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1］毛泽东认为，技术革命是“赶上和超过英国”的重要途径，只有科技跃进了，才能实现工业、农业、商业、文教等各行各业的跃进。随后，当“大跃进”运动兴起之时，正是新中国科学技术革命的重要发展时期，从而形成了科技“大跃进”之潮。科技“大跃进”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很多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包括当时中国正在努力钻研的原子能技术。
一、科技“大跃进”之“以土为主”
科技“大跃进”对新中国原子能事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需要首先弄清楚科技“大跃进”的模式，因为这决定了科技“大跃进”对原子能事业的影响路径。
发展科学技术，专业人才的延揽和培养必须先行。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会上，周恩来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2］此后，逐步展开的技术革命采取了“土洋并举”的实现路径。“洋”就是依靠知识分子，主要是尖端科技人才，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实现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土”则是号召各个层次的力量，共同钻研现代科学技术，尤其要将群众的智慧和才智发动起来，鼓励群众发明“土办法”。在当时看来，“土办法”是一个“可以更广泛的调动群众，使人人动手”的好办法，“同时，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仅能解决生产上的关键问题，而且可以制造出尖端产品”。［3］
1958年5月5~23日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5月5日，刘少奇在报告中提出：“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应用和发展。把集中领导和分散经营充分地结合起来，把中央的力量和地方的力量、国家的力量和群众的力量充分地结合起来，把大型的事业和中小型的事业、提高的工作和普及的工作充分地结合起来，这一切，不但适用于工业，而且适用于其他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适用于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整个事业。”［4］在这里，“分散经营”、“地方力量”、“群众的力量”，都是对群众本身及其可掌握的技术方法、简易发明等的肯定。可以看到，从这个时候开始，在实现技术革命的可行性路径方面，群众发明的“土办法”已经得到了肯定。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科技“大跃进”兴起，全国各条战线都陆续开展了技术革命。6月3~5日，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各研究单位的1800多人举行了跃进大会，提出要“以排山倒海之势发起向世界科学高峰的大进军”。［5］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地方也能大办科学事业》的社论，指出：“要使我国的科学工作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发展的需要，并且在今后十年内赶上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仅仅依靠中央、依靠少数研究机构和少数专家办科学事业是远远不够的。正确的作法是：既要靠中央，也要靠地方，既要靠专家，更要靠群众。就是说，要两条腿走路，而不是一条腿走路。只有掀起一个全民学科学、全国办科学的运动，作到中央和地方办科学同时并举，大型科学机构同中小型科学机构同时并举，并且在重点学科和最新技术的指导下大力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科学工作才能够得到迅速的发展。”以此社论为标志，科技“大跃进”的“两条腿走路”、“土洋并举”，已经明显偏向于“也要靠地方”、“更要靠群众”的土法路径上来。相关宣传也提出：“土办法”虽然简单，但“在当前技术革命大发展中，一些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高级、尖端的产品，正在用土办法创造出来，都是构造更简易，效率更高，独具风格的产品、新计划”［6］。
196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不论哪一种企业，都要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都应当根据各自的需要和可能，能洋就洋，不能洋就土，主要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来积极地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7］在这里，强调“主要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即说明实现科技革命的主要路径已经由“土洋并举”转为“以土为主”。“土法上马，土洋结合，以土为主，土办法大显威风，是这次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显著特色”［7］（p.226）。
总之，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科学技术革命的模式经历了一个由“土洋并举”向“以土为主”的变化过程。在“大跃进”运动兴起的氛围之下，随着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了“跃进”时期。科技“大跃进”尽管一开始走的是“土洋并举”的路径，而中共中央也尚未明确指出要“以土为主”地进行科技革命，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以群众路线为支撑的“土办法”还是“占据了上风”。当时的观点是：“土办法是土生土长的，所以它有更大的群众性，是群众路线的办法。重视以土法为主，就能造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群众轰轰烈烈充分发动起来以后，土办法也就愈来愈多，愈显出它的威力。”［3］
二、“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
科技“大跃进”之“以土为主”，为什么会对原子能事业产生所谓的有“威力”的影响？当时“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8］。与世界最先进技术“有直接联系的某些重要科学部门，如原子核物理、空气动力学、电子学、半导体物理学等几乎还是空白，或十分薄弱”［9］。既然是要实现科学技术“跃进”，那么，目标越是尖端高远，就越能体现“跃进”。1958年，主管科学技术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全党抓科学技术工作，实现技术革命》的报告中，从具体的技术层面将技术革命的目标予以微观化。他认为：“我们完全应该而且完全可能做到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掌握原子裂变和热核反应，在各方面利用原子能的最新技术”［4］（p.378）。由此可见，对原子能事业从宏观发展的判断到微观任务的确定，都明确将原子能列为中国技术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
科技“大跃进”兴起之后，为贯彻“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并举”的工业建设基本点，再加上“以土为主”实现技术革命路径的逐步确定，响应毛泽东提出的“三个大搞”（大搞民兵，大搞原子弹、导弹，大搞造船）［10］，1958年下半年，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先后提出了“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的口号，后经中央批准，在全国加以推行。
1958年7月8日，中共中央转批了二机部于6月30日上报的《关于全民办铀矿的报告》。“全民办铀矿”的目的是“使我国的铀矿工业遍地开花，才能急起直追，在短时间内迎头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从而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繁荣，更富强”。［11］出版原子能科普丛书是向普通民众宣传原子能的重要方式。1955年初，新中国原子能事业刚刚创建时，中共中央就对原子能、原子弹的相关知识进行了公开宣传。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宣传方式就是出版原子能科普丛书。这次宣传取得了理想的宣传效果，“使更多的人懂得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要性，造成一个全党全民关心原子能事业的气氛”。［12］借鉴这一成功经验，为更好地推行“全民办铀矿”，一系列有关铀矿的科普丛书迅速出版，如“全民办铀矿小丛书”、“找矿丛书”、“原子能知识小丛书”，等等。这些面向老百姓的科普读物，直接影响了此后“全民办铀矿”的实施。
“全民办铀矿小丛书”涉及范围较广，对原子能和铀矿的关系、如何认识铀矿、如何利用放射性物理探矿法找铀矿、铀矿的精制和冶炼等方面都做了通俗的介绍。
“找矿丛书”是主要介绍铀矿的通俗读物。例如，由美国地质学家普罗克托、海阿特、勃洛克撰写，文裔翻译的《怎样找铀矿》。这一时期，美国在非洲进行经济扩张，包括在非洲大肆开采铀矿，因此中国出版方认为：《怎样找铀矿》在美国出版时，“内容有许多不健康的成分，如以发财致富来鼓励人们去寻铀矿等。象这样的地方以及其他不合我国国情，没有参考价值的部分，均经删去”。删减过的《怎样找铀矿》紧密结合中国现实需求，尤其在第一章“一些动人的事情”中，阐述了科学利用铀矿资源的前景：“如果找到了足够的铀，再加上对它放出能量的速率能够进行很好的控制的话，那么人类就可能已经到达了一个理想的世界。”因此，在这样一种设想之下，“铀的寻找者是有一个战斗而光明的前途的”。［13］接下来，该书主要介绍了各种含铀矿物的性质及鉴定特征、铀矿床的成因及其类型、美国铀矿产地的分布情况、在野外找矿的工作方法，等等。同时，还普及了盖革计数器、闪烁计数器两种找铀矿工具的原理和使用方法。总体来说，该书建立在作者长期野外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叙述通俗，语言简洁，并配有大量地图和图解，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一本很好的铀矿知识普及读物。
“原子能知识小丛书”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编，由科技卫生出版社在1958年底至1959年初相继出版，每本书的篇幅都在20页左右，内容虽简短，但涉及知识面较广，包括铀矿及其勘探、原子能和采矿工业、原子能和生物学、原子能和土建工程、原子能和交通、原子能和纺织工业，等等。例如，在铀矿及勘探方面，不仅介绍了铀矿的种类、特征、生成规律，还介绍了中国铀矿的分布，告诉人们在哪些山区、哪些矿脉中可能会存有铀矿，“我国全面建设，在找石油的钻井中，在煤田的钻井中，在工程的钻井中，在探金属矿的钻井中，都可以找出含铀矿层来，已往未充分利用，真是可惜”，因此，现在“要特别注意去找”。［14］
很显然，这类丛书为人们尽快掌握原子能及铀的相关知识提供了捷径。但是，这类丛书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即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略了掌握一门严谨的科学技术的难度。以梁基著、科学普及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全民办铀矿》为例。该书认为，铀矿选冶事实上很容易掌握，比炼钢要简单千万倍。鉴于此，该书对“全民办铀矿”作了大胆的设想。书中说，如果要建立一个昼夜处理100吨原矿石的小型选矿加工厂，从设计到投入生产大约需要3个月。所用的设备除破碎机、放射性测量选矿机等外，还有一些大木桶或陶瓷缸，总投资也就30多万元。投入生产后，每天约消耗十几吨硫酸或碱、100多立升氨水，经常有100多个职工就可以维持。以原矿石品位为1/1000，回收率为80%计算，每天可出产80公斤铀。全国要办100个这样的小厂，每年可生产2400吨纯金属铀，照此速度发展，用不了几年就可以超过英国。［11］（pp.19~20）在“大跃进”的氛围下，仅仅靠这样简单的口号宣传和图书介绍，很快就将“全民办铀矿”推开了。
“大家办原子能科学”的口号，是在1958年9月苏联援建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生产时提出的。1958年9月27日，陈毅、聂荣臻、林伯渠、张闻天等，以及国家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解放军首长以及首都科学技术界人士、原子能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等近两千人参加了移交典礼。专程从苏联赶来的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副局长叶夫列莫夫教授，苏联科学院阿里哈诺夫院士、维诺格拉多夫院士以及帮助中国建造原子堆和加速器的苏联专家也参加了典礼。作为国家验收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在典礼上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实验性原子堆和回旋加速器的建成和移交，正是适应了工农业“大跃进”的要求，“我们的方针是大家办原子能科学，我们还要建立更多的原子堆和加速器”［15］。典礼仪式后，由陈毅为原子堆和加速器剪彩，大家分批进行了参观，部分来宾还观看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纪录影片《向原子能时代跃进》。
9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家来办原子能科学》。文章指出：对研究和利用原子能来说，当前的形势和条件都很好。因此，原子能科学能否比较迅速地发展，主要看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有两种方针：一种是只请少数权威专家搞尖端，“如果采取这个方针，可以肯定，局面一定是冷冷清清的，若干年内原子能科学纵有发展，其速度也必然很慢。还有另外一种方针，这就是大家来办原子能科学。采取这个方针，原子能科学事业就能很快发展……大跃进以来许多事实证明：科学技术的高峰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只要我们下定决心，专家、青年科学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和广大群众一齐发动，大家来办原子能科学，原子能科学就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同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另外一篇文章《把红旗插上尖端技术的尖端——全国工业展览会原子能馆介绍》也写道：“像原子能这样的最尖端的科学技术，也不是高深莫测的，它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可以走群众路线，可以遍地开花，可以贯彻多快好省的方针”。
可以看到，“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实际就是要采取“洋办法”、“土办法”相结合的方针，利用群众中蕴藏的科学力量来进行原子能科学的研究和利用，将原子能推广为全民共同的事业。
关于群众中蕴藏的科学力量，《人民日报》做了诸多报道。例如，原子能金工厂工人创造的钳工万能机床；上海达丰第一棉纺织厂工人和技术人员合作，在党委书记直接领导下制造出来的能在10分钟内使原棉直接变成纺织品的联合纺织机；一个没有念完初中的青年自己摸索钻研出来防、除白蚁的方法和白蚁生态学说；农业社的青年技术员试验成功的水稻、高粱远缘杂交和水稻、玉米嫁接；等等。［16］事实上，以上事例在宣传之前，有些并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考证，有些甚至明显不符合事实。但是，在科技“大跃进”之“以土为主”的氛围下，群众创造科研成果的案例却在精神层面具有更大的激励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原子能事业的发展进程。
鉴于中国原子能技术的发展基础以及科技“大跃进”激发的群众热情，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1958年9月27日有关苏联援建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移交典礼上说：“1956年制定的发展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包括原子能的研究在内，能够提前五年至七年基本上完成。”［15］这一预期使得“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的口号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各省、市、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对铀矿开采、原子能科学研究的重视和响应，很快，许多城市、学校、科学研究机构都参与到发展原子能事业中来。
三、对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助推
科技“大跃进”期间，“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向人民群众进行原子能宣传教育的又一波浪潮。通过这次宣传进一步奠定了原子能事业的群众基础，原子能的神秘感被进一步消除，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投身于核工业建设和原子弹研制当中。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群众对“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的积极响应，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中国核科学技术研究、核工业建设和原子弹研制的进程。再加上专业核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既取得了实质性的物质成果，还获得了一定的技术进步。
通过“全民办铀矿”获得了土法炼铀的重要经验。铀矿石从矿山中开采出来后，在进行下一步的精炼之前，需要在开采现场进行粗炼，获得八氧化三铀含量为60%~80%的中间产品重铀酸铵，俗称“黄饼”。1958年，正规的铀矿和处理矿石的工厂都还未建成，在这种情况下，为应对研究单位急需两吨二氧化铀做实验的棘手问题，土法炼铀应运而生。这片“试验田”就是中国第一块有价值铀矿石发现地——广东省翁源县下庄的“希望”矿床。由时任地质部第三局副局长的佟城亲自到下庄组织土法炼铀工作，他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炼铀的设施。当然，这些厂房、设施和设备非常简陋。厂房用树皮、茅草和竹子搭建而成，里面并排竖立着几个装有硝酸、硫酸的大木桶，即为炼铀设备。就是利用这样的简易设备，下庄的工人们率先摸索出一套土法炼铀工艺流程：首先，将碎矿石倒入木桶中浸泡，浸溶一段时间后，让浸液从第一个木桶依次流入第二个木桶、第三个木桶……最后流入置于地下的容器中，再将地下容器中的溶液倒回第一个木桶中，进行下一轮循环。如此反复浸泡沉淀之后，就像磨豆腐一样，将几十个布袋悬空吊在另一个工棚内，用做豆腐的麻布包对溶液进行过滤，并将剩下的溶质置于铁窝中慢慢烤干，就可以得到八氧化三铀含量为20%~50%的“黄饼”。1958年8月，下庄成功炼出了第一批“黄饼”。
1958年底，二机部和地质部第三局在下庄主持召开“全民办铀矿”现场会，推广土法炼铀经验。随后，其他地方也通过类似程序获得了“黄饼”。在科技“大跃进”期间，通过土法冶炼，全国共获得“黄饼”150余吨。在此后苏联毁约、中国铀矿山和铀水冶厂尚未建成之时，通过土法炼铀获得的重铀酸铵，为核科学研究以及初期的核燃料工业建设提供了原料。实际上，这150多吨“黄饼”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重要原材料。因此，1995年8月16日，朱光亚在地矿部科学技术大会开幕式上就曾指出：“1964年10月实现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其中就有全民办铀矿作出的宝贵贡献”［17］。
“大家办原子能科学”则为原子能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创造了生长空间并提供了助力。一方面，专业核研究单位数量增多，原子能事业不再依赖于少数几个科研单位。许多省、市、自治区建立起有关原子能的研究机构，许多大学和学院也设置了专门培养原子能科学技术干部的科系或专业。［18］这些科学研究单位有计划地进行了核科学的研究工作，为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生长空间。另一方面，有关部门积极参与，使得原子能事业不再局限于专门的科研单位。很多部门相继建立了与原子能技术有关的机构，协作配合原子弹研制的攻关工作，为原子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多方位的助力途径。
据《人民日报》1958年11月2日报道，“大家办原子能科学”还取得了诸多互赢的科技成果。例如，“进行原子能科学研究必需的加速器，近二、三个月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校，在苏联专家和有关单位的支持和帮助下，先后设计安装成了十多架”。反应堆方面，“南开大学物理系师生设计和安装成了‘南开一号’原子反应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等系师生完成了一座原子反应堆的设计并作出了施工模型”。［19］再比如，1958年9月中旬，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和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及有关工厂合作成立中国科学院武汉原子能研究所。该所建成之后，本着边建边干的方针，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于9月底制成了一台电子静电加速器。随后，电子静电加速器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和医药卫生等领域。在工业领域，电子静电加速器被用于重型铸件探伤，其鉴别率大大超过了低能X射线和超声波等探伤设备；在农业领域，电子静电加速器加速了农作物的成长，提高了农作物的品种质量；在医疗领域，电子静电加速器开始被用于治疗癌症。
“大家办原子能科学”还推动了其他学科的发展，尤其促进了放射性同位素的应用和发展。截止到1958年10月21日，中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已经生产出33种放射性同位素，包括钴60、钠24、磷32、钙45，等等。以放射性钴60为例，其用途广泛，在医学上可用于医治癌症，在工业上可用于探测金属内部伤痕，在农业上可用来照射农产品，使之延迟发芽和防止腐坏，以利贮存。再比如放射性磷32，可以作为示踪原子，用来研究植物如何吸收营养等复杂问题。在同位素的应用方面，地质、机械、化学、生物、医学、农业等部门都逐渐开始利用放射性同位素。到1959年底，有148个机构应用了同位素。军事医学科学院、协和医学院、农业科学院、原子能所还举办了同位素应用训练班，培养了一批从事同位素与辐射技术工作的专业人才。
四、对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影响
综上，科技“大跃进”期间，将“土办法”运用到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当中，推行“全民办铀矿”和“大家办原子能科学”，号召各行各业、各个层次的人们共同钻研原子能，的确在某些方面助推了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科技“大跃进”对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全民办铀矿”的号召下，全国各有关地区的铀矿勘探工作进展异常迅速。当时，江西、湖南、云南、贵州等20余个省区的数万农民被动员起来，许多县甚至人民公社都组建了地质队，由专业地质队向农民提供找矿用的闪烁计数器和盖革计数器，而农民在掌握了一些简单的铀矿勘探方法之后，便开始了找矿工作。随之而来的是全民采矿工作兴起，数万接受了短期矿物采掘和矿物处理训练的农民矿工参与到铀矿的开采工作中。
关于“大家办原子能科学”，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任务，起初要求一个省建一座反应堆和一台加速器，后又改成每个大区搞“一堆一器”，最终也没有办到。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在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曾说：“那个时候我们心急，有些想法和做法不切合实际，曾经提出过如果苏联的样品交得早，原子弹1962年就可以爆炸”［20］。
事实证明，这些想法不仅难以实现，而且还给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带来了指标过高、要求过急、布点过多、战线过长、损失加大、浪费增多等负面影响。
例如，当数以万计的农民加入到“全民办铀矿”的队伍中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非但没有取得大的成果，反而破坏了湖南、广东、辽宁等省的近地表层铀矿石。同时，这些由生产队办的矿点，因设备简陋、工艺落后，违背了科学精神，不仅浪费了资源，还因缺乏环境保护措施而污染了环境。
再比如，农民加工“黄饼”的“土办法”，其制造工艺流程就不符合高精尖技术所必需的严格要求。在湖南省郴州金银寨矿区，矿工们用铁锤砸碎放在石臼中的矿石，然后用筛子筛除粉末，接着加酸浸出，滤斗过滤，电炉烤干，十来个人要足足干半个月，才能从几十吨矿石中炼出200克铀来。在云南省云沧铀矿，一个副专员亲自主持铀矿的开采与冶炼，主要的操作流程基本相同，即先用镐将铀矿石刨出，然后用碾粮食的碾子将铀矿石碾碎，再通过强酸浸泡、麻布袋子过滤、铁窝煎熬等环节，将铀矿石制成“黄饼”。用“土办法”制成的“黄饼”成色各异，有黄色、黑色、灰色，还有暗红色，而且这些“黄饼”就像普通食品一样，被农民拿到市场上，等待矿冶局收购。在土法炼铀的过程中，国家还在经济上采取了倾斜政策，尽管有些“黄饼”中的八氧化三铀含量仅有百分之十几、二十几，但国家定出的价格却超过了黄金，达到每吨20多万元。
从1958年到1960年，“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推行了3年左右，实际真正的热潮持续了一年多就慢慢降温了。此后，这两个口号带来的问题引起党和国家的重视，并逐步得到纠正。
五、结 语
按照常理，作为当时世界较为前沿的科学技术，原子能的发展必然离不开严谨的科学和尖端的技术。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原子能事业却在实践中引进了群众发明的“土办法”，并且是全民参与原子能事业的发展。究其原因，并非因为“土办法”是多么有效的发明创造，也并不意味着普通百姓在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多么大的主体作用，而是因为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恰逢中苏关系的嬗变以及“大跃进”运动的发生，可以说，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助力了“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的提出和推行。
一方面，从外部因素看，在“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口号提出和实施的3年中，中国原子能事业经历了从苏联故意拖延履行核协定到最终完全毁约、停止援助的过程。按照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的要求，苏联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但1958年，苏联却一再拖延履行这一协定。也是在这一年，中国提出了“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的口号，这无疑符合中国原子能事业“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战略方针，因此，两个口号一经提出便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随后，1959年6月，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表示苏联将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而此时，中国已经在“全民办铀矿”的过程中获得了土法炼铀的经验，“大家办原子能科学”也取得了一些技术成果。1960年7月，苏联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促成了中国完全自行研制原子弹的历史性转折。由此可见，1958~1960年间，“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的提出和实施，实际上显示了中国人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制出“争气弹”的决心和信心。
另一方面，从内部因素看，“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是在“大跃进”背景下提出的，必然会受到科技“大跃进”的影响。相对于外部因素，这一影响是主要的。早在1958年1月，毛泽东在强调要进行技术革命时就明确指出：技术革命“当然是经济与政治、技术与政治的统一，年年如此。思想、政治是统帅，是君，技术是士兵，是臣，思想政治又是技术的保证。”［1］（p.21）这样，“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自然能够被顺利地推行。此外，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科技“大跃进”突出“以土为主”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多、快、好、省”。在原子能领域，只有少数科研工作者和技术人员用常规钻研科学的方式突破尖端科技，显然难以达到原子能事业“遍地开花”的目的，而且也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才能实现突破，这就很难满足“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的要求，再加之掌握原子能又是一项耗资巨大、所需设备精良而复杂的大规模系统工程，显然，按照常规路径发展也不符合“省”的标准。因此，两个口号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各省、市、自治区及各行各业人们的支持，并得到了较大范围的推行。
［ 参 引 文 献 ］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页。
［2］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56年1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人民日报》1956年1月30日。
［3］《上海的技术革命群众运动 曹荻秋代表的发言》，《人民日报》1960年4月9日。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312页。
［5］周立万：《以磅礴的气概扫荡陈规破除迷信 向世界科学最高水平挺进 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各研究单位举行跃进大会》，《人民日报》1958年6月8日。
［6］马保发：《技术革命的大风暴》，《群众》1960年第9期。
［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8］《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38页。
［10］《张爱萍军事文选》，长征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页。
［11］梁基：《全民办铀矿》，科学普及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
［12］钱三强：《新中国原子核科学技术事业的领导者》，《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01页。
［13］〔美〕普罗克托、海阿特、勃洛克等著，文裔译：《怎样找铀矿》，地质出版社1958年版，第2、7、8页。
［14］苗迪青编写：《铀矿及其探查》，科技卫生出版社1958年版，第20、17页。
［15］《党的领导的胜利 中苏友谊的结晶 原子堆和加速器移交生产》，《人民日报》1958年9月28日。
［16］《祖国科学事业以划时代的速度前进 先进的科学文化强国指日可待》，《人民日报》1958年9月26日。
［17］《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在地矿部科学技术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六日）》，《电子科技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18］钱三强：《我国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正在大踏步迈进》，《人民日报》1959年10月11日。
［19］《立志攀登光辉的科学顶峰 大中学校师生向尖端科学挺进》，《人民日报》1958年11月2日。
［20］《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
［责任编辑：杨文利］
［作者简介］聂文婷，历史学博士，讲师，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100091。
*本文为中共中央党校2014年度青年项目“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与‘两弹一星’精神研究”（DXQN-M2014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