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应对核威胁、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对苏联对华核技术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过程　等问题的论述颇丰，毋庸赘述。本文依据公开出版物及中国外交部新近解密档案，从中国领导人的哲学观念、民族诉求分析其核武器战略思想中的“变”与“不变”，探讨“积极防御”战略背后对核武器政治意义的思考，反思核武器对中国60年代后半期外交与改革开放的不同　影响和中国由追逐“蘑菇云”的“革命国家”发展为积极参与防止核扩散的负责任大国的历史过程，并探讨新中国60年来核武器发展的意义。
　　一、从藐视“纸老虎”到追逐“蘑菇云”
　　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原子弹。13日，针对党内可能　产生的对原子弹的畏惧以及对战后美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悲观情绪，毛泽东指出原子弹不　能解决战争，“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1］早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就否定了“唯武器论”。他强调:“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　要人去掌握的。”［2］所以，战争的胜负不仅仅取决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等条件，还在于“自觉的能动性”［2］（p.305），对人主观能动性的强调，成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理论基础。批判“唯武器论”、强调人民战争和重视人的力量，是理解毛泽东提出　“原子弹是纸老虎”这一著名论断的基础。毛泽东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　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1］（pp.386～387）除了哲学思想上的渊源，这种对原子弹的藐视姿态也是1945年内战前夕中国领导人的现实需要。抗战结束后，“蒋介石想把我们吞掉”的内战阴云一直笼　罩在中共领导人心头。尽管中共有一百万左右的军队、许多根据地和占全国1/5的人口，但都很分散，也没有外部援助;而蒋介石有四百多万军队和美国的外援。 ［3］ 面对如此局面，部分干　部还有恐美心理，怕原子弹，怕第三次世界大战，怕国民党失败后美国直接出兵［4］也对毛泽　东所讲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产生怀疑，认为如果美国出兵，我们非败不可。 ［5］
　　针对军队内部漫布的悲观和恐惧情绪，“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宣传路线成为鼓舞士气、激扬斗志的战略手段。陈毅号召要增强胜利的信心，因为“美国的原子弹只能吓唬神经衰弱的人，没有一种武器没有御防方法”。 ［6］周恩来指出:“我们要看世界大势，要分析，不要一提　到美国就给吓住了。美国不可能用原子弹来对付农民战争。”［7］对原子弹的战略“藐视”帮助　中国领导人在解放战争期间振奋了军心、鼓舞了士气。
　　毛泽东对“唯武器论”的批评、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强调，以及对人民战争的依靠，长远地影响了中国领导人，成为他们对于核武器观念的思想基础。1962年周恩来接见以武元甲为首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代表团，谈及武器问题时说:“从整个世界来看，帝国主义的　武器占优势;但使用武器的是人，人是主要因素……指导人与武器的是战略思想……正确的观点是以人为主，以武器为辅，人是战争的最后决定因素。如果以武器为主，这是错误的。” ［8］
　　既然原子弹是“纸老虎”，那么中国为何还要去造呢?
　  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毛泽东在重申“纸老虎”论的同时也提出，在战略上我们要藐　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　误。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9］ 正如毛泽东回忆1950年初访问莫斯科期间观看苏联原子弹试验纪录片的感受时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10］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结束，中国领导人逐渐加强了对核武器的重视。
　　朝鲜战争中，在狭长的地带上，美军动用了除原子弹外几乎全部近代化的武装，包括最新式的飞机、大炮、坦克乃至细菌武器。 ［8］（p.297）此外，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了以核武器为依托的　“大规模报复”政策和核威胁。 ［11］尽管这并没有吓倒中国领导人，然而来自朝鲜战场的情报却　使中国军队领导人不得不准备应对美国可能会进行的战术性质原子武器的试验。　 ［12］　 朝鲜战争的　经历使新中国领导人对发展核武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深感中国迫切需要实　现国防科技现代化和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11］（p.9）正如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写道:“‘居安思危，有备无患'这是一句古训。朝鲜战争停战以后，经常引起我们不安的是，在军　事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我们当时的敌人。如何逐步改变这种状况，这是我们经常思考的问题。” ［13］
　　新中国落后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始终牵动着毛泽东的心绪。1954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工业、农业、文化、军事都不行。帝国主义估量　你只有那么一点东西，就来欺负我们。他们说‘你有几颗原子弹?'”　 ［9］（p.359） 针对朝鲜战场上国防设备的落后，毛泽东号召一定要建设强大的陆军、海军、空军，制造自己的飞机、坦克、大　炮、拖拉机。　 ［9］（pp.359～360）
　　1954年严峻的周边环境为中国发展核武器提供了契机。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苏联决定通过向中国派遣军事专家、提供火炮、枪支及其他武器以加强苏联自身的安全。［11］（p.26）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率团参加中国国庆五周年庆典，在中苏两国政府进行高级会谈时，中方提出原子能事业援助的问题。同月，毛泽东还得知在广西省富钟县发现了铀矿。 ［14］苏联的援助和铀矿的发现给了毛泽东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极大信心和鼓励。1955年1月15日，正当人民解放军对大陈岛、一江山岛及附近海域国民党军队进行轰击之时，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钱三强等科学家关于原子能的汇报，做出了创建原子能事业的战　略决策。 ［15］1月17日，苏联部长会议发表声明，宣布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等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帮助。 ［16］从此，中国踏上了追赶“蘑菇云”之旅。
　　加强人民群众对核武器的重视以及调整国家建设计划以统筹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资源，是中国发展原子弹进程中的重要问题。1955年1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上，正式宣布苏联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声明。周恩来首先指出在原子时代，原子能不论　用于和平或者用于战争，都必须懂得才行。他指出:“原子武器的力量到底怎么样?有许多人　不清楚。因此，在世界上就产生了两种态度:一种是漠视，一种是恐怖。我们中国人民，觉得　原子弹没有什么了不起，是藐视的。漠视不对”。他提出要对人民进行教育，一方面要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另一方面我们要掌握原子能。 ［8］（pp.357～359）
　  核武器和原子能的教育首先在军队中展开。叶剑英在各种会议上讲述核武器的威力、战备等问题，反复强调军队应该在原子时代的条件下训练，要求全军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加强训练。［17］对人民的核武器和核能教育涉及各个领域。1956年3月，在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　会议期间，刘少奇对作协负责人谈及作家的修养问题时提出，原子能时代中国的作家如果要成　为一个好的专业作家，应当懂得包括原子弹在内的自然科学等知识。 ［18］
　　制造原子弹的最大困难在于资金和技术的短缺。面对有限的资源，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　通过精简机构、减少军政费用，要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优先发展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等尖端国防技术。［19］
　　1956年9月，中共八大确定了把　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经济建设方针，要求在三个五年计划　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能够制造包括像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在内　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的工业体系。　 ［20］　 由此，发展原子弹、导弹成为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