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面临了诸多突出挑战。中国提出构筑“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但却受到美国以实力为后盾的军事压力；国际金融危机将中国推到国际舞台中心，要求中国对世界经济复苏承担更多的责任，使中国外交承受经济压力增大；朝鲜半岛南北方关系紧张加剧，中国提出六方外长紧急磋商建议，却遭到有关方的婉拒和军演挑战；中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化解东海大陆架划分争端，日本却通过新《防卫计划大纲》调整将矛头对准中国，钓鱼岛归属争端似在加剧；东盟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深入发展，但东盟某些国家又希望美国重返东南亚以平衡中国；美国三支航母编队部署东亚等。而这些挑战背后，原因何在呢？恐怕这需要从国际机制、权力政治、观念的角度去分析。

　　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机制发生量变

　　从国际机制的角度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金融机制发生变化。代表“南北”国家的20国共商宏观经济政策，表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再是当前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由于2009年战后世界经济第一次负增长，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为-3.4%，国际社会不得不正视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已无法适应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不能小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日益重要的角色扮演。2009年匹兹堡金融峰会上，20国领导人就改革国际金融货币机制达成协议，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份额。2010年4月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年会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以及增加世行资本金的改革方案最终得以通过。会议决定将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的投票权提高3.13个百分点，达到47.19%。自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已向发展中国家共转移了4.59个百分点的投票权。中国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行第三大股东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份额和投票权改革方案，中国的投票权将增加至3.807%，比现在3.65％的份额稍高，但低于匹兹堡峰会上作出的政治承诺。

　　由于美国在当今国际金融机制的主导地位和美元的中心地位，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及其国家干预政策使美国经济在2009年第四季度就走出低谷，2009年全年美国经济增长超过3%。美国经济影响力虽然不比以往，但它仍是全球最大的消费需求来源目前，美国正利用美元中心地位，通过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转移本国的金融危机。即在力压人民币升值未果之后，美国通过印钞机制扩大美元的投放量，迫使其他国家调整汇率。不可否认，国际经济机制发生了某种改变，但这种改变只是一种量变，还没有发生本质改变。

　　“一超多强”与东西方观念冲突依旧

　　从世界权力结构看，冷战后的政治形势看似大国关系总体缓和，但大国之间单极世界和多极世界的战略分歧并没有解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没有因为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而解体，反而经过三轮扩大，成员国变为现在的28个。同时，亚洲的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都得以保存和加强。而上海合作组织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东亚军事结盟的权力结构。中日韩的对话合作机制则偏重于经济领域，也未能缓解美国构筑的军事同盟对中国的防范意图。近期美国和日本对其兵力部署在亚洲作出了新的调整，明显意在中国。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2010年东盟峰会上宣布，美国在南海有利益，这暴露出美国利用南海岛礁争端，挑拨离间，从南面围堵中国的战略企图。新世纪的头十年，美国的军事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虽然深陷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泥潭，但美国争霸全球的战略目标没有改变。奥巴马政府对布什政府政策的改变，国内政策大于对外政策，对外战略改变是策略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美国所谓的“巧实力”，不外乎是利用外部矛盾，自己从中渔利。在世界力量对比的结构中，美国依然保持着“一超”的地位，世界仍维持“一超多强”的基本态势。

　　还有，就是观念的冲突。在国际关系中，虽然经济因素的地位上升，但主权国家的利益与权力之争仍是国际合作中不变的主题。中国强调和平发展道路，而西方解读的是“崛起”，并且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崛起”，必然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对原有的霸权国家构成挑战和威胁。西方的传统惯性思维仍把新兴市场地位上升看做对它们经济权力的挑战。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立的惯性思维虽然在冷战后发生弱化，但对国家关系中安全互信还有负作用。追求霸权领导地位和传统军事结盟与博弈观念，干扰着经济快速发展的亚洲热点问题的解决，困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虽然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资本、资源、劳动力和市场的配置变化，“合作共赢”观念在发展，但西方从骨子里还不想从根本上改变不合理、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西方欲借中国的外汇储备，为高福利经济模式的过度消费买单，但又不情愿改变西方主导的经济机制。

　　中国外交须“三管齐下”

　　 挑战在前、原因亦现，那么，中国应如何应对呢？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也是本文的要旨所在。具体而言，中国需从自身定位、提升能力和争夺话语权等三方面着手应对。

　　首先，中国应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在此定位之下，中国当前的和平发展外交战略无疑是正确的，但此前所谓“和平崛起”在西方媒体中引起的负面解读，值得重视。中国经济实力日渐强大已是不争事实，但在对外宣传中更应强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在世界第100位之后的事实，正确认识GDP的内涵。同时，我们要大力宣传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实事求是地介绍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让外界全面了解中国情况、化解对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质疑。

　　其次，在权力格局中，中国应该提高自身自卫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不会自动转化为军事实力的提升。只有具备一定军事威慑力，中国的声音和话语才会在国际社会更受到重视，才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及国家的最终统一，才更有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争端的和平解决。俄罗斯的普里马科夫针对美国“一超”独霸的现实，提出俄中印结盟的战略思想。但我们不能走军事结盟的历史老路。两次世界大战前和冷战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因为结盟政治和集团政治只能将国际社会引向对抗，甚至是战争的深渊。

　　 再次，在国际话语权的斗争中，中国应强调要以国际道义和事务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在国际事务中立场的价值取向。中国与所有国家都发展合作关系，既与世界主要大国和国家集团搞好关系，也重视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全面关系的深人发展，这是中国外交本质决定的。坚持倡导不以权力政治和军事结盟的思维处理国际热点，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处理国际关系，才会有助于国际社会朝着和谐、理性、健康的方向发展。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