖强等人士的热情支持。

　　从1988年5月25日首次“科学与文化论坛”举办，到1989年“五四”前夕结束，共举行了5次，每次都是各界有识之士踊跃列会，争相论谈，气氛十分活跃，推动了科学与文化相互促进和融合。

　　甘当人梯培养科技人才

　　钱三强30多岁时已经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实验物理学家，如果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公认其在该领域会更有建树。然而，回国后，他无条件地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放弃自己心爱的科研工作，以主要精力从事科学组织工作，为别人创造了施展才华的条件，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

　　在科研工作中，钱三强注意发挥青年的主动性，放手让他们大胆探索，在一些关键之处给以指点；他注意引导和鼓励青年独立思考，发表见解，即使是不成熟的或萌芽状态的，他总是给以热情支持，并一起讨论，逐步完善；他以平等态度与青年交往，经常以自己的经验教训和亲身体会，帮助青年少走弯路。每年新大学生、研究生到所里报到，他都要亲自给大家做报告，鼓励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正是由于钱三强等老一辈科学家坚持不懈地对青年科技工作者的鼓励、信任、教诲和示范作用，在我国核科学技术领域中，有一大批年轻人自觉自愿地把自己的青春才华和毕生精力，默默无闻地奉献给国家和人民期盼的事业。

　　1992年6月28日钱三强逝世后，周光召为《钱三强论文选集》撰写序言，追述他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的贡献，赞誉他的高尚品德。序言中写道：

　　钱三强先生正是这样一位掌握全局，运筹帷幄的指点之才，他无愧于这个时代。熟悉钱先生的人，不会忘记他那宽阔的胸怀，勇挑重担的气魄，杰出的组织才能，甘为人梯的精神，谦逊朴实的作风，以及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的高风亮节。在钱先生身上，科学和道德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正是因为这样，钱三强先生才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仰慕，科学工作者的爱戴和全国人民的尊敬。

　　（本文摘编自新华网、中国网、《中华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